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过英国，印象其实相当好，尽管食物难吃得要命，但《圣经》里不是讲：“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英国仍保有诸多美好的事物，如她诸多美好的历史一般，这里要从头讲起可能太长了。英国人一般比较冷漠，但符合像我这样不爱跟人打交道的性格，相反的，我很欣赏英国人稳重而彬彬有礼的举止，男性尤其绅士，特别当你以大英博物馆或卖书的查令十字路当背景时，更感觉这是个知书达礼到堪称保守的社会。
保守并不一定该死，它自有其堂堂存在的价值，或至少是个可堪让人认真考虑的生活有效选项。相较于欧美比我们进步的国家，至今仍以保守为政党名称或总统大选的主要诉求，近些年来，台湾社会习惯把保守视为足以构成诽谤名誉的脏字眼，这里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躁进无知。我个人以为，就算你自许为进步之人，把保守看成生命大敌，你也得认真去理解、甚至学习欣赏保守的美好理性面向，否则，那样的进步容易流于某种其薄如纸不堪现实世界一问的廉价进步概念，甚至是反智的民粹。
其实，一种基本上健康的保守，并不真正跟进步完全冲突，它只是较容易意识到安全问题，高度警觉到既有一切的防震承受能力，试图去控制进步的强度和速度以及其爆破力，好维持住均衡。因此，保守的人往往反倒是理性的，甚或流于太过度的理性，一种随时仰赖着高度精算、由此也显得太迟缓太小心翼翼的理性，以对抗新事物来临及其实践过程不可避免的激情和神话，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在新事物面前迟疑不进，这样的态度可能是最理性的。”
也因此，保守往往也是一种年龄状态，是年老的象征。这与其说是肉体机能老化、丧失了快速行动的能力，不如讲是一种心智状态。当人累积了过多的经验，尤其是受挫的经验，他会极容易察觉出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实践之间的漫漫距离及其异化程度，因此，他的信念总显得不纯真不够干净，挟带着令人懊恼扫兴的现实泥沙，从而少掉了放手一搏的决志和力道。
保守的英国大概便是这样一个年老社会，太长的历史经验加上冷湿的自然天候，似乎让英国人点燃不起什么清晰可见的激情来，我常笑说，在英国我只看到两种骇人的狂暴事物：其一是全世界人人喊打、就连英国人都摇头叹息的喝酒嗑药足球迷，另一则是米涅·渥特丝的杀人小说。
米涅·渥特丝的狂暴，与其说是血流漂杵式的杀人肢解场面，倒不如说她对人那种原罪式的人性假设，对人的幽黯阴森一种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定定凝视——我没四下去探询，不晓得一般人作何反应，我只知道负责编书的出版社同事，常常有吃不下午饭的身体恶心之感，以及下班不好入睡的心智沮丧之感。
推理小说，以杀人为乐，但一般而言，书中仍有好人，作为读者的情感投诉对象，就算是更冷更酷的美国冷硬派，我们还是找得到，比方说钱德勒的菲利普·马洛，那是多高贵多让人心口温暖的美好典型，或说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或老小偷巴尼·罗登巴尔，二话不说你会想要有个这样聪明正直（这两个特质经常性的背反）、不扰人但忠心耿耿的朋友，漫漫人生有一个就好。
小说家袁琼琼还说，她特别喜欢“马修·斯卡德”系列中的伊莲·马岱，如果她自己身为男性而伊莲是现实世界的真人，她会不计一切追求她并娶她为妻。
在渥特丝的小说里，你想娶谁嫁谁？
这使我想起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谈他一生尊崇珍爱的张爱玲。张爱玲笔下，没有一个“可爱的人”，没有一个角色是读者读小说时很自然会扮演、会让自己与之合而为一的，读小说的人和写小说的人一样“站在云端看厮杀”，但这样的云端不是一种俯看望远、欲穷千里目的美好和平景观，而是天地不仁，像《圣经·旧约》里耶和华在天上时时看着的残酷大地。
然而，渥特丝的狂暴可能有其道理，或至少说有其必要，她强悍的姿态在保守的英国社会和太常书写传统的古典推理小说中灿烂的成功，说明其中“写对”了某些东西。
写对了什么呢？如果我们讲英国古典推理书写是一道百年以上的长河，我们可能顶容易联想到河流和大地漫长时间中的关系和变化。这是很初步的地理常识，绵延有毅力的河水流经大地，会不断冲击并逐步夷平大地的凸起棱角之处，最终形成一种遍在的平顺、起伏和缓的地形，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老年期”的地形，从而河水本身也丧失了高低位差所形成的激烈力道，而成为河道曲折宽广、缓缓流淌的大河。这时，你若希望河水恢复其强大的冲激切割能力，你就得寄望于地壳的剧烈变动，再次造成水流的高低落差，让河水新生般再次得到力量，切割的循环亦重新展开，这现象我们称之为“回春作用”。
古老平缓甚至开始形成滞留水坑处处的英国古典推理长河，的确很需要如此的回春作用，这不待理论家如朱利安·西蒙斯从知识的层面为我们指出来，而是一般人可以直接从阅读小说时或彰或隐地感受到，这种感受以一种不耐烦的主观情绪伴随出来——怎么搞的，看来看去就这么几套手法一直重复使用？有没有什么新鲜一点？
但麻烦在于，地壳当下的变动总是暴烈的，带着相当程度的摧毁力量，这我们从九二一地震完全可以体会出来，它长期被封闭被压制住的能量，要冲破坚硬的既定地壳而出，样子一般而言不会太和气太赏心悦目，自然景观如此，人类社会的种种造物亦复如此。有关这一点，我个人记忆里的一段激越的话，也就是名画家毕加索的长年挚友、同时是美籍女同志作家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在有感于毕加索受非洲艺术启示，以《亚威农少女》这幅名画转向立体派，改变现代绘画走向时说的，相当有意思值得人多想想——“当某人创造某样东西时，必定会做得很丑恶，在如此张力之下所必要的冲击力道及其搏斗，不可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丑恶。随后模仿的人可以把它变得美丽，因为他们已晓得自己在做什么，那个东西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最原初的创造者不会知道自己将做出什么样子的东西来，所以这最原初的造物便非得丑恶不可。”
因此，前头我们期盼进步者多理解多欣赏保守者那番话，同样地应该倒过来劝劝过度焦虑进步暴烈激情的人，得认真去理解、甚至学习欣赏进步的沛然力道，不见得要妥协，更不是非得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可，这只是向深邃处走去的必要辩证之道。
渥特丝自己在揭示凶恶的死亡之时，也曾通过书中的角色这么说，“生命里没有丑恶的事物，除非你决定要以那种方式去看”。
然而，我们却在这部《暗潮》书中找到一个相当可爱的人，那就是书中那位独立、怡然、体贴、自我约束力良好而且能烧出好吃鲈鱼、没特殊怪癖怪脾气、只略微板正洁癖的小镇警员尼克·印格兰姆——我们晓得《暗潮》是一九九八年渥特丝到目前为止最新的一部小说，紧跟在一九九七年的《回声》之后。其实《回声》一书中，我们先已看到过一名圣洁的人物，那就是作为死者的流浪汉比利·布雷克，但这个在污秽的往事、以及同等污秽的现实世界里，舍命为自己也为不识的他者寻求救赎的人，实在是太神圣太高贵了，像耶稣那样，这不太真实可信，或至少很难让人称兄道弟地喜欢他亲近他，我们对他只能惭惶地仰望。
此外在《暗潮》里，恋爱仍在进行，只是温暖了，不再互抓互咬如猫科动物，杀人也仍不可免，但警察、死者、凶手以及一干人等基本上全平稳了下来，各自扮演各自的分内角色，不再掠食般一个个恶狠狠扑上去——难道说，渥特丝打算逐步缓和下来，沉静下来，慈眉善目吗？
当然，单本小说可能只是个特例，有其他偶然因素的渗入使然，绝不足以支撑如此猜测；至于假设渥特丝本人年岁渐长，所以想当然耳火气日消、棱角趋圆，这也似嫌武断，毕竟，随着身体爆发力的减弱和心智上因着现实经验的累积而慎重保守起来，这只是人类总体的一般趋向，对特定的单一个人不必然有效。我们这个古怪多歧异的世界，会有费里尼、毕加索这样好像永远不会老去的青春火热之人，监狱里也随时不乏冲动、安分不下来的高龄人口，更有那种所谓“只有死去，没有退休”的终身革命者，如我们台湾的社会主义永恒导师陈映真或古巴大胡子卡斯特罗。
然而，从此慈眉善目未必，我个人却自始至终不以为渥特丝会真正不回头颠覆掉英式古典推理，像年轻的耶稣初到耶路撒冷市集那一场“掀桌”破坏一般：我来，是要起刀兵的——不，我怀疑渥特丝打开头便没打算要这样，要在古老推理王国彻底来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
我们在《暗潮》之前的小说引介文字中，曾一再谈到渥特丝书写的种种“变异”，包括她不用固定的破案侦探，宁可让衷情她的众多读者情感漂流，“作家每一次写的都是一部新的小说，读者每一次读的也是一部重新开始的新小说”，这是自由，也同时是挑战。事实上，就推理的书写传统来看，像她这样历史级的大作家很少这样；包括她明显“降低”并“移转”了看待世界的固定位置，不再由右上方俯视，心怀优雅的悲悯，而是由左下方朝上呐喊，满腔抗议性的郁闷和愤怒，事实上，她书中的破案侦探社会位阶都不高，若是警方人员，通常也只能到资深警员的层次而已；包括她不把死亡仅仅看成小说进行必要的场面有就好，而是放笔大肆书写，“怎么恶心怎么来”，淋漓地让死亡从冷静的谜面，添加上大量的感官攻击力道，成为渥特丝小说极重要且固定的戏剧演出云云。
改变是必要的，否则无以在书写殆尽的日暮王初中拿出新鲜锐利不同以往的东西，无法重新切割再次回春。然而，绝对和英国狂暴足球迷不同之处在于，我个人以为渥特丝姿态强悍，声腔激越，却从不失控。在乍看人人任意而行的为恶小说世界之中，我们可以察觉出隐身在这一切一切背后的作家本人始终是冷静的，她气定神闲地布局，有条不紊地操控，线头始终好好握在手中，她笔下的角色没有离题，也不见逃逸，她聪明地把隔绝类型小说和真实世界的界线弄得模糊，甚至仿佛已然泯灭，但那是四面的透明强化玻璃高墙，封得好好的，撞不破也不可逾越。
《奎因静默世界》的作者、也是当前英国第一流推理作家的德克斯特，曾接受台湾推理传教士詹宏志千里迢迢的亲身访谈。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克斯特在谈到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国推理作品时，很绅士地批评美国作家普遍的弱点正在于：布局。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准确看法——只除了布局不如英国推理作家严谨不见得是弱点，而是一种小说书写的抉择，依写作者不同的小说思维假设，从而选择的不同书写实践之道，用日本人的围棋术语来说叫“趣向”，无关好坏善恶，就只是个开放性质的选择而已。
如果要我个人选择英式古典推理书写的最底线、最不可让渡、没有它就整个不成立的究极技艺准则，我也会说是“布局”——英式古典推理跑不掉是品类众多小说王初中最仰赖严谨布局者，布局干什么？好完成这个类型小说所想望的完美理性结构造物，因此，它非得全面性地操控到底不可，万事万物皆得有其固定的位置、轻重和任务功用，谁也不能自作主张地多点少点快点慢点，否则结构便无法完美甚至崩塌。正因为这样，我们很自然对典型古典推理的赞美，通常不会选诸如深刻动人、发人深省这一类的感受性用语，而是所谓的环环相扣、设计巧妙、紧凑有力的倾向技艺面赞叹。
你买一部冷气机、电视机，你一样不会听到推销人员说服你这部机器深刻感人，那样你会以为你买到一部妖怪落荒而逃。
英式古典推理作家的终极身份自觉倾向于工程师，期盼造出一部全新的、完美的理性结构机器，小说机器底下的角色人物，其真正的身份是零件，零件当然不可以有个别意志和主张，它得听命行事，否则叫作故障，要找个新的来代换。
类比尽管有风险，但这里我们还是能小心翼翼再多引申一点点。
正如冷气、电视、冰箱、风扇这些家电行之有年，市场品牌种类充斥，在机械性功能无法无限制往上提升以招来顾客时，我们通常会看到一种山不转路转的新策略，那就是强调所谓的人性化设计，让机器仿佛聪明可人，辅以新的美学造型，以赏心悦目不那么冰冷——然而我们知道，在真正智能机器发明出来、可与人谈心论道、分担你的忧烦、陪你瞻望信念理想之前，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性化设计，其实只是功能的多样化和绵密化（因此使用说明书相对变厚变难懂），而赏心悦目的造型，则通常是某种设计性的气氛营造，要不是一种愈来愈夸张甚至丑怪的“酷”，要不就是愈来愈夸张的甜美“粉彩”。
在市场卖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式古典小说机器，也一样不得不多点人性化设计和新美学造型——我们尝试从如此角度来理解渥特丝的冷酷推理新小说，可能有一点不敬，但可能也会更有斩获。
强烈到近乎戏剧演出、惟安全永不失误的爱情，悍厉到近乎病态、但一定可以收拾起来的谋杀，人人任意而行、但最终不逾小说结构之矩的人性罪恶探勘——渥特丝胸有成竹，意志贯彻，美国推理小说协会抢先一步，在英国的“金匕首奖”之前颁给她最高荣誉的“爱伦·坡奖”，或许多少有着“英国的渥特丝起义来归，走向较开放较流动的美式冷硬推理”的侥幸心理，老实说，当时渥特丝那部《女雕刻家》也实在有像，但你知道若我们更冷静细读渥特丝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德克斯特那种对布局不够严谨的指责，完全用不到渥特丝身上来。
我个人阅读时惟一一次的如此动摇来得较晚，那是在《回声》一书的半途。我一度以为那位愤世嫉俗的左派记者，在一脚踏入流浪汉的世界，有可能会不由自主一路走到渥特丝意志所不及的所在，揭示出一个非设计性、非布景式的真实下层流浪汉景象，但渥特丝安然驯服了他，让他毫发无伤地回到古典推理的结构来。
我想，渥特丝选择做的仍是工程师，添加人性化设计加劲爆造型的新工程师。人各有志，职业选择受宪法保障，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由，我们应该正确期待渥特丝的，不是希望她创造出“深刻感人”的冷硬派作品，或甚至英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那样的小说，而是造型炫目、功能齐备、又环环相扣的好机器来——毕竟，我们是需要提升心灵的好小说，但方便好用的家电也是挺要紧的，甚至对很多人很多时刻来说，可能更要紧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