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作为一个阅读者，其实也不只是阅读者，我们好像同时在两种不同的时间之流中行进。一种是正常的、当下的、随着日历和钟表均匀节奏流逝的时间，另外一种则是压缩的、急迫的、往往还错乱跳跃的时间——我指的是，我们一直是个野心勃勃的追赶型社会，要用几十年迫切的时间，知道甚至学会人家几百年的东西，于是，原来透明没厚度的时间，在我们眼前便像化石层般同时显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我们有点来不及地学人家过去积累的庞大成果，又得经营当下、解答自己每天每时的难题，还一直贪婪地注视着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在伸手不及前方熠熠发亮的光点，想窥探一下我们想像中的可能未来，忙得不亦乐乎。
很长一段时间里，讯息的传递速度较慢，需要一整段可观的时间，这更使我们的时间感出现诡异的图像。如果用天文物理学的方式来说，那就是一旦距离够长，即使是全宇宙奔跑速度的永恒纪录保持者光子，一样得占用时间，光年便是如此一种巨大耗时的距离或说长度概念，因此，物理学家总用距离产生的时间诡计逗逗我们，现在是什么意思？我们抬头看见的静静星空是什么意思？它们还存在吗？我们看到仿佛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的星图，其实蕴藏了不可思议的时间落差，那是光子分批穿越了广漠无垠的宇宙，同时到达我们的视网膜形成的，我们眼见为信，但那却是它们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乃至于亿万年前的样子而已。像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发亮恒星大角星，有4.3光年之隔，如果大角星上有人和我们对话，即使讯息以光速进行，大角星人告诉你一切平安美好，意思是他在四年多前某一个可能再记不起来的日子里曾经心情还不错。
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从不帮我们解决此事，但我们得好心谅解这一点，因为只要一天光速仍是宇宙第一，这事就无从解决，毫无希望解决。
好，回到地球上的台湾来。因此，通过阅读及其他讯息吸收方式，我们追逐着我们并未参与并没发生的种种过去，我们还窥知了不少我们尚无力感受而且并不一定会发生的未来。像小说写实的现代主义，原来有其特殊历史条件和时间表，发生在社会整体瓦解破碎的时刻，科层分工隔离了人的经验从而逐步丧失了共同的语言，城市的兴起遮挡住人的及远目光并把完整的自然再切割成为个人的独特视野，这种写实已失去基础、因应着单子式个人而生的新小说书写方式，系“提前”在台湾前城市的、社会整体大问题才方兴未艾的六〇年代初期就来到，因此，它很难和彼时台湾的当下经验真实衔接起来，只能局部存活在某几个特殊小说家的某些英勇实验之中（如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的《冶金者》、《现在几点钟》），成为某种华丽但还不怎么合用的“书写密技”，以及甚有道理的，它成为彼时台大外文系学院书写的进步大旗。学院，我们都知道，正是一处隔离于社会当下真实经验的独特封闭世界。
六〇年代，有人会读到诸如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书，开始知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可怖现象。书上告诉我们，旅行鸽已绝种，美国图腾鸟的美丽（但愚笨）大金鹰已剩寥寥几只，人活在暗无天日的“黑乡”伯明翰相当于一天自杀般狂抽十八包香烟，蓝色多瑙河一片灰浊，泰晤士河如一条病入膏肓的盲肠，地中海则根本污染得没救了云云。而当时，台湾还云淡风轻，我们踩脚踏车去宜兰河钓溪哥、鲶鱼和长臂河虾，回家坐在满天星斗、一道乳白银河斜画过中天的天井里乘凉。
七〇年代，我们开始关心、比较国民所得，书上告诉我们，北欧那四个小国和瑞士都是全世界最顶尖一级的最高所得国家，而且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坟墓听起来跟天堂一样假，但更奇怪的是，那几个国家却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因为书上讲，人活着没目标没意义，而且饱受“忧郁症”折磨——忧郁症我们望文生义看得懂，但我们彼时还贫穷、容易病死却少有人自杀的台湾人无论如何还是弄不懂，过这么好生活的人干吗活得不耐烦呢？要忧郁不是应该我们吗？我们更无从知道，忧郁症正是富裕社会的病症，和社会的隔绝沉闷有关，尤其是人隔绝于湿冷漫长没阳光的冬季里。
凡此种种。
今天，时光姗姗但还是来了，我们像揭开封印般一样一样弄懂了，而且还感受良深到一种地步——我们自己的美丽云豹也绝种了，岛上污染遍地，天上星光稀微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迷宫中的将军》书上说的：“时代不好就连星星的数量都变少了。”银河成了一个纯文字性的名词，更要命的是，我们几乎每天有人实践不同的自杀方式，跳楼上吊烧炭自焚喝各种不可以喝的东西，而在后SARS、前领导人选举的绝望时刻，应该较庄重称之为“身心症”的忧郁症正蓄足能量、准备以空前高峰之势猛暴席卷全台湾。
米涅·渥特丝的这本《狐狸不祥》，以一则古老形式的寓言故事开始，写的却是当下英国的谋杀故事。小说中出现的歌曲和歌手乐团、电影和电影明星、乃至于国际要闻和相关名人，都是我们从每天的报纸电视可看到的，我们活在同一个当下世界里，这多少令读小说的人松了口气，又有些事有些书我们追上来了，有时间的平等之感。
一旦追上来，我们甚至掉过头来觉得渥特丝笔下的英国乡间有点古老了。像小说中有老上校名衔的庄园主人，像流浪汉成群而来仿佛无政府般和乡间贵族式地主的占地对峙纠纷，像大群猎犬领头的骑马猎狐活动，在我们已习惯台湾这二三十年了无子遗而且翻过几番的土地兼并炒作，别墅庄园永远和最当红的财团商业政治名人连一起，不可能有剩余无主土地，更没野生走兽飞禽悠闲生活空间的情况下，还真会错觉在读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故事。
但当然这是当下的英国乡间没错。这我们可以老方法拿上一任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同样的英国乡间社会做个简单比对——在克里斯蒂的老太太神探简·马普尔的系列中，她所居住的圣玛莉米德村尽管对外封闭自成天地，但村子自身却是透明开放的，小孩跑来跑去，每家大人也自在穿梭在别人家的花圃、厨房、餐室之间，借花种、某种甜点的调制配方、毛衣围巾的针织图样、修篱笆屋顶或整理花草园艺的工具等等。人们一起做礼拜，在返家的步行路上三姑六婆地聊天，偕伴赶市集或在订货的那家小商铺子固定性碰头，还不时有全家阖府光临的各种家庭聚会和牌局（当然，在谋杀故事中遂成为绝佳的杀人场景和时刻）。这个欢快无间但也有其可怕之处的小社会曾是乡居生活的长期主要形态，不止英国，哪里都差不多，田纳西·威廉斯的美初中西部小城小镇、契诃夫笔下的旧俄乡间，乃至于我们台湾的昔日都是如此。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便是如此乡居生活的完美侦探产物，把抽象的理性、正义、同情和果报建立在真人真事的物质性基础上面。对马普尔小姐而言，一个村子便是一个无所遁形的人性实验室，是显微镜盖玻片底下纤毫毕露的人性样本，马普尔小姐在异地的谋杀案中于是总看出她再熟悉不过的东西，类似的情节发展，类似的反应和表情，类似的人格典型及其命运，都是她村子里实际发生过的。她用几十年生命弄得清清楚楚的一个英国乡下小村镇，遂成为她戳穿广大世界无穷诡计的地图和指南针。
但渥特丝的英国乡下完全不是这图像了，而是一种“后城市”的新乡居形态。它模仿了城市，尤其是城市鸽子笼公寓的格局，篱笆、围墙的门锁也许仍像昔时一样容易侵入，但却在四周竖立起无形的高墙，拒绝陌生人，更拒绝四邻。过往是远亲不如近邻，如今是远仇不如近邻，只因为生活的紧密相连，更多的威胁更多的纠纷总是来自近邻，就像我们今天城市生活所熟悉的，停车问题、垃圾问题、猫狗问题、噪声问题、乃至于抽油烟机排油烟或冷气机滴水问题云云；另一方面，正因为是邻居，才更了解你的弱点所在，他知道你的来历，你的过往种种，你的生活作息，他知道如何让抽象的恶意转变成为实质而有效率的攻击，这是陌生人做不到的。
简·马普尔小姐的透明小社会消失了，如今是米涅·渥特丝笔下的一座座孤岛。
这一回，渥特丝谋杀事件底下的爱情故事又由剑拔弩张的吵架开始，无伤大雅，只让读惯她小说的人会心一笑，仿佛成为她的签名，成为辨识她作品的标志。
干吗脾气这么坏、这么容易被激怒呢？不吵架、不讲两句难听的话当发语词难道就注定发展不成一场恋爱？事实经验告诉我们绝不必然如此。无独有偶的，美国当前最火红的、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女法医系列谋杀小说，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个脾气奇坏无比、动不动就陷入无边沮丧（对自己）和无理暴怒（尤其对她愈亲密的人）的专业首席法医史卡佩塔。依我个人读小说的有限经验和理解来看，我并不认为这是书写者的有意设计，因为这并不真的关系着布局，影响着谋杀故事的基本构成及其情节，我个人宁可相信这是书写者本人的自然情感投射和流露，是书写者和世界相处的基本方式。
也就是，我们大胆点说，我相信这些坏脾气的源头来自渥特丝和康薇尔本人，我甚至不意外她们皆有某种程度的忧郁症躁郁病身心症缠身——这么瞎猜不是污蔑，我想，对个小说书写者而言，忧郁症宁可是某种辛酸的光荣冠冕，一如战士身上的弹痕刀疤一样。
张爱玲曾带点自嘲地说“云端上看厮杀”，小说家也常被想成是袖手站旁边、在安全距离之外探头探脑的人，但事实上他很难只是事不关己的纯粹旁观者，只因为同情、理解和想像不可能光靠聪明，还得在相当程度的共同处境这一基础上才能有效生长起来。有句话说，小说家是“站在边缘的位置，思考着共同的难题的人”，真正的意思是，他不仅得是个清醒的发现者而已，他同时也得是身不由己的病征本身。身为病征是他感受的位置，是他和社会所有人建立真实联系的位置（比方说你没在下雨天的下班尖峰时间等过公共汽车，很难真正感受台北市的交通状况），只是他不满意于只是身在此山中的病征而已，他还想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他又得逼自己走出来，到社会整体性浪潮无力吞没的边缘位置去，这则是利于观察他者同时观察自我的位置，也就是说，思考的位置。
而当这个社会集体难题是忧郁症时，小说家便更难不就是病征本身了，因为他本来就比寻常人等多一份敏感、多一份胡思乱想的习惯，而他又要给自己另一个孤独思考者的位置。我们知道，“孤独”加上“思考”，白话文说，一个人没事想太多，正是忧郁者的最大催化剂。
《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忧郁症的病因林林总总，但孤独的个人，我个人以为，才是人精神的、心智的之所以如此普遍挫伤而且难以修护的源头。
孤独，带给人自由，但同时也意味了人丧失了盟友，得独力应付整个巨大的世界。就像书中孤立无援的老上校，他有钱有土地有美好令人觊觎的乡间庄园，甚至有妻有儿有女有亲人，但他仍像困守在四面楚歌碉堡之中的绝望单兵一般，除了意外死去的老妻而外，他无法也不敢把情感开放给任何人，他惟一敢于关心的只是那些被枪支和陷阱追猎的可怜狐狸，他保护它们，如同拯救自己。
小说中，沉默不语的、把所有秘密一人吞下的老上校，以一则狐狸和狮子的寓言故事寄给他自小流落他养的外孙女，因此说动了他这位英姿焕发，有着皇家军官身份、原本对自己父母身世毫无追究兴趣的外孙女，这是全书的关键之一，也是小说中最动人的一场，这让人想到本雅明讲卡夫卡那段著名的话：“就像一个人爬到沉船的顶端随着船骸漂流，他在那里有一个机会发出求救信号。”
事实上，我们还可借此多读两段本雅明的话。一是：“无论如何，说故事的人，对他的听众，乃是一名良好的顾问。……事实上，所谓的劝告，也许不是针对一个问题提出解答，而是针对一段（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提出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我们要人给我们劝告，那么我们便得先叙说我们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基本的是，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另一是：“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孤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的事物作出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道如何劝告他人。”
还好芸芸世间有一个酷似他、宛如他长相性格的远方不识外孙女听见了他瓶中书里隐晦微弱的求救讯息，但这样盲龟浮木的偶然，不正更见证了人的孤独、人的有口难言不是吗？
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有益的劝告，那么他先要找到适当语言来表达他的处境。而本雅明所谓的适当表达语言，事实上深沉地牵涉到说者和听者两方的困难：当说者的处境不在一种普遍的经验之上，而只是他个别的、独特的、惟一的困境，那是很难找寻到听者的；而当人的孤岛化形成，不再有本雅明所说、克里斯蒂笔下所揭示那个“总有听者围拥着说者的小社会”时，人的表述便只剩下重复回声的喃喃自语，要不就是无声无息的文字，用在书信、日记、泄愤式的涂鸦随笔，以及最终的，遗书上头。
如此人的孤独，也准确告诉我们，忧郁症如风行草偃的普遍化，关键极可能不在于人的受挫，人的受挫成千上万年了，不自今日始；而在于受挫的个人丧失了保护，丧失了修护能力。而这个修护能力从不是个人所能独立完成的，它得仰赖一个广大柔软如海绵的社会机制，这个机制通过适当的说和听，不在于它能让人免于受挫，而在于它吸纳了个人的受挫，化入集体的经验之中，如水滴融入大海消失无形，这正是本雅明告诉我们的：“它像是一座梯子，梯脚坠入深渊，梯顶则消失云间，对于集体经验来说，连这人经验中最狂暴的冲击也不代表矛盾或障碍。”
有趣的是，人类花了几千几万年时间，我们才从集体经验之中慢慢挣脱出来，从社会的显性隐性规范束缚、从家族亲属的系带中挣脱出来，取得了个人的独特性和思考行动的自由，这违反了《圣经》的古老劝诫，却是人全新历史经验的处境，也同时包含了踽踽独行的自由，四顾无人，在白天，你得学会只手对付一整个陌生敌意的世界，在夜晚的失眠时刻，你得独力疗伤，以及更麻烦的，应付孤独一人时总会时时冒出来的执念和幻觉。
历史上太多热爱自由的哲人为我们揭示了自由的美好无匹，但只有少数乌鸦嘴的诚实哲人肯告诉我们，和自由相处需要多强韧的精神力量和心智力量。而我们现在晓得了，我们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