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公案”这组小说是极特别的，在推理的历史上仅此一次，东方撞到西方，古代撞到现代，传说撞到理性——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一桩旧事，当时我几位出版界、文化界的老朋友不务正业，兼差在某制作公司担任顾问之职，有广告公司上门来要拍支信用卡的电视广告，选中的男性代言人是顽童小说名家张大春。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不晓得这些人跟大春都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知交旧识，很尽职地介绍张大春此人的人格特质：“张大春先生是个很特别的人，他既不古代，也不现代；既不东方，也不西方——”说到这里，詹宏志再忍不住了，插嘴道：“我们的讲法比较简单扼要，我们直接说张大春不是东西。”
和张大春不大一样之处在于，狄公案是个“东西”，它牵涉两个东西之人，一个叫狄仁杰，一个叫高罗佩。
逢逢白云一东一西
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先讲狄仁杰，这组小说的主人翁，也直接就是狄公案中的狄公，他是千年前的古人，东方中国的大唐名宰相狄仁杰。
这个历史真有其人的狄仁杰，活跃于中国历史上极光灿、但也颇尴尬的时期，那就是承继唐太宗（我个人心目中，中国历代皇帝的第一名）贞观之治后，天下承平富庶的唐高宗，到雄才伟略的武则天篡唐立周这段时日，这使得狄仁杰无法像前代名相房玄龄、杜如晦那样一生顺遂无大风险，而是得小心行走于、甚至不得不卷入武氏新势力和李唐老臣的权力更迭斗争之中，还一度下狱几乎以谋反之罪论死，或直接刑死于狱中，但如此艰厄的处境，也使得狄仁杰有着较特殊的发挥机会。但很关键的一点老实说在于，尽管禀性多疑、但脑子极清楚到绝对足称英明的武则天，终究对他相当信任，听他的劝谏迎立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卢陵王为太子（即日后的唐中宗），并接受他的推荐，超次拔擢正直干练的张柬之入朝为相。狄仁杰自己死于武则天还在位掌权之时，年七十一岁，而日后正是由张柬之领衔演出，在武则天死后，成功除去了武家势力，让中宗顺利登基，遂使得这场仅见的女帝改朝换代的权力大风暴，最终只成为大唐宫廷内的超级大茶杯风波而宣告落幕（大致来说，这场权力的争逐转移，相当程度封闭在权力的最高层，实际影响一般黎民百姓的很有限，这也是武则天了不起的一面）。
一般史家追本溯源，总是把大部分功劳记在保中宗、荐张柬之，一手预埋返政大唐种子的狄仁杰身上，称一代中流砥柱的名相佐国。
狄仁杰本人，明经出身，到位极人臣，整整四五十年岁月，几乎不见中断地沉浸于政治权力之中，是相当专业的文官，而在其权力拔升的路途上，又以断狱公允如神和直言忠谔不屈最为醒目（一般总把直言归为人格素养，其实毋宁更来自所谓的专业尊严和训练）。我们从他一生的事迹和言论来判断，基本上，狄仁杰当然是个读圣贤书的儒者，但却也是个极其务实、娴熟于政事的尽职官员，这种以儒学为价值体系和哲学背景，而以浓郁法家色泽的精明干练为治民为官之用，其实是汉代以降最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专业文官”典型，只是历来治史的淳淳儒者不太乐意承认法家之学在治政上的重要性而已。
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此典型的专业文官，实际呈现当然如光谱般有着高低优劣良窳，但论其最佳表现，则接近今天我们所谓的“开明右派”——勤勉、正直、高效率、信任专业，而且有某种俯视芸芸众生的迫切责任感，更重要的是，相当程度的理性，不接近鬼神，不胡思乱想，有回归素朴常识和经验的基本倾向。
狄仁杰大概就是其中最好的那一层。
然后是高罗佩，Dr.Robert H.van Gulik，狄公案的再创作者，生于二十世纪的荷兰著名汉学家。
高罗佩生于一九一〇年，理论上的正业是外交官，而且曾做到大使，然而，就像某些较奇怪的欧洲人一样，他极年轻时，便对于“古老神秘”的东方，尤其是东方代表文化体系的中国，起着某种仿佛听见召唤的勃勃兴趣。高罗佩早在念中学时，便自发地学起中文，大学时又加修日文，一副此生非东行不可的模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连他日后之所以选择外交官为业，都可以视同为这个思考逻辑的一部分，为这个召唤做准备。
日后，他果然以外交官的身份，跑遍了东京、泗水、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以及最重要的，中国重庆，并号称通晓整整十五国语言——严格说起来，高罗佩真正在中国待的时间并不长，完整的只是抗战期间的三年而已（一九四二—一九四五），还远远不如他二次战前战后两度出使日本的十年时光。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说他是个现代的欧洲外交官，毋宁说他是个清代的遗老文人之类的，他对中国的兴趣相当“古老”不说，而且严重集中在传统的俗文化方面。他学古琴，学书画，收集古玩、古图书、古琴谱、古画谱等等，对于大传统的文化思维并不怎么有兴趣，对于当时陷于抗战泥淖、彷徨于现代化十字路口、纠缠于国际性以及本国的权力交错斗争网络里的中国现况，则不只视如不见，而且多少还心存鄙夷。
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最为人称著的是他对明代中国性学的文本搜集和研究论述，多年以后，这个成果绕了世界一大圈，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土地上来，前些年在台湾出版界曾掀起小小波澜的《秘戏图考》，正是高罗佩的这份杰作。
再来则是他根据明代公案小说老《狄公案》所改写的十六部只此一家的有趣推理小说，Judge Dee，不好不伦不类弄成狄法官什么的，因此仍老实译回《狄公案》。
要特别解释一下的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所谓“传说撞到理性”一辞，指的并非真实世界里的狄仁杰和高罗佩两人古今相会（老实说，狄仁杰可能比高罗佩要理性也说不定），更不是粗暴的中西文化二分法，而是借此凸显这组推理小说的特殊书写缘起及其过程。
传说，指的是老《狄公案》原是明代流传于中国民间的一部公案小说。
正如今天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包公案》，所谓的公案小说，系传说中古代中国某个了不起官吏的断狱故事，以一个天纵英明、威武不屈，甚至于有着天上神仙星君来历的人物（如包公、狄公）为中心，佐以聪明忠直的师爷参谋（如公孙策、洪亮），以及作为耳目爪牙的干练衙役捕快（如王朝马汉、马荣乔泰），什么样的沉冤奇案，无不应声而破手到擒来，非常过瘾。
当然，既是民间的传说，表现的自然是民间的理解、期盼，以及想像力，不必对正史负责，比方说《宋史》里的包拯只是个平淡无奇的官员，不像狄仁杰至少有“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的威风事迹，而故事中的人物、情节、语言乃至于各种食衣住行细节，也不必精准如所描述的时代。
此外，也不可避免地必定充斥着各形各状的阴阳鬼神之事，尤其是办案陷入胶着，故事难以突破，甚至编不下去的关键时刻，不是办案的×公到古庙一场假寐，有冤魂入梦来一五一十解明案情，便是遇见凶险濒临殒命之际，有神仙念在昔日大家天庭同事一场的情谊，特别显灵来示警救援云云——这原是民间故事传之久远的“自然流魔幻写实”典型手法，如台湾话讲的“想无步，用仙渡”。
至于理性，指的是高罗佩改写《狄公案》所援引的西方书写传统：理性的古典推理手法。
其实高罗佩在《狄公案》这部小说之中，最早的角色扮演是单纯的“译者”——他原本想的只是将这部公案小说介绍给欧洲人而已，然而，在一九四九年此一译作出版时，高罗佩曾顺势对处于推理小说第二黄金期、非常熟稔推理小说创作和欣赏的欧洲人呼吁，建议可以用中国公案小说的体例和形式来书写推理小说，但由于无人接招，最终这位精力过盛、且不怎么务正业的外交官决定自己来。
这正是今天这十六部《狄公案》小说的由来，与原本流传在中国的老《狄公案》已大异其趣。
首先，精通中文的高罗佩，在改写小说时，还是很慎重地以他更得心应手的英文来书写；其次，他还自己为这组小说绘制插图，其中较特别的是，研究性学的高罗佩总忍不住把画中的焦点女性画成裸体，不管是家居的大厅，或是狄公问案的公堂之上。而真正最重大的改变还是在于，这为数十六部的《狄公案》，其案情的铺排和破案的手法，基本上已扬弃了原公案小说那些公堂用刑威吓逼供，以及仰仗鬼神解开关键的方式。新的狄公，与其说是高坐公堂之上的官员，毋宁更接近四下寻访、以逻辑推理为破案指引的侦探，就像我们所熟悉的福尔摩斯、波洛、埃勒里·奎因那样。
至此，《狄公案》正式进入欧美的百年推理小说长河之中，但它的丰硕历史色泽，它的中国民间生活及趣味（其实更接近宋明而非大唐），以及它创造的中国古代神探狄仁杰，在在都让它在这道长河之中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动人光芒。
断狱如神，不藉阴阳，而以理性和专业的指引以找寻最终的解答，很有趣的，没让高罗佩笔下的新狄仁杰成为披着大唐官服的西方神探，而是绕一大圈回来，更接近新旧《唐书》里那个真正的一代名相狄仁杰。
尽管和西方的理性发展之路不同，规格有异，因此不好横加附会比较，但古来中国的读书人思维传统之中，一直相当理性，不是柏拉图式那种决裂于现实世界的数学式理性，而是某种倾向于常识与经验的素朴理性——我想，这个源头主要来自孔子这个极其特别的人，这个人在没有足够历史条件的支撑下“提早”出现，在思维上异样的自由与成熟，他对鬼神存而不论，不追问万事万物起源，不找寻终极解答，对经验世界的细节始终趣味盎然，对现实世界的诸多变数和干扰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因此，他不愿也无法建构化约的、线条简明的思维体系，对情境不同的相似问题，给予不同的建议和答案，在极容易趋于沉重的思维世界中，始终自由而灵动，就像他始终喜欢散步游山玩水、始终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一般。
从这个人的思维在中国历史早早得胜（过度得胜，因此很遗憾地阻挡了其他的平行可能发展）之后，中国的读书人便相当程度走上了如此的素朴理性之路，也正是这个特质，才让十七十八世纪欧陆的理性主义者如莱布尼兹、如伏尔泰赞叹不已——当然，其中存在着某种程度时空隔绝的误解，以及他们个人主观期盼的投射。
狄仁杰，基本上便是这条路上的读书人，他谏唐高宗不可怒杀砍伐先帝陵墓柏树的薛怀义，不可大肆诛连造反的越王党羽两千余人，乃至于抗颜挡下武则天欲立侄儿武三思为太子，凭借的便是不可屈挠的强大理性认知和分析；而狄仁杰同时又是极少神秘思想的人，最清楚的是，他在兼领江南巡抚史时，一口气毁去号称“吴楚淫祠”的寺庙达一千七百所之多（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真希望今天台湾有狄仁杰这样的人，来好好整治那些公然占山为王、破坏自然水土，而且假借神佛之名骗钱行种种恶事的诸多寺庙神坛，不用更多，同样拆个一千七百家就好），晚年又奋勇劝阻信佛的武则天耗费巨资建造大佛像。
这当然和老《狄公案》小说里那个庶民流传想像、凭灵感办案、且动辄鬼神佑助的狄公长得不大一样。
这没得好说的，广阔芜杂的民间有它自己的想像、期盼、猜测和顽固认定，不只公案小说如此，其他加油添醋的平话小说亦复如此，英雄人物的神格化，上流生活的奢华化，人生现实的戏剧化简明化，甚至女性的彻底美艳化，这自有其理路和需要，更有其意义，不必强人所难硬要回归真实。
比方说，中国历史里绝大部分时间的真正通货是铜钱，银两的铸造主要是方便地方的税金上贡运输所用，但小说戏曲里不管哪朝哪代，大家总是背着沉甸甸又找不开来的好几百两银子跑来跑去（很容易出现像马克·吐温戏谑小说《百万英镑》里那种尴尬逗笑情节）；又比方说，在民间小说戏曲之中，出人头地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武夫安邦定国，文士状元及第，从而娶到皇帝美丽的女儿，然而，谁说得出来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名相名将身兼驸马如赖国洲那样？事实上，以狄仁杰所在的大唐来说，皇帝的女儿，一般嫁的是当时豪门世家（从晋代的门阀政治以后，豪门世家的存在一路延续到唐朝来，而且还代代有白纸黑字的排行榜）的公子哥儿，这些驸马爷十之八九没多大出息不说，在唐朝女权高涨的宫廷生态中，如果我们去翻翻正史里的后妃列传，会一再发现，皇帝总要在公主出阁之前，苦心劝诫自己娇贵的女儿，千万要记得对待公婆以礼，而且不可欺压驸马那个可怜虫。
然而，高罗佩所改写创造出来这个理性问案的狄公，较之古典推理的众多神探，还是保有着不少特异之处，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古来的政治机制，让他同时兼具了神探、检察官和法官的多重身份，而且必要时，他还扮演补充法律漏洞的民间行侠仗义英雄。
这是全功能、方便好用的正义新机型。
这种一肩挑的、从上游原料到下游成品销售的正义果报，的确很抚慰人，尤其是时代不好，一般善良百姓都油然生出“通通抓起来”、“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不平心理之时——比方说，我们近日看到台湾新上台的领导人宣誓扫黑金，但坏人仍一旁逍遥，抓犯人的检方和判犯人的法官却先干起来，猛开记者会互揭疮疤的令人摇头叹息时刻，很多人脑中很自然便会浮现出已故领导人蒋经国的模样，或更古老更直接，额头有着月牙图样（胎记？刺青？贴纸？伤痕？）的铡人包青天。
高罗佩为古典推理小说所研发出来的全功能新机种，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之中，其实是行之已久的老机器，一般我们可泛称之为“开明专制”。
从柏拉图以降，一直不乏有认真负责的政治法律思维者，认定开明专制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但困难在于，这么好的东西却没几个脑筋清楚的人敢主张，原因很简单，它没有附带有效的、让人放心的防腐剂，时日一久，尤其权力转移之后，先消失的总是开明，顽强留下来的总是专制，所以有人笑称开明专制是奇花异草，稀罕美丽，但染色体不全，产生不了后代。
所以说，这种抚慰人却又让人不安心的开明专制，最佳的存活地点在哪里呢？我个人的答案是小说，小说白纸黑字的世界，让它隔离开会分解腐败的细菌，它永远理性、开明、有效率，不疲倦也不死去，牛鬼蛇神在它面前无所遁形，过瘾。
你说这是逃避现实是吗？直爽的名作家张北海的回答是：“笨蛋，当然是。”我不敢用这么亲密不礼貌的方式回答，我的想法是，偶尔从烦人的现实世界逃离片刻，是有意义的，也是健康的，让你保有元气，有力量跟这个世界继续周旋，或至少不会发疯或绝望自杀。
好吧，让我们愉愉快快进入狄公的正义世界，再健健康康地面对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