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我们今天还算熟悉的爱尔兰人作家斯威夫特，通常我们只把他看成讲童话故事的人，只读他《格列佛游记》这本书前两则的“小人国”“大人国”这部分，而且通常还是有口无心地在林边念给家里小朋友听的，但其实斯威夫特远比这个甜蜜印象要正经严肃太多了，可另一方面也好笑太多了。
爱尔兰人的斯威夫特，这样讲其实很多敏感些的人就懂了，一辈子所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朝向同一个目标进攻，那就是欺负他们的老帝国主义宿仇英国，而斯威夫特最淋漓的才华便在于他的戏谑嘲讽，不是把他锐利无匹的攻击用笑声隐藏起来，相反的，他是想尽办法从各种奇怪的角度甚至幻想来执行攻击，并借由笑声来肆无忌惮地放大它、传播它，因此英国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皇室贵族恨他恨得牙痒痒的（以一种很难忍住不笑却又咬牙切齿的奇怪表情），而爱尔兰人则开怀地视他为民族英雄。爱与恨，恩与仇都洋溢着大笑的声音。
这里我们来重说斯威夫特彼时一篇含笑抨击资本主义掠夺、社会所得严重失衡的文章《小小的建议》。他正经八百地指出来，那些因为贫穷养不起小孩的家庭，总是选择弃养小孩其实是不聪明的、是很浪费的，斯威夫特说，为什么不善加利用这些小孩呢？为什么不像养牛养羊一样好好养肥他们再杀了出售卖钱呢？接下来，斯威夫特开始像个经济学者般认真地计算起来，一磅肉的价格多少，皮又能卖多少钱，卖价扣除成本有多少利润云云，还有，肉如果煎熟了卖又是如何，要用到多少盐巴，盐的成本又是多少——
这摆明了是一篇模仿彼时正经的经济学者论述的文章，借此，斯威夫特不仅修理了英国的统治阶层，还自自然然地把那些他以为是为虎作伥的、看似讨论鼓吹经济制度但其实该为社会人吃人悲惨结果负责的经济学者也一并收拾。通过模仿，斯威夫特把最严肃和最好笑的这两个看似相隔最远的东西给融在一起。但巴赫金告诉我们，其实这两者原本就可以是一起的，其来久远而且还是普世性的，并非某一个人特殊的异想天开发明，你在各个民族历史甚或初民社会里都可找到它的踪迹。
那就是小丑，或者和我们手上这本小说的书名：神圣的小丑。
一定要比一下的话，我个人会说这本《神圣的小丑》是书写水平一直很整齐的东尼·席勒曼的最秀异那一级杰作。当他更有感觉、写得更好时，我们总会看到他更大的关怀弧度，更悲悯的人文厚度，还有，更多有温度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就推理小说书写者而言，这不是装得出来的；而就推理阅读者而言，这么美丽的东西也不是天天有的。
《神圣的小丑》这次的罪案有两桩，死去了两个相隔甚远的人，一个是梭罗镇上名为艾历克·多塞的学校工艺老师，另一个则是在塔诺普埃布罗祭典里扮演小丑的撒耶斯伐。在乔·利风副队长那张插满图钉（每根图钉代表一个案子）好让联系浮现出来的大地图上，串接着这两根新图钉的只有一名落跑失踪的男孩，他是多塞学生的好友，也是撒耶斯伐的外甥，在多塞死亡前后匆匆离开学校，又在撒耶斯伐被杀时现身于祭典现场，此外，他还带了个长形的包裹，不晓得装着什么关键之物。
死者甲的多塞有两个最醒目的人格特质，一是被视为圣人般的热血助人行为，另一则是他好逗人发笑的本事，还会用一个鸭子状的布偶表演腹语。吉米·契循着多塞帮当地居民送水的卡车路线追到一位八十多岁的无依灰婆婆，发现多塞不仅帮她储水，还用卡车载她失智病弱的丈夫看医生，帮她卖毯子卖项链手链不被不肖商人欺负，书中吉米·契和灰婆婆各说各话如两条并行线这一段，哀伤得几乎让人掉眼泪。
死者乙的撒耶斯伐也极受人尊敬，被霍皮族人称为“有价值的人”，不同的是，他的好笑不来自他的心性，而是他在祭典扮演的角色。霍皮人叫它“寇夏尔”，东尼·席勒曼（显然他是亲眼见过）为我们描述了其装扮：“他们穿着围腰布，身上有着斑马似的黑白条纹，脸上涂抹着白粉，嘴唇周围画出巨大的黑色笑容，头发分成两股朝天卷成长长的圆锥角，角端垂有类似玉米外壳制成的尾刷……这时他们之间的两个站在屋顶护栏上，狂态十足地指着下面的卡钦那队伍。另外两个，一为肥胖男子，一为有着举重选手体格的年轻人，则一块搬动一个长梯。他们莽莽撞撞地转动着长梯，刷倒了其中一个同伴，又将另一个撞得头下脚上……”
这当然就是小丑没错，但却是神圣的，霍皮人千年祭典中的神圣小丑，“不是扰乱，是祭典的一部分。那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代表了人性。丑角做的全是错事，而神灵全做得对。”
所以乔·利风副队长知道这两起谋杀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联系——死去了两个大家钟爱的人，两个神圣小丑。
今天，小丑我们知道，但神圣这部分从缺，代之以自伤自怜，那种“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泪水已融在笑容里”的有点肉麻自伤自怜。我们不再知道它的源远流长，它的公众性崇高严肃意义和功能，把它马戏团化，也个人化自恋化了，以至于它的后裔尽管仍散落我们周遭，由于我们辨识的是它的粉彩假面而不是其内在本质，我们仍认不出来而已。
我们还是先顺着“寇夏尔”来说。祭典当然是神圣的，而霍皮人说小丑也是神圣的，惟后面这个神圣很明显是特殊的、异质的、对立的，带着破坏力量，挑衅着神圣惯有的庄严肃穆表现形式，因此小丑这部分的所谓神圣，我们可理解某种特权，某种必要的保护方式或说赦免，好对抗、或应该说借由对抗来完成祭典本身更大的神圣。这里便让我们看出来某种睿智而且极深刻的不安，对什么不安呢？不是对神圣本身，而是神圣的基本庄严肃穆形式；就神圣而言，庄严肃穆当然是好的，合宜而且自然，但它是惟一的、非如此方能构成神圣吗？我们晓得，单一的表达形式永远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时间一拉长，形式会失去了它的指示和隐喻部分，而让形式完完全全等同于、叠合于它表达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形式完成了它对内容唯名论的篡夺——某种千年不坠的神圣也许是好的，星空一样让人永远有崇高的、超越一己的富想像力东西可以仰望、可以自省、可以清涤自己；但某种僵固千年的庄严却是窒息的、恐怖的、甚至是迫害的，你非得适度地对抗它破坏它不可，至少要凿出一个通风的窗口，好让庄严的表达形式停留于就只是表达形式的原初谦卑位置，防止它在时间中硬化成一个密合无缝的外壳，让人可以呼吸，可以时时回返到神圣的原点。
我们用到“恐怖的”“迫害的”这么沉重的词，并非危言耸听。也许在霍皮族这样政治建构不足、社会层级分割不明显的国度里，这样的效应是不至于恶化到如此地步，但在世界其他各地以及人类历史上可非如此。我们晓得，神圣并不仅仅是冥思的、沉静的、真的像星空那样的纯净无害的“境界”而已，它同时饱含着权力，由上而下的权力，通过某种仪式催眠氛围、但更多时候系通过森严的教谕禁令来传达来维护来保证执行，因此它的具体形态总是一个严厉的权力层级结构，而且控制的不只是人的行为，而是直接从思想和言论的层面禁锢。如此一种纯粹由上而下、有人只说不听而绝大多数人只听不说的单向权力结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它自身便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只因为如此非报称的、完全失衡的权力层级结构不可能长期存活，它不仅难以忍受，更糟糕的是它听不到真的话，看不见真的事，接触不到真的人，因此它很快会变笨。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掌权笨蛋除了走向毁灭之外哪里还会有第二条路好走呢？
因此，“总要有人说出真话来”，在某种可控制、可容忍的状况下说出某种程度的真话，这不见得是慈悲，而是这样一种神圣权力结构生存之所系。
所以我们说小丑的神圣性是特权，是赦免。说真话的权力并不及任何时间的任何人，而是在不改变这个结构的前提下只赋予某一个特殊的人，或更正确地说，只在一定特殊的时刻赋予一个特殊的人，因此获得特赦的不是这个具体的人，而是某个“角色”，只有这个人戴起假面，装扮成这个角色，并站上特定的舞台上时，他才被这个权力结构所容忍，被视为神圣的一部分而取得某种程度的说话乃至于行动的自由。
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神圣性其实是特赦，我们才清楚地认识出来，小丑这个角色的来历及其基本位置是民间的，一般大众的，它负责带来的话语也是彼岸来的，是所谓人民的声音。
为什么是由小丑来说呢？为什么好好一个人非把自己搞成如此五颜六色才得以获准说出真话呢？又为什么神圣这个高傲、矜持而且通常保守虚伪的大家伙，独独会中意这样和它美学偏好如此彻彻底底背反的卑贱造型呢？它不是要人庄重高雅而且很处女座地计较每一丝细节吗？
这里极可能有一个长的时间过程，一个充满惨痛历史教训从而逼人学会世故、学会彼此妥协让步的艰辛过程。这个已逝的过程如今或无法实证性地考察，一如那些换取教训所牺牲的人我们无从知道姓啥名啥，但并非全然不可回溯，不可理解，不可猜测出它的可能来历和基本变化轨迹。
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人体细胞里有一种叫线粒体的怪东西，它有自己独立的分裂时间，和细胞的分裂时间并不一致；还有，它拥有自己的DNA，样子也不同，其上附着一层组织蛋白云云。科学家据此推断，它应该是外来的，原本是某种入侵的噬菌体。最后选择和我们身体共生而长住下来。小丑之于这个神圣权力结构大概就是这个线粒体，它的造型，它的行为举止和语言，以及比较不容易看出来的，它的看事情位置和角度，怎么说都和神圣这两个字扯不上关系，反倒处处保留着最下层民间社会的遗迹；此外，愚笨而且迟钝的神圣权力结构从来就有远见的能力和习惯，除非有外力的逼迫到呈现明白危机的地步，它总选择一成不变，就像某些仪式进行成千上万年一动也不动一样。因此，小丑极可能不是神圣权力结构自身发明出来的，它原本就起自于下层民间社会，它只是极不得已但又必要地被选择、被容忍、被接纳为这结构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差堪可以想像发生了什么事——一种全然由上而下、对人的每一行为和语言遂行禁锢的森严权力结构，总日复一日累积着不满，这些不满的声音总会试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表情和分贝数说出来，而且其强度与时间的延迟成正比，如果大家就这样走到终点，那些发出激越声音甚至化声音为行动的人固然很难有好下场，但这个权力结构本身也会崩毁死亡，如此一次又一次地两败俱伤俱死下来，再笨的人都会学得教训、如同一部电影看了十遍总记得故事结局不是吗？尤其是手握主动权又比较损失不起的权力结构本身，它必须打断这个堆积不满的时间单行道，在不损及结构本身的前提下让愤愤不平的能量适度泄洪，而所谓的适度，其一是时间的考虑，另一则是形式的挑拣，从民间既有的各种发泄方式里选一种它受得了的。
在中国《礼记》一书中也保留了这个记忆的蛛丝马迹。孔子讲劝谏，亦即我们所说的民间不平声音、说出真话的声音，依历史经验光谱般列举了很多，从微妙的暗示到不惜以死相搏，亦即我们所说的不同方式、不同表情和分贝数，而温柔世故、自己本身就爱说爱听笑话、又倾向于改革而不是革命的孔子说他自己“从其讽谏”，也就是譬喻的、讥讽的、说故事的甚至带着笑容的方式，基本上，这就是小丑的方式。
在这各种发声方式中，小丑最独特的部分便是笑，大笑，或如巴赫金最爱讲的带来狂欢的笑。笑有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效应，那就是使人嘴角上扬肌肉松弛，而且像打哈欠般具有奇怪的感染模仿力，甲看见乙大笑也很难忍住不笑。因此正确来说，一笑不一定就能泯恩仇，但至少在大笑这一刻很难执行得了恩仇，因为松掉螺丝钉般的身体暂时不接受指挥，提不起劲挥不出拳来，雷公所以不打笑脸人，那是因为雷公自己也在哈哈大笑。
也就是说，讽谏，或说小丑的方式，关键不在于口下留情降低语言的批判力道，它照样可以尖锐淋漓如斯威夫特；关键在于笑声所形成的这层保护膜，让说者听者两造都不至于受致命的伤，因此，那些板着脸、哭丧着脸、铁青着脸讲出真话的人一个个遭到惩罚甚至送命，惟独带着笑的人安然无恙存留下来，这如同某种演化。
就神圣权力结构而言，选择小丑可能还多一层狡狯的考虑——这说起来有点吊诡，还有点绕口，小丑被赋予特殊的神圣性或说神圣位置，但它自身的表现样态却是和神圣相去最远的，它缺乏必要的正经、庄重、愤怒还有悲剧性（愤怒和悲剧性是较易为人忽略的两大神圣特质），它永远无法内化这个神圣、无法让自己成为神圣，因此，这个神圣性永远是被“赐予”的，像一件外衣，或一个角色扮演，如霍皮人所说是神圣祭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大可放任他畅所欲言，放任他替广大人民代言，但他不会因此成为导师，成为英雄，成为另一个可堪和既有神圣权力结构平等抗衡甚至他日取而代之的神圣奇魅领袖，事实上他还防止了或说解消了这样领袖发生的机率。小丑是永远孤独的个体，甚至是个幽灵般飘荡在笑声里的流体，他如此自由穿梭于既有的神圣权力结构中恢恢有余，也就一样穿透着所有的神圣权力结构无法驻足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典型人物便是中国的首席神圣小丑东方朔，在汉武帝绝不宽容、动辄掉脑袋的权力结构中，他什么话都说，哪里都去得了，如同满朝惟一的自由人，但说了这么多睿智且证明大有贡献的话，终东方朔一生，官位止于太中大夫。汉武帝从不以为需要以大臣重臣待他，不把他真正纳入权力系统里，却让他长侍左右，他只是一株供养起来的奇花异草，一个神圣小丑。
如此，小丑这个咧嘴大笑的假面便有意思极了不是吗？事实上它才是主体，而不是扮演它的人。一方面它自由得不得了，戴上它仿佛入水不湿遇火不燃；可另一方面它却也是界线，它只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舞台出现，某个仪式，某个祭典，某个节庆时刻。所谓的仪式、祭典和节庆，我们晓得，当然都不是正常的生活时间，它是一个挑出来的特殊日子，一个截断过去和未来时间连续之流、凝冻起来独立起来的特殊日子，借由不平常的服装、活动、行为和语言分割出来。这个日子允许做一些平常日子不允许的事，同样的，这个日子发生的事大体上也止于这个日子，不太容易泛滥到明天睡醒的平常日子里去。
正由于神圣小丑不是谁的睿智发明，而是宗教神圣权力结构和民间社会讨价还价的历史产物，这才解释了它的普世性，解释了它何以奇怪巧合地反复出现在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时刻。
今天，事情变得比较复杂了，神圣的权力层级结构仍无所不在，只是不再以纯粹宗教的外形出来；相对的，失去了特定的仪式和祭典舞台，小丑也再没机会戴上它的粉彩假面来遂行其荒唐凸梯的神圣职责。但道理依然，逻辑依然，两者又追逐对抗又大笑容忍的纠缠关系依然，但凡一天仍存在着神圣的权力层级结构，就一天仍存在着小丑；有了改头换面的新神圣权力结构，就有不一样装扮的新小丑来指摘它暴露它嘲笑它。
就欧洲而言，宗教性的神圣权力结构在中世纪的教廷统治达到高峰，神圣小丑的表演也相应的淋漓尽致，所以巴赫金有关狂欢节和小丑的论述便以这段历史时日为焦点；中世纪后的教廷统治瓦解，小丑也跟着释放了出来，不只水银般泼洒回民间，还回到了个人身上。失去了假面和舞台特权保护之后，小丑的职务执行当然升高了风险，碰到了比较笨也比较没幽默感的掌权者往往还是得逃命大吉，不得不躲到彼时某个权力隙缝之地如荷兰比利时一带云云，但笑的基本力量及其效应是自有的，不会因此消失。笑，一如翁贝托·艾柯指出的，依然最快而且最会心地暴露出虚伪，依然是瓦解那一脸严肃悲愤表情的神圣最有力、最刨根的武器；此外，笑的感染保护效果也还起着作用，不至于在对抗的第一时间就走到你死我活的摊牌阶段，这让它有时间有空间学习，发展自己，精致化自己，在离开神圣掌权者特赦的限定时间、限定地点小舞台之后，它跟上了彼时人文苏醒、知识思辨从神圣权力结构大举释放出来的壮阔历史浪潮，在这里重新找到它更积极的公共位置，随时随地地讲出开心的真话。
也就是说，脱掉了保护色般的面具，小丑不仅更自由，还能从角色回归成人，真正形成权力宫廷反侧的社会性独立批判力量；还有，文艺复兴之后的这两三百年时间，遂也成为小丑最有学问的一段时间，或者从另一面讲过来，遂也成为有学问的人最搞笑最小丑化的一段欣然时光，从薄伽丘、伊拉斯谟斯、拉伯雷、乔叟、塞万提斯、伏尔泰等一堆人身上，我们都可清楚看见这两者的汇流、相互奥援、彼此升级并持续生长——
大民间史家房龙在他《人类的故事》书中特别点名这支以说具体故事，以模仿、谐拟、譬喻、嘲讽在每一回历史陷于神圣、僵硬、虚伪、迫害时刻说出真话、表现出真相的聪明无惧传统：“嘲讽和怜悯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忠告者，前者以它的微笑令生命更欣然，后者以它的眼泪赋生命以神圣。”“我所说的嘲讽并没消极和毁灭性，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懂得嘲讽，我们甚至会懦弱到竟去恨那些人。”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某一物最独特、最强大的奥秘所在，通常也总是它限制之所在，事情总是这样子讨厌。小丑，或更直接说，笑，终究太不正经太不庄重，欠缺必要的乔张作致，这使它永远和权力无缘；还有，它流体的、怀疑的、颠覆的本质，又使它和任何的结构无缘。因此，所有和它联手对抗既有权力结构的盟友，一旦闻嗅到胜利的气味，甚至更早，一旦要构筑有组织有分工层级的对抗，便得离它远去。它（通常）第一个说出真话，暴露掌权者的错误、不义和虚伪，并以它如春风吹过般的开怀笑声招徕围拥的群众，但笑声却也同时驱散了愤怒，让所有人坐下来成为欣赏的观众而不是起义的行动者。因此革命者尤其不喜欢它：一方面本质层面，它和革命者复仇天使的必要神圣和愤怒强烈扞格，革命者几乎总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出它对自身未来的威胁性破坏性，它在嘲笑此时此刻的共同敌人同时其实亦一并嘲笑了革命者本人；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的，你不能允许它长期地占据群众舞台，非得赶快赶它下来不可，这则关系着群众的争夺，革命要的不是群众情绪的抚慰和宣泄，让他们含笑入睡，而是压力锅般让愤怒累积成为仇恨，让他们即使今天散去仍夜不成眠。
因此，掌权者来掌权者去，权力结构基本上只替换但不更改，也永远得保有神圣性好支撑此一权力结构的成立及其运行，浑身民间印记的小丑于是哪里来哪里去，它（基于本质而非基于恩赐）仍能像最原初的神圣小丑先人般被特殊地宽容，也被某种不等程度柜窗性或功能性地利用，允许超越正常体制和禁忌地进行它带着狂欢放肆性质的表演，但它的位置永远是边缘的、结构外的，而不仅仅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在野而已（在野者往往会认为它太温驯或太受官方宽待，又同时认为它太自由太无法指挥号令）；而且它还是个别的、孤独的，总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表演者工作者。
今天，马戏团式的、剧场式的小丑只捡拾到它丢弃的粉彩面具，而它真正的族裔究竟流落何方呢？如果问题一定要这么问的话，我个人会说，神圣小丑，那种有着公众性严肃崇高意义和功能的神圣小丑，那种在朗朗笑声里怀疑、颠覆、除魅任何神圣权力的神圣小丑，一度，其最大宗、最嫡系的后裔移居到小说书写的王国，乔叟、拉伯雷、塞万提斯、菲尔丁等，甚至还是现代小说的关键性开创者、奠基者（米兰·昆德拉还特别提醒我们留意，在现代小说的曙光时刻，菲尔丁曾如此定义并命名这个既源远流长又获取全新书写形式的文字演出：“散文—滑稽—史诗写作”）。的确，在“使用文字书写”这样一种基本上源自上流阶层的、非民间的（民间使用的是口语）老行当中，我们在现代小说中找到太多神圣小丑的独特脚迹，包括它低下的看世界位置和视角，包括它对具体的人和事物的偏好，包括它独特的杂语现象，包括它平民化大众化的说话对象选择，包括它对幽默的特殊要求，包括它的多疑和颠覆性云云。即便到后来，现代小说变得更体面、更悲苦、更抽象、更不具公众性，而且自身也专业化结构化，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异物如线粒体般悬浮于其中不是吗？
也许我们还可以这么说，现代小说的发生，正是神圣小丑对文字书写的颠覆和解放成果。我们都晓得，在此之前，文字书写基本上是神圣的，直接隶属于统治的神圣权力结构。
我想，有关神圣小丑后裔何去何从的真正真相是，这样一种流体的、自由不羁的、抗拒着一切封闭性结构的力量，本来就不该也不会固着为特定的族裔。它种子般埋于人心，因此不仅远远早于人类世界的任何权力层级结构，而且它还是遍在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或至少那些聪明、要自在呼吸并无惧说出真话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在宗教性的神圣权力结构统治的那段时日，他们意识到这个力量，给了它一个“保护/限制”的面具，也让它暂时有个鲜明可辨识的身份和形象，而随着这个特定性的宗教神圣权力结构瓦解，它又重新返回民间，埋入人心而已。不戴面具、没开始表演的小丑是找不到的，事实上又何需刻意寻找呢？它自己会现身的，当某种封闭性的权力压得人不能忍受，当世界变得又僵硬又虚伪，当需要有人讲出真话时——
也许，你还会发现，原来你自己就是神圣小丑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