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麦唐诺曾讲过，hard-boiled，亦即所谓的美式冷硬派小说的命名这个词，其实是个错误的称谓——我个人的看法，但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罗斯·麦唐诺正是汉密特和钱德勒之后的首选人物，是真正接掌冷硬派的衣钵之人，而恰恰因为这样，他才应该、而且一定会讲出这句话来。
这里，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命名这事。
命名，是一件人们愈想愈事关重大、也愈想愈危险的事，到得今天，它已是当代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题目，而且不复是个安详的、好整以暇的可以地老天荒慢慢想下去的题目，因为比方说命名所含蕴的权力性问题，便够让这个安静了几千年的老话题忽然呼吸急促起来，像一只全身毛发竖直起来、惊恐的猫。于是，人类最早的命名者，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那个上帝把鸟兽虫鱼万物都摊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亚当，不再是个不穿衣服、天真未凿而且天起凉风就吓个半死的可怜裸虫而已了，他因此摇身成了穿着国王新衣的王，通过命名，手握着普天的权柄云云。
我们先把问题弄小一点，弄到一般人的经验世界来。我们每个人都被命了名，或者因为不幸当了父母或爷爷奶奶还帮人命过名，只是想想，面对着这样才本能的只会哭和吃、世界如同他眼睛般什么也没有的小儿幼兽，你如果龟毛一些、神经质一些该怎么办？你当然没那能耐预言他的未来，泅泳入根本就还没发生、在你眼前奔流而去的时间大河中让一切一切水落石出，准确是绝无可能的，你能做的只能是期盼和祝福——多年以后，叫美丽的结果长来抱歉，叫聪明的关补习班里重考两年，叫信义的因为诈欺或假发票报账入狱服刑，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新闻或听到这样的街语巷谈连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们内心里其实知道，命名抵抗不了时间，遑论宰制，它的意志总是落空或甚至被时间大神嘲笑，但它其实可以作为某种容器来装填内容。时间不仁，惟通常眷顾谦逊的人。
我个人不确知hard-boiled命名的确实时间，只大致知道还早于汉密特和钱德勒小说。它的意思，依最早的牛津辞典说是“hardened”“callous”“hard-headed”“shrewd”“of measures，practical”这一串，但我们何妨来想像一下，当这组小说犹是襁褓中的婴儿时（事实上是个残暴、狰狞、膻色腥、而且动枪动拳头的婴儿），人们如何向着茫茫未来为它命名？那一刻触动人，焉然浮上人脑子的那个活生生的具体图像可能会是什么？
说真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hard-boiled最原始、最不修饰的第一感意象，还保留着具体实物，比意图进一步诠释它的每一个抽象词汇有感觉多了——boil是烹煮，hard-boiled便是烧久了煮老了，因而血水肉汁已流干，形成硬块，裹一层厚皮，带着焦味而且谁也咬它不动云云，这样子来说某一组小说，或其中某些角色人物的造型、行为及其心性思想，很传神不是吗？正因为如此，冷硬派的那两句顺口溜格言：“要做汉堡，怎么能不掉点肉屑？”便不可以入境随俗舒服地中译为“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意思完全对，但气氛完全不对，吃肉的改成吃素的，行业也就从黑街玩命忽然大彻大悟成为吃斋念佛了。
街头大学毕业的达许·汉密特没费心多想hard-boiled对不对的问题，但其实他把这组小说书写顺势拉高了好几个档次。因为汉密特小说，这个带着粗皮硬壳、还洒着血水和肉屑的词偷偷地扩张了它的隐喻，丰硕了它的意指，它不再限于特殊时刻那两道特殊黑街、也不再只黏附在出拳挨拳、开枪挨枪这么简单的动作上。尽管汉密特笔下，不管山姆·史贝德或大陆侦探社无名探员，依然是特异性格且特立独行之人，也不多说多想，但整个小说的视野巧妙地打开来，从死角般的黑街延伸成一整个残酷世界，所有活着的人置身其中，这个词于是有了普遍性、有了哲学深度，隐隐约约召唤着、描述着、乃至于指控着一个任何人无法遁逃无法回避、只能硬起来和它周旋的巨大不仁世界。
到了有好好念过几年书、有正当职业正常家庭、而且成熟年岁才转身投入这组小说书写的雷蒙德·钱德勒，他的高度自觉性，又赋予了这个词的自觉面向及其理想性。这个据说因为某一个旅途晚上临睡前跟自己老婆呛声“我可以写得比这劳什子（指手上的廉价冷硬小说）好多了”遂戏剧性连夜不寐开笔的hard-boiled小说一代巨匠，本来就来者不善，准备要动刀兵的，面对着汉密特所揭示、也是他同样相信的确如此的残酷世界，钱德勒雕塑家般一刀一斧打造菲利普·马洛这个名为落泊私探实是侠义骑士的硬汉子，这个他自己口中一个末世里高贵的人。由此，和这个世界的基本关系遂由周旋存活转变成带着意志和企图的无止无休对抗，不再是这个世界放不放过你的问题，而是倒过来，即便这个世界暂时收起它的尖牙利爪不惹你，你仍不准备息事宁人和它和平相处，事实上你更要趁它熟睡时主动地挑衅它、切入它、击打它不善罢甘休，只因为它不会真的松手，而且更重要的，这个世界也不应该长这副鬼样子，改不改得了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里头有严肃的是非对错问题。
因着钱德勒，hard-boiled不再只是机智性应对的生存策略了，更要紧也更积极的，它还是人护卫某些价值信念的必要手段及其甲胄配备，它由狞恶转变为嶙峋峥嵘，如恶浪恶海拍打中一方直挺挺的巨岩。它是道德的，而且还是理想的，只是理想这东西太柔软多汁也太不好说出口，因此只能藏好在心里头如钱不露白，免得自己尴尬自怜而且还一不小心被你的巨大对手所嘲弄所利用所绑架。一定要ㄍ一ㄥ起来，要保持那个恶狠狠的死样子——罗斯·麦唐诺曾带着相当复杂的口吻指出：“钱德勒写得像个贫民窟的天使。”
这大致便是罗斯·麦唐诺进来时所面对的hard-boiled演化景观。基本上，麦唐诺是个远比汉密特和钱德勒都温和、多读书和好教养的人，也因此是个可以用更复杂角度看世界的人，他不无意见但始终高度推崇这两位走他前面的人，他也毫不怀疑自己就是接续他们走这条路的人——成功一击的小说革命已告一段落，但演化仍得继续，进步仍得继续，事实上，麦唐诺认为，这样一个小说世界才被打开来而不是被写尽，一如它所面对的那个以加州、以美国西岸为辨识主体的美式新世界才方兴未艾、才正如火如荼展开。
罗斯·麦唐诺也信赖这个书写策略和看待新世界的基本视角，但有一段话他讲得非常有意思，很显然麦唐诺是完全洞悉了汉密特和钱德勒的诡计，看破了他们恶狠狠面具底下的真正模样和企图：“他们假装写那些hard-boiled的、现实的种种，几乎每一张嘴巴一开口吐出来的无不是那一套滥调烂词，但如果你靠近点看仔细，你会发现很多其实是抒情的；角色人物状似平凡的口语其实是高度诗意的。我以为汉密特和钱德勒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你或者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正是在如斯的洞察之下，罗斯·麦唐诺找出了hard-boiled的真正书写潜力及其未来宽广之路。是的，不是黑话怎么讲得更溜，狠话放得更狠，拔枪更快挥拳更猛血敢让它更流个没完，这样下去不仅马上就到尽头，而且还会非常非常难看，满地都是那种打死了又爬起来的大超人。罗斯·麦唐诺不像写《邮差总按两遍铃》《双重赔偿》的凯恩（一位非常非常精彩的书写者）只在hard-boiled大河里取自己要的那一瓢，他正面接下整个hard-boiled的衣钵，头顶上压着两大巨人，老实说很少人像他书写处境这么艰难的，写出什么马上就被拿来比一下汉密特怎么样、钱德勒怎么样，他得用一部一部小说继承并重新开展、重新诠释hard-boiled书写，还要让它钉住现实里不断变动、不断改换敌意形式和强度的新世界。这个工作他毫不懈怠地做了将近四十年。
很多人指出来过，罗斯·麦唐诺的私家侦探刘·阿切尔比较像从钱德勒的骑士型菲利普·马洛生出来，而不是汉密特的猎人型山姆·史贝德，尽管阿切尔这名字直接取自于史贝德那个倒霉挨枪子儿的合伙人（麦唐诺没否定但说他完全没意识到这个出处）。刘·阿切尔，一九四九年生（国民党溃败大陆那一年），出生于他的第五部小说移动标靶，一生下来就三十五岁，在加州当地开一家一人私家侦探社，连没事拌个嘴调个情用的女秘书都没。阿切尔离了婚，还从警察部门离了职，一开始就是个很孤独的人。
麦唐诺曾这么讲过刘·阿切尔，“我不是阿切尔，但阿切尔的确就是我”。这句有点绕口有点智慧格言形式的话，我想，并不需要多解释就看懂的是吧。
现实里，罗斯·麦唐诺倒不是个离了婚的人，事实上他的老婆玛格丽特·米勒对他意义深重。玛格丽特也是个侦探小说家，还先走他一步；也就是说，罗斯·麦唐诺之所以离开好好的教学工作，不悔地走上侦探小说书写之路，是跟着他老婆大人有样学样来的。想想，这对夫妻家居生活乃至于月下烛光里讲的是怎么杀人死人。
在罗斯·麦唐诺生命里，真的离婚事件要发生得早一些，那是他才四岁时候，他父亲丢下他和他母亲跑掉了。这桩不幸情事决定了他一大部分的成长岁月形式乃至于内容，让他由出生地的加州一路辗转到加拿大去。他在加拿大成人、念完大学、教书并结婚，还在这里开笔写了他的第一本侦探小说The Dark Tunnel（一九四四）。麦唐诺曾讲过加拿大是美式的生活加英国的文化；而更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是，“从加拿大越过国境线，一路回到我出生的加州，我懂了界线这东西的意义深远，它分别了合法与非法，我们穿越它‘如同一个鬼魂穿越一道墙，为寻找我们自身的真实性而冒险’”。
少小离家侦探作家回，但千万别搞错或一厢情愿地胡思乱想，罗斯·麦唐诺并没有一个冷硬派犯罪大街式的童年，酒精药物偷盗打架什么的。当然，经济状况是因此稍稍窘了点，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心态仍是白领阶层的，事实上据麦唐诺自己的回忆，他父母两边的家族还多是读书写东西的人，包括他那个杳如黄鹤的父亲，因此，这是生命里忽然缺了一大块、忽然被连根拔起化为九秋蓬的迁徒长路，沉默的、内在的、心理的，就像日后人们在他的hard-boiled小说里常能找到的，一个敏感孤独的小孩，消失的父亲，出走寻访和迷途云云。
日本当代的诺贝尔奖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回忆他自己童年时家乡农民的抗暴斗争，说他父亲要孩子们不可插手不可参加，小孩子能做的就是一旁静静看着，并记下所有发生的事。他父亲称之为“小孩子的战争”，透明的旁观者、记忆者、以及从时间大河里泅泳出来的说故事者。
“每回钱德勒又一本新书印出来，我总第一时间冲到图书馆——那会儿我买不起书——当天晚上就一口气读完。那段时日里他影响我之深，已达怎么讲都不夸张的地步，是他把我引到成为书写者这条路上来的。”
刘·阿切尔源于或至少承接于菲利普·马洛，但也因此这里头反倒非有所挣脱、有更细腻计较的必要，否则势必成为赝品而已。麦唐诺于是甚合理地放心赞誉汉密特，而对于钱德勒则不免欲言又止。惟一辈子酷爱俄狄浦斯神话悲剧的麦唐诺仍是个温和沉静而且公正的人，掀桌子弑父或至少踩着钱德勒前进这种事他做不来，他能做的毋宁是让阿切尔寻自己心性一步一步去找出自己的路，真正活成自己的样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慢没关系，慢甚至是必要的，“我以前相信这个世界分好人和坏人两种，你的职责是盯住被划归邪恶那一边的那些特定家伙，一逮到他们有所不法就出手痛惩他们，这样的心思我自始至终没变过……一九三五年我踏入警察工作时，我相信邪恶是某些人某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就像兔唇，警察工作就是找到这样的人料理掉他们，然而邪恶之为物没这么简单，每个人身体里其实都有，是否浮现出来化为行为，则依太多事而定，环境，机运，经济压力，一两桩忽然找上你的倒霉事，一个坏朋友。麻烦的是警察得依据人们大拇指长的样子来对他作出判断，还得依据这样的判断来行动。”
一九四九年刘·阿切尔初生时，在移动标靶一案里说的话。这很明显是非马洛式的，而是阿切尔式的，这点在刚开始或不那么明显的微差，愈往下去自会愈分离愈明确。
罗斯·麦唐诺在在强调，马洛是英雄，但阿切尔并不是（也许一开始他误以为或希冀自己是）；他甚至不是事件的主体人物，只是半透明半流体穿梭在事件的迷雾里，让有些戛然而止的、有些被刻意或无意中打断的事情继续发生，让记忆回头，让往事从人壅塞的心口清理出来，从而让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件事和那件事咫尺天涯地被联结起来，于是某一部分的事实样貌和人心样貌可堪被“发现”而已；最终，麦唐诺指出，非常正确而且非常有意思地指出，阿切尔甚至可以只是一个“声音”而已，一个诸如只有我活着回来为你们讲出故事的声音。
但我们晓得，声音的意义或者说它的力量它的效能，并不仅仅只发生在事件终了的末端，充当记录者并传布故事而已；声音同时是开始，是开始的动静还是开始的促生（某种叩问、某种穿透和感应启动），是已然归于沉埋、静默、死寂、全然不动世界的开端或重新打开。比方说小说家便是这么工作的，他可以不必解释、找出意义或做出某种程度的结论，要有也是写成末端才发生的，小说家是当他重新叙述一个故事，或甚至更间接的，让某些人某些角色进入到他小说把事情重新讲出来，整个世界便重新而且以一种新的面貌启动了，所以《圣经》里讲太初有言。
是以，愈到后来，刘·阿切尔的必要配备愈简单，他不需要带枪（要打谁或说打什么呢？），他甚至除了某种方便某种让别人可以接受、可以交代、可以辨识并放心而外，也并不真正需要他的私家侦探社及其执照身份（所以我们就理解何以日后纽约的马修·斯卡德连这个都不要了，这是个合理的演化）；他逐渐成为一个愈来愈纯粹的询问者，大部分他口中说出的话都是以问号收尾的；而问话是为着倾听，是为着海绵般静静吸收他者的记忆和心事、他者的故事——从询问者到倾听者，阿切尔由此成为站在犯罪世界十字街口上的苏格拉底，而且还比其实自己常胸有定见逼人掉进语言陷阱的苏格拉底更纯粹，更少用语言技巧和雄辩架势。
拳头当然犹在，这与生俱来，偶尔也不免仍得挥动两下，但次数明显地陡降下来了，原因很简单，马洛的枪、拳头还有他机锋四射的锐利话语都是攻击武器，和昔日查里曼大帝的名言：“举凡山石、树木暨天上飞鸟，悉化为我之歼敌利器。”（这段话是听那位沙滩上撑把大伞的秃顶考古老教授转述的，他刚惊起满天鸥鸟击落一架纳粹战机，见《圣战奇兵》电影）他得有什么用什么来对抗这么大一个时时充满敌意恶意的世界，好赢取是非正义的大战；但阿切尔没要（或奢望）打赢，他充其量要的只是个不输，自卫性的，存活性的，好让他能继续把话问下去，好让他能有所发现。
发现干什么呢？能干什么呢？
长期浸泡在侦探小说的戏剧性世界里，如置身狂欢节日中跟着动心起舞（借一下巴赫金的狂欢节概念），由奢入俭难，我们容易因此要得太多，要一些狂欢节日结束、正常生活日子里供应不起的东西，比方说太纯净太完整的正义实践，只因为几乎每一部侦探小说总在它阖上之前不吝塞给我们这个。
发现真相，或根本还没这么多，只允许发现一部分的事实，离所谓的正义仍有一长段路要赶，要我们只停在这里，真的太少了、太不过瘾也太不体贴了。
但我们其实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真实世界里面，正义从没贴我们这么近，事实上还不是距离的问题，而是连它的样子我们都不确定。你当然也可以乐于为它奋战，有风险、有捐躯的威胁你都还愿意，可是你总得先找到它确定是它不是吗？就跟我们找到真正需要帮助、钱不会辗转被人A去的贫苦挨饿之人时，你会看到愿意慷慨解囊的好心人还真不少一样。世道或许破败不古，但一直没坏到那种绝望不回的地步；比较绝望的毋宁是，谁来告诉我们这次这个人是真的，不是犯罪集团诈骗集团又扮成的。
正义可以而且常常被刻意假扮，不只这样，更加困难的是，不需假货充数，它自己本身就总是混淆的、矛盾的、不干不净的，正义不仅仅是和不正义的东西像某种化合物般结合在一起，要命的是，这个正义和那个正义还会彼此叫嚣拮抗，在这样一个所谓诸神冲突的讨厌世界里。
正义是这么一个黏满现实泥巴的不干净东西，和人的特殊（且往往是可同情）情感、处境、利益和心事糊成一团，又是个跷跷板般举起这个往往会压下那个、牺牲那个的复数（只有在诸如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里它才以单数存在）矛盾东西，因此，它不是宝藏般只埋在某特殊隐秘之地的特殊宝物。从这层意义我们反倒可以说，发现它（该说它们）并不难，它遍地都是一如穷人遍地都是，事实上不待你找它，该说是它主动叫唤哭嚎着向你如乞丐拦路跟你要钱一般——正义的发现，于是不单单是一个视觉动作的结果，它包含着一长串更困难更耗人心力也更容易失败的行为，你还得切割它清洗它琢磨它提炼它，如同想得到一小颗钻石一般；惟一颗钻石不会妨碍破毁另一颗钻石，但正义会，因此这里还有一件事非得做不可，那就是抉择，如围棋高段棋士长挂口中“选择最难”的那个抉择，这恰恰是整个“发现”包裹行为中最难的一个，或者说困难从这里才真正开始。
钻石无价，这里的无价意思是昂贵到不容易计算，是多；正义也无价，惟这个无价是没价格无法交易卖不了钱，是没有。
因此发现干什么？除了人本能的好奇和求知之心外？从侦探小说难以弃守的正义逻辑来说，它只能是一种预备、一种积累和储存，为最终完整的正义实践能跨前多少步算多少步，正义太大太难也太久，你没办法如昔日马洛般从阿尔法到俄美嘎一手全包办了，如今你得试着满足于只负责其中一段一截，是整个大正义实践（如果可能的话）分工下的一个角色、长跑接力中的某一棒；如果说，那最终的、完成的大梦让你忍不住觉得遥遥无期从而不可靠也不该寄予希冀，你又得试着搁置这个时时袭来的虚无，努力满足于它极阶段性、极细琐的完成（逮到某个人或找到某个人），或甚至埋头把它就化为某种很单纯的正确的事，该做的事，某种习惯性乃至于职业性的daily工作——瞻望不起，只好用每一天为时间单位，如日后布洛克笔下的马修·斯卡德说他的戒酒，每一天只要戒一次，戒一天就是成功一天。
复杂的方式得到复杂的结果，一如耐心的发问会得到耐心的答案。纯粹从小说书写的结果来看，罗斯·麦唐诺的阿切尔小说无疑更现实、更接近我们所在这个芜杂紊乱的世界，但收之桑榆，比起汉密特和钱德勒，他也失去了些什么，这是没办法的。麦唐诺自己说过，他的小说没有汉密特的机智和钱德勒的强力，这是恳切的真话。用我们阅读者的感受把话翻译出来是，麦唐诺的阿切尔小说少了些戏剧性，少掉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性。这个非现实的、源于说故事人意志和善意的东西，正是小说独特的礼物和补偿。我们这些在现实人生不免灰心不免寥落的人，转身躲进阿切尔小说里仍然得不到足够的抚慰，仍感到正义是如此遥不可及。
偶尔欺骗我们不好吗？
从匹马单枪的马洛，到踽踽于途的阿切尔，我们所说hard-boiled的一身粗皮厚肉硬骨，如今不再是骑士的铠甲了，倒像是长途跋涉者的标志——朔风中，尘埃里，粗砾道路上，冷凝难以拉动的巨大世界，连人的心都磨出老茧来了。
在很快就整整一世纪了的hard-boiled小说谱系中，阿切尔一直公认是最孤独的一人（“询问者”“聆听者”再加上一个“孤独者”），能够如此公众地、一致性地达成这样的结论是很有意思的，也多少令人吃惊。按理，阿切尔几乎是所有冷硬私探中最少怪癖、最少特异乃至于边缘化行为举止的一个人，而他也最牡蛎性地并不多讲自己的额外感触和心事，要说一人独居、一人面对空荡荡只有回音的侦探社四壁谁不是这样子呢？也就是说，阿切尔的孤独并不特别呈现在具体可见的层面上，他甚至还是最容易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见、最接近你我正常人的一个。我们究竟从哪里看出来并如此确定他的孤独呢？而且不是某一两个敏锐内行的评论者，而是但凡任一名普通读者？
大概就正因为他最接近我们、最融入我们吧。阿切尔于是像一枚太诚实的镜子，通过他，照见出隐藏在我们生命里最深的孤独。
本雅明曾这么讲过小说以及小说读者的孤独：“小说家则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孤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的事物作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如何劝告他人，写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甚至在生命的丰饶及其呈现之中，小说也揭示着生命之中深刻的意志消沉。”“小说读者生活于孤寂之中，他比其他所有读者更加孤独。”——本雅明这些话，是紧跟在他说过去那种说故事的亲密小社会消失、不再有狂欢性、不再对人抚慰和劝告之后讲的。
发现的确给我们一个更丰饶也更真实的世界图像，但这个难受的真相原是我们埋头过生活时有意无意躲开不看的，如今，它都被这个该死的刘·阿切尔给说出来，把它排闼压到我们眼前。无知不会有孤独，知道了却无法做什么才让人孤独到意志消沉不是吗？我们说阿切尔是孤独者，其实是物伤其类说我们自身的孤寂难言。
最终，罗斯·麦唐诺讲，所谓的hard-boiled小说其实只是一种调子，一种说话的声音。问题是，这个声音却老是以问号收尾，少掉了一个结束的音符，因此只能漂流在空中。
一个男人必须走完多少路才能称得上是个男人？
一只白鸽必须飞越多少大海才得以安心在沙滩上入眠？
一颗炮弹必须呼啸过天空几次才会被永远禁用？
一座山矗立多少年才化为沧海？
一个人活过多少年才得着自由？
一个人能够别过几次脸一直装作他并没有看见？
一个人得仰起几次头才看得到蓝天？
一个人得有几只耳朵他才听得到人们哭泣？
还得有多少条人命被夺走才够？才能让我们惊觉的确有太多太多人无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