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当然不是所有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没那么难想到，未来的这一大片迷雾之中，总有一些明确无误的东西，用人常识之眼就可以看得到，不必乞助那种江湖术士般的所谓趋势学未来学，当然也不必靠水晶球，正如短篇《水晶球占卜师》所揭示而且不无嘲讽的那样子。
有人还进一步说，有些事你知道迟早一定会发生，惟一的麻烦是，你说不准而且总是弄错其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此而已。
像凡杜森教授、也就是推理小说史上著名的“思考机器”的诞生，便完全是这样子，我们（不尽然是事后之明）知道他这样子的神探迟早会现身，而同时也很难想像他居然可以来得这么早，才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整整一百年前，就由杰克·福翠尔把他给写出来了。理论上，这才是推理小说书写的曙光到清晨时刻，距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率先开发出推理神探的第一个原型、也才创造出我们这些推理小说读者（博尔赫斯指出，是推理小说，尤其是爱伦·坡创造出了推理读者），算算不过五十年时间，而且还是稀稀疏疏的书写摸索时间，也就是说，思考机器现身推理小说史的真正惊喜，不在于他的诞生本身，毋宁在于他的“提前”，有了爱伦·坡的神探原型，思考机器的出现就只是个合情合理罢了，用思考机器自己的口头禅来说，这只是逻辑，是2+2必然得到4而已，而且不是绝大多数时候，是永永远远等于4。
这个合情合理却又提前出现的思考机器是怎样子一个人呢？杰克·福翠尔给他费心取了个带着贵族来历气味的不凡名字，叫Augustus S.F.X.Van Dusen，奥古斯都·凡杜森，但他从事的工作，尤其是他磐石不动的哲学信念，却是完全弃绝芜杂时间、追求非时间性纯净理性逻辑的硬邦邦科学。配合这个，他的个头矮小，身体瘦弱，仿佛用进废退般把没用的肉体部分给缩到最小，便只剩一个脑袋夸张的硕大无匹，正面撑出一个几乎是病态的又高又宽额头出来，至于头皮上的东西一样同属可有可无，杰克·福翠尔给他乱草般的蓬乱黄发，既在形态上意味着他的主人丝毫无心料理，也在色泽上暗示着营养不良、自生自灭以及枯萎。
从凡杜森教授到成为思考机器，这是推理小说读者一定得知道的一个掌故，封赠此一雅号的是连着统治西洋棋世界王座六年的苏联冠军柴可夫斯基——凡杜森认为棋赛这种小孩子游戏，就只是简单的逻辑而已，他断定一个有严密逻辑训练但从未下过棋的人，可以打败以下棋维生的专家棋士，果然在好事者的安排下，凡杜森轻易地击败柴可夫斯基，赛后，又沮丧又不敢置信的苏联棋王说了这段无数推理读者可倒背如流的慨叹之言：“你不是人，你只是脑子——是机器——一部思考机器。”
也比IBM的西洋棋机器“深蓝”早到了近百年。
我们多解释两句何以说思考机器的出现势所必然。一定有人看过改编成电影的《人骨拼图》对吧？电影中，轻松躺那里赚取片酬的丹泽尔·华盛顿演一个植物人神探，能活动的部分只剩脑子，以及得借助仪器好把脑袋里所思所想艰辛表达出来的嘴巴和手指尖（所以自由主义坚持思考自由必然得包含着言论自由，否则思考自由等于不存在，这是对的）。就推理神探的概念而言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这就是所谓安乐椅神探的终极形式。一百多年前，有某一群人在小说中独尊脑子，程度不等地嘲笑了我们身体的所有其余部分，斥为无用，这个逻辑便取得了充分的前提，轰轰然开动起来，指向一个彻底躺着干如政府公务员的神探，一个独立存活的脑子怪物。一个推理读者要计较的只是，安乐椅神探的真正究极之人，不等到丹泽尔·华盛顿，而是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否则就丢脸了。
有关思考机器第二件非知道不可的事，则是他的了不起短篇《逃出13号牢房》。和思考机器这名字的来源如出一辙，这事没有犯罪没有人死，一样来自凡杜森的大话一句，他断言科学和逻辑没做不到的事，包括从严密无缝的死刑牢房脱身，于是，他身旁那堆有能力动用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无聊友人便又打了一个赌，真的就把思考机器送进了13号死牢之中看他怎么插翅飞出来。当然，因吹牛而入狱的思考机器没忘记交代他的管家，一星期后的这个时间备好晚餐，等他回来招待在场诸人。
还有，除了体型长相配合他思考机器这名字之外，杰克·福翠尔亦在他性格上下工夫——凡杜森教授全身几乎只容一种情绪存在，那就是不耐烦，讲任何话都带着一股“你怎么这么笨”的无名火，我相信，这不是额外的性格点缀来增添文学书写的风情，而是和他长相同样的一体成型设计。凡杜森的坏脾气其实不是针对特定的谁，而是整个开向不认识逻辑真理的芜杂紊乱世界，这样的坏脾气，人类真实历史上最明白的例子是卡尔·马克思，须发怒张的马克思不是个讲温情讲人道的人，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对他而言只是历史阶段的必然甚至是必要，这事没生气悲愤的余地，马克思生气，是人不认清在他看来那么明显的历史规律和程序，他不恨人坏，他恨人笨。
这么快就把安乐椅神探的概念推到究极，推到只剩一个大脑子，我想，这既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惊喜，从另一面来说，尤其是从有为者亦若是的书写层面来看，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事。当然，这种“可惜我生得太晚”的感慨我们并不陌生，在面对很多先代的美好事物时总一而再再而三地油然而生，是我们人的基本处境之一，因此我们在感慨系之的同时也早就习惯了，不真的会激烈到像昔日的大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一般。这个几乎是病态的冷血马其顿英雄，据说每看到他父亲又打下一块土地便焦急不已，生怕在他登基统军之前，偌大地球再没他可征服之地了，果然，日后他把握最有限的生命时间，一路不回头地挺进到东方的印度河畔，不像个庞大帝国的野心缔造者，倒像个不可抑止的疯子探险家。
因此，有点吊诡的，思考机器的早早出现，反而是说明书中思考机器对科学和逻辑无所不能的制式诡辩其实是错的。思考机器，一如到十八世纪就差不多绝种的纯科学主义者，总把科学的无限能耐诉诸未来，认为这是一道不断持续增强而且永无止境的无限宽广之路，现在做不到的，假以时日悉数可能，然而，历史经验的判决告诉我们的却非如此，事物的发展会走到极限，而且如招式用老，撞上生物学者所说的演化“右墙”，还往往比我们想像的来得早。
其实，细心的推理读者，尤其是追逐精纯理性、思考机器这个路数的推理读者，很容易悲伤地发现，太快撞上演化右墙的，不仅仅是安乐椅神探此一概念而已，而一并包括整个精纯理性的第一波推理小说书写，它很快就被写完了。
《逃出13号牢房》这篇没人犯罪没人死的精妙短篇，给了我们很好的线索，它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揭示，最原初的推理小说核心，并不是谋杀，而是“难题”——太阳底下，地球之上，人杀人这种生物界最激烈最频繁的同类相残之事天天发生时时发生，我们看看报喟叹两声就结束了，如昨日的报纸包明天的鱼，除非它戏剧性地悬而未决，而且，同时还除非它显示着某些可思考的蛛丝马迹。因此，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有人杀有人死，而在于谋杀之中所携带而来的谜样难题，是这个东西抓住了我们，招引我们挑衅我们，让我们不只以自然发生的情感相待，而是煞有介事且费力地动用到理性思考，是这样，才让推理小说从一般新闻报道中冲决而出，如昔日雅典娜击破她父亲宙斯的额头呐喊而生。
可想而知，难题并不总是藏身在谋杀案件之中，它也可以是守法的、规矩的、善良无争的，因此，在早期的推理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像《逃出13号牢房》这样子不死人的作品，也会在比方说福尔摩斯和布朗神父的探案中看到诸如此类的作品，也就是说，谋杀不是原来推理小说的最大公约数，难题才是。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习焉不察地混淆这两者呢？可能该怪一开始的爱伦·坡就把这两者搞成一团，让理性难题首度出场就戴着莫格街的谋杀面具。但S.S.范达因敏锐地指出谋杀这一假面的功能，在他的《推理小说二十条法则》之中，他说，推理小说必须得死人才行，因为它要读者花这么大精神和一部小说拼搏斗智，总得提供够分量、够吸引读者不懈注意力的谜团，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谋杀，以它惊悚骇人的长相，绷紧阅读者的神经，赋予理性难题某种麻解药物般的奇魅色泽。
也恰恰好从S.S.范达因如此坦诚的告白之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并见证我们已知道的事：一、谋杀果然不是原来推理小说的真正核心之物，它毋宁是一种书写技巧的产物，是添加物调味料，是最简便吸引读者的东西；这也就等于说，如果推理小说的理性难题，能漂亮设计到本身就紧紧抓住读者不放，那不用脂粉污颜色也行不是吗？就像《逃出13号牢房》、就像福尔摩斯的《红发会》或约瑟芬·铁伊的《法兰柴斯事件》一样；二、S.S.范达因的书写时间又要晚杰克·福翠尔约二十年，正是推理小说从质变到量变的关键性二十年，即使范达因是日后推理小说书写人之中最认真守护纯净理性逻辑的一个，但我们也晓得他的菲洛·凡斯探案悉数是长篇小说，推理小说的核心已从理性难题的设计，过渡到小说的整体书写表现了。
老实说，S.S.范达因的书写忧虑，也就是一定得下谋杀重药来服侍我们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没耐心读者，是推理小说走到他所在时代的必要反省，而不是一开始就非如此不可。原因很简单：首先，彼时纯净理性谜题尚未开发殆尽、未撞上演化右墙，创新的、精妙的谜题本身就有足够的迫力和魅力；其次，精纯理性谜题和芜杂的感性经验世界从头到尾不兼容，因此它不需要写那么长而且根本就写不了那么长（想想柯南·道尔把福尔摩斯探案放大成长篇的尴尬模样），短篇小说的规模是它适切的装载形式，也几乎就是其极限了，范达因所担心读者得聚精会神动辄拼搏两三百页这种状况根本就还不存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然而，现实人生多忧多患，好日子跟好梦一般总是短促不留人的。今天，我以为我们都已经晓得了，人的理性之所以珍贵，要我们去强调去守护甚至得集义来培养它繁殖它，那是因为它在我们人身上存量如此稀少而且还极容易流失毁坏；我以为我们也都知道了，逻辑只统治我们实然世界很小很小的弹丸之地，因为它需要太严格的前提条件配合，柏拉图就是清楚意识到这个，才放弃整个世界去打造一个理想国，它需要欧氏几何学那样一块绝对平坦大地，但我们的世界不长成古希腊人以为的那样子，在非欧几何的球面和马鞍面上，三角形的内角和并不守恒等于180°，会大于以及小于180°，并行线很快会相交，不必等到无穷远处，更何况我们的地球其实不是个数学概念的球，地理学者只好就称之为“地球形”，或像《百年孤独》书中引用的那样像个橘子，因为它不规则不平坦而且表面起起伏伏有无尽紊乱的孔洞缝隙，是只此一个独特的东西。
于是，理性难题作为核心的第一波推理小说，很快就抵达尽头了，一如思考机器的神探概念尽头。
历史不是首次这样子开人玩笑，它是习惯性的如此恶质，凡杜森对于理性逻辑能耐无止无尽的未来瞻望，其实很像秦始皇当年的凌云壮志，他要用无颜色的数字编码来把帝王这个职位自然数无穷数列般一直排下去，结果还不是2+2=4，而是1+1=2，只支持了两代十九年的短短时光。
帝王这一职位倒没这样走到终点，它只是换了人当，也换了一种统治方式和内容。
往下，推理小说究竟如何从山穷水尽之处挣脱出来，取得新的书写内容又好汉一条持续一百年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昔日制造混淆的是爱伦·坡，如今给予新的灵感、拯救推理小说的也仍是爱伦·坡——这里，推理小说静静地进行一次偷天换日的大挪移，把核心从理性难题转成为谋杀，让推理小说书写从精纯的、数量极其有限的、多少次谋杀才能提炼结晶出一个（记得徐四金小说中“给我十万个黄铜门把，我就能提炼出一滴精纯的黄铜香水来”这话吗？）的深奥概念世界浮上来，在遍地都有、每天都有，将来也一定还源源不绝会有的表层谋杀世界进行。
把书写核心从理性难题抽换为谋杀，在重新取得活力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连锁反应般的推理小说质变。扼要来说，推理小说家不再傻傻地、绝望地去寻求去提炼前所未见的新难题，如今，他做的只是如何安排难题、重组难题，并在外形上如何将既有的难题化妆变形让人认不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推理小说家的工作技艺，逐步从科学性的发明家，倾斜向文学性的书斋书写人，呈现的不再是难题，而是所谓的“诡计”。理性难题，欺瞒基本上来自大自然、来自外在世界，推理小说家和读者大致站同一阵线，由较聪明的推理小说家走前头，我们一起对抗这个欺瞒，一起窥破它解开它；而所谓的诡计，骗人的却是小说书写者，由他设计来愚弄我们这些傻乎乎的阅读者，这时，上帝冷冷地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了，新的战争演变成书写者和阅读者的对抗，就像S.S.范达因讲的那样，也因此，很大一部分的书写计较，不再是如何明白地、井然有序地把已知的线索呈现出来，反倒是如何把它藏放起来，在不起眼的角落，在读者的视觉死角里，关键性的破案线索如此，那个该死的嫌犯亦复如此。
这样的质变和带来了量变，或者说，它要求量变，需要量变的支撑，就像魔术师遂行欺骗时，要用灯光用音乐用布景来催眠，更重要的，要用一堆其实全不相干的动作来干扰观者的注意力，好掩盖他那一个瞬间的、决定性的一击一样。于是，推理小说开始冗长起来了啰嗦起来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创造出它第二次的高峰，第二个黄金期，这有它不得不尔的继绝存亡功能性理由，并非一开始就打算灌水骗稿费的。当然，它日后也的确带来增加推理小说家经济收益的副作用，一石二鸟，开心得不得了。
然而，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在看起来更繁华、成果更斐然的第二黄金期，还是有些如杰克·福翠尔那样执迷于纯净理性逻辑的读者察觉出不大对劲的地方，世俗成功的红尘并不能完全迷蒙这些人对纯净理性逻辑的终极向往，也因此，在往后的百年推理历史上，一直徘徊不去某种异质的、狐疑的、缅怀的声音，失乐园一般，就像盛唐时候的李太白总独自怔怔地看向那个过大心志的、已然失落在严酷演化右墙的秦始皇岁月一般。
我自己，身为更日后的推理小说读者，也始终有一部分如斯心情驱之不去。在品类流行的各式各样小说中，有更多精妙的、深刻的、甚至伟大的小说，也同样触及了死亡触及了犯罪与谋杀（一大堆，需要举例吗？），但是如果说，推理小说曾经无可替代地越过小说王国的某一个边界，提一师劲旅远征般地打下过前所未有的土地并屯垦其上，创造出它自身只此一种的独特性，那极可能还是最原初这一批秉持精纯理性信仰的天真带种小说家，他们不是更好，而是特别，用最干净清爽的文字，在文学的领地里，建造过一个科学的王国。
我们晓得，科学有一种独特的美，某种极简主义的美，某种均衡的、对称的、几何式结构的透明之美，卡尔维诺用水晶来形容它，它回应着我们人对秩序渴求的那一部分天性（相对于我们对自由向往的另一部分天性），给予我们某种终极性的安全之感。
这里，同时也作为一个下棋的人，我也不能不煞风景地指出来，有关思考机器那一番“有严密逻辑训练但从未下过棋的人，可以打败以下棋维生的专家棋士”云云的豪勇断言，当然是错的，这不是谁谁的推论，而是事实如此，铁石一般的经验证明。今天，以最复杂的围棋来说（当然还远远不及我们真实人生复杂性的万一），全世界最强的电脑软件，连我这等棋力的人都可轻轻松松击败它跟吃菜一样，而我很清楚我跟李昌镐、跟张栩的棋力相距达多少光年；比较简单少变化的西洋棋情况好多了，我们都知道“深蓝”的能耐已和全世界最顶尖的棋士伯仲之间，但和思考机器所设想完全不同的是，“深蓝”的力量不来自凭空的逻辑推论，它的内存输入了古今所有最重要的棋局，它是在此一基础上分析比较来找出应手的，也就是说，“深蓝”不是以逻辑来思考而从未下过棋的机器，它反而是有西洋棋历史以来下过最多盘棋的“人”。
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我自己在《阅读的故事》书中谈记忆的篇章写过了，这里暂且穷寇不追了。
事实上，创造出思考机器的杰克·福翠尔本人，生命中最决定性的遭遇便不怎么逻辑，而是命运突如其来的凶暴恶意，如《麦克白》书中一开头捉弄人的三女巫——一九一二年，杰克·福翠尔旅欧返美，搭上了世纪悲剧之轮的泰坦尼克号，罹难于异乡的冰冷海中，倒是与他同行的太太如电影里一般获救活下来了，还有，她没把杰克·福翠尔遗留给她的钻石抛入海中如献祭，而是把思考机器连同他所有的探案呈献给我们所有的推理读者。
真实人生和杰克·福翠尔想的相差很多，人类思维的本质和历史之路也一样和他想的相差很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意思是说，人的偏见和谬误，最安全的藏放之处大概就在书本里头，尤其是小说之中。在这个无限宽阔或说无限宽容的奇特世界之中，偏见和谬误并不容易转变成灾难，更常见的反倒是，它往往带着某种专注偏执的强大力量，坦克车般帮我们把这一部分的思维冲到极限，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伊朗的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说得实在好，她讲小说是“民主”的，小说世界没明白而立即的危险，每一个有残疾的思维（而哪种思维没残疾呢？）都在这里找到收容它的地方，找到栖身之地。
相反的，每一种冲决到演化右墙的东西，都有它无可替代的美，某种奇技的、骇人的、淋漓尽致的美，只是它总不免带着火气、带着挑衅、带着某种割人的闪闪锋芒，呈现某种怪诞的模样。想想，把一个完好的人化约到成为只是一个脑子不怪诞吗？——这就是思考机器，奥古斯都·凡杜森教授这个科学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