一九九五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找来十四名当前的顶尖作家，再次票选推理小说一百五十年来最好的男女作家、男女侦探、谋杀城市、凶器和藏尸地点等项目，结果我们所熟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在男侦探一项屈居第二，创造他的柯南·道尔更在男作家一项摔到第三——第一名会是何方神圣呢？
答案应该说是双料冠军；此人是雷蒙德·钱德勒，他和他笔下的高贵私家探子菲利普·马洛包办这两个第一。
这种结果，对推理类型方兴未艾的台湾读者可能颇惊讶，但对沉浸于推理小说一世纪半的欧美倒不会是什么意外，比方说意大利的大导演费里尼便是其一。在一次正式访问中，被问到喜欢什么，费里尼的典型华丽答案是：“……九月……奶油杏仁冰淇淋……自行车上的漂亮臀部……火车和火车上的便当……空无一人的教堂……以及雷蒙德·钱德勒。”
这里，我们有感而发的是马洛。
近些年来，住台湾的人似乎不得不追问自己一个颇不舒服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确定了自己是活在一个末世之中，这怎么办？
每个人也许都有他无奈程度不等的应对之道。比方说，更多的宗教和宽恕，更多的律法和报复，更多的犬儒和讥诮，更多的虚无和沉默，更多的逃避和移民云云。这里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绝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发现自己身陷如此处境的倒霉之人，某种程度而言，人类对如斯处境还堪称经验丰富，不信，我们可以去问问孔子庄子，问斯多葛学派，问狄更斯或托尔斯泰，问福克纳或钱德勒……
知道有别人和我们一样惨，甚至更惨，并无意借此得到麻醉剂好高枕放心大睡，而是说，我们可以当重新学习的开始，这样的认知，让我们多了学习的动力，学习的对象，和学习时的感同身受，历历在目。
菲利普·马洛是谁？
马洛是钱德勒笔下“从一而终”型的私家侦探，活在一九三四至五八年的犯罪世界之中，于洛杉矶开一家没女秘书的一人侦探社，是一天才值二十五美元的廉价骑士，未婚，如当代美国推理名家格拉芙顿所说的“抽太多烟喝太多酒”，不介意挨揍，状况需要也不介意出手打人，但善良、正直、敏感且高贵无匹——好，对台湾的政客和董氏基金会，学习的第一课来了，人贫穷、抽烟或喝酒不见得就不高贵，伪善、不义且胡言乱语才是，卓别林默片中的流浪汉如此，山田洋次“男人真命苦”系列电影里的车寅次郎如此，马洛亦如此。
而马洛同时也是推理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人物，是冷硬派私探的先驱者。
说到这里，我们便不能不提一下所谓的“美国革命”——美国革命是推理小说在美国的一次大转向，时间大致从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开始，他们厌倦了传统古典推理那种“一具尸体、一点蛛丝马迹、人人看起来像凶手”的纯逻辑游戏，宣称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罪犯和谋杀根本不是这样子。他们要清理掉炉火边安乐椅上动口不动手的矫饰贵族气息，让推理小说走到太阳底下的残酷大街来。
这些带种的作家起步于廉价的《黑面具》杂志，却成功在大西洋这一岸耸立起侦探小说的另一高峰，和推理原乡的老英国岸然相望——其中，立于峰顶至今无人能超越的两大宗师，一位是稍早的达许·汉密特，另一位便是雷蒙德·钱德勒。
问题是，好端端的为什么汉密特和钱德勒等人要忽然激动起来，握笔如刀要进行如此暴烈的推理小说革命行动呢？
很大一部分答案不在推理世界里，而是跟外在大环境有关。
香港的名家梁浓刚曾锐利地指出，钱德勒的小说总在一开始就明白揭示出，最好的时代已然过去，最好的美国已然过去，最好的价值已碎裂片片，散落在大街暗巷偶尔闪着寂寞的寒光，最好的人亦已碎裂片片，艰辛活下来的人皆已不再完整，皆已畸零了；岛内的名家詹宏志更进一步指出，不止钱德勒的作品如此，事实上，这正是美国犯罪小说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是半世纪来美国犯罪小说的哲学基础。
换句话说，这是一组试图在末世之中反复思索，不打算简单逃进书房的动人小说。
怎样的末世呢？我们知道，若时间从二十世纪二〇年代算起，意思是人类才刚刚被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杀戮吓醒，在短暂的复苏和疯狂之后，马上像坐云霄飞车般冲向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崩溃，跟着又上演莫名死去八千五百万人的二次大战——其间，所有安稳的、你深信不疑的东西全没了，人类过往对万事万物的基本理解和信念无不回过头来狰狞地嘲讽你，人类得在怵目的文明废墟中痛苦思索并重新定义：人到底是什么？生命到底是什么？家庭社会国家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末世的年代（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五〇年），正正好也是美小学说的史诗时期，是美国文学史空前绝后的高峰，贡献给这个世界四个伟大的名字，除了钱德勒和汉密特，还有福克纳和海明威——他们处于同样的剧变年代，同样感受人类的狼狈处境，也同样写出一部又一部格局壮阔且姿态强悍的小说来回应，差别之处在于，后两者去拿了诺贝尔奖，前两者流浪于谋杀大街罢了。
福克纳在他著名的诺贝尔奖致谢辞中说：“我深信人不仅仅只是能忍耐，他也将得胜，人的不朽，不只因为他是万物中惟一具有永不耗竭的声音者，而是因为他有灵魂——使人能同情、能牺牲、能忍耐的灵魂。”
有意思的是，我们读福克纳深沉阴郁到近乎绝望的一部部小说，在其间并不那么容易找到如此光亮勇敢的声音，这段话，倒像是为菲利普·马洛量身定制的，是钱德勒创造这个人物的最准确注脚。
钱德勒在他七大长篇中专注地使用马洛，当然是故意的——他不是想写一个可供读者有情感固定投射对象的迷人侦探而已，他是下定决心要打造出一个典型，如米开朗琪罗雕塑大卫像。
钱德勒从来不是逃离现实的天真之人，他不会不晓得社会进展的迟缓和人事的匆匆往往不成比例，世界要返正，信念和价值要重建，通常无不需要漫漫长日，正因为这样，身陷其间的人才容易绝望，而且往往愈当真、愈持续思考的人愈容易绝望。
这里，没有什么特效药型的方便救赎，没有易拉罐式的心灵改革，更没有呼之即来的弥赛亚。
钱德勒本人在一篇论述文章《谋杀巧艺》中，明白揭示了这个心志：他所能提供给这个茫茫世界的救赎，只是出点力气重建一个人，一个“英雄”，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必定是最好的男人；而对任何一个世界来说，他也会是个够好的男人”。
然后呢？然后我们能拿菲利普·马洛做什么？钱德勒不再明白说下去，我个人的看法是，钱德勒没希冀他来感动世界，追回逝去的美好流光，毋宁是急速冰冻般地把不绝于世的一丝价值留存住，让我们不至于一无所有。
《圣经》所记叙的四十天大洪水之后，鸽子衔回了第一片橄榄叶，方舟上的诺亚老爷当然不能拿这片叶子来重建大洪水之后的荒芜世界，但这却是个讯息，甚至一个保证，告诉我们事情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
也许就是这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