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名友人，年过半百，真实不打折扣地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现实艰难人生，他喜欢两手一摊，带着一种世故、世故堆积出来的洞见、洞见之后必然的无奈、无奈多了衍生的豁达，说：“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
听久了，我难免会想，事实真的一定非这样子不可吗？
如果事实只是这样子，那托尔斯泰的小说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然客观存在，是一种没被更动过的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这一个世纪来虽不至于到言人人殊的地步，但确实也不断有新的洞见、感受、诠释和主张呢？
或者，我们该抬头看看我们头顶上这颗也照好人也照歹人的老太阳。这家伙更是打人类出现在这个行星以来就已然客观存在、没改变过（就算它其实一直在燃烧改变也非我们肉眼可能察觉）的事实如此，但为什么有人看到的是神、是金马车、是乌鸦、是嵌在天顶一颗最灿亮的宝石，是绕着我们自强不息的忠实谦卑星球，是宇宙的中心，是广漠无垠星空的一粒微尘呢？
所以说，事实极可能不是非这样子那样子不可。这里，我们暂且不进入“你看到的绿色是不是和我看到的绿色一模一样？”这类麻烦的认识论问题，我们想说的只是，“事实”通常太庞大了，太多面了，而且往往自我矛盾不成秩序，你看它的位置或角度不同，追问它不一样的问题，往往就会得到不尽相同、甚至完全背反的另一种“事实”。
好，我们继续来看米涅·渥特丝，以及她迥异于前人的新古典推理走向。
《女雕刻家》，就是这本书彻底打挂了美国人，拿下该年爱伦·坡奖年度最佳小说——看过书的人不难知道为什么，这本书长得极像美国当代著名的惊悚小说及电影《沉默的羔羊》，是推理小说中一记结实有劲、可应声击倒人的punch。
上一回的《冰屋》，我们谈到了渥特丝放弃了固定的侦探，从而争得一种个别且重新凝视不同罪案的自由。得到这种自由，她凝视罪案的位置和角度也就灵活起来，有所改变，从而，老伦敦的罪案也就呈现出不一样的长相、内容和意思。
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话来讲渥特丝的不同位置和角度，那我个人会说，她是从左下方看的——就社会阶层和财富地位来说，是下方；就政治光谱和社会主张来看，是左边。我们都晓得，欧洲从工业革命前后以降，这个“下方”和“左边”一直有着趋于同一的倾向，很多时候它们只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面向而已。
在《冰屋》一书中，渥特丝通过两个人的眼睛来看这个罪案和世界，一个是阶层并不高且满心愤世嫉俗（左边的标示之一）的警佐，一个则干脆就是个“女性主义者、左翼分子兼前共产党员”的激进女性。在《女雕刻家》中，女性的角色稍稍提升也缓和了些，成了个满心正义感的年轻女作家，但男警察的角色却往下探底，成为一个退职的、充满不安全感和攻击性的前警员，并加上一个肥胖、凶暴但聪明绝顶的弑母杀妹女凶手。在她的第五本书《回声》中，则整部小说转入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世界，负责探入并揭示的，则是左派杂志编辑出身、极不得志屈身在煽情小报混生活的男记者。
这些人，当然和过往古典推理那些习惯住右边楼上的福尔摩斯、波洛、布朗神父、温西爵士等大不相同。
有关这上下景观有差异，我们知道，但通常会是怎么个差异法呢？这里我们来举个例子，或说是做个类比——近些年台湾失业率的攀高似乎一直有蠢蠢欲动的迹象，我们就拿这个来试试好了。
让我们设定失业率为3%，一个稍微暧昧的数字。
3%失业率，就习惯宏观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来看，尽管有着警讯，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状况，因为这不仅仍在整体经济的“可容忍”范围之内，而且我们很容易想到，台湾近几年来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的阶段，新企业崛起，昔日的传统企业出走或关闭，一定比例的摩擦性失业的出现，不仅合理，而且毋宁是健康的，因为劳动市场也是自由经济市场的一环，一样受着市场供需机能的自动调节作用，透过这个调节作用，市场把资源（物质的、人力的）引导到最需要或说最适宜的地方去。失业率的有限攀高，正代表市场机能在起作用，是调节过程中暂时的必要代价——如果我们有幸不在那3%之中，这当然是愉快且镇静人心的好说法。
更坚决的古典自由经济主义者甚至会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最好别轻举妄动做什么（包括实物的或代金的救助云云），因为这可能会扭曲了市场的机制。
然而，这3%可以代表另一种意思。比方说，如果台湾正常的就业人口为一千万，换算出来失业人口为三十万整，也就是说这当下有着整整三十万人陷身于窘迫或甚至生计困难的状况，而且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还代表他背后一整个家庭——我们很清楚尤其是四十岁到五十岁原先职位要高不高要低不低、难以再找新机会学新技能的失业人口代表什么意思，他可能还有个老母亲，一个结婚以来只做家事和带小孩的妻子，以及一到三名学龄中遥遥无期的子女，还有因买房子时机不好而不晓得付到何年何月的沉重贷款。
从个体的、微观的，或直接讲，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很可能这一个故事便代表了一部《大卫·科波菲尔》，三十万的失业人口故事，够供巴尔扎克写数百篇他描绘人间悲伤百态的“人间喜剧”了——这当然是极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掩耳不愿闻的看法。
美国已故的老太太、占星名家古德曼女士，在描述女性狮子座那种温暖、具同情心但永远有着不变的贵族气息时说：“她很乐意寄支票来救助穷人，但她绝不愿意走进贫民窟一步。”
我常想，这哪里仅仅是每年阳历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出生的女性如此，这简直是有着好教养、有同情心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倾向——一些教养不好、同情心不够的人还不包括在内，他们只做后者“不踏入贫民窟一步”，至于前者“寄支票给穷人”那是想也别想。生活在今天的台北市，尤其是生活过“魄力十足”前市长陈水扁主政四年台北市的人，对这点人性还看得不够吗？记忆力不好的人可回头去翻翻老报纸老杂志，重新温习一下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拆除（不能称为拆迁）经过，以及更近的公娼废除处理；或跟“二一〇〇全民开讲”的李涛商量一下，调借他的带子重新听听那种“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叩应意见——这可称之为“中产阶级的暴政”。
遗憾也吊诡的是，对这方面“记忆力不好”的人，通常也就是“不愿踏入记忆的贫民窟一步”的人，因此很自然，他们是绝不愿再翻老报纸老杂志去重新面对那些不愉快的事的。
让我们别生气了，回到渥特丝来。
我想，在她选用了如此左下方的人物角色和观点，她的小说便注定了不会让人愉快，毕竟，小说书写历史上惟一较令人舒适的左下方写法已回不来了，那是一百年前，一批来自右上方、但充满人道悲悯的人（如欧文、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初次进入左下方世界的某种溢美错觉，他们那种“高贵的野蛮人”“高贵的穷人和流浪汉”的民粹观点，已不再有多少人还当真了，取而代之的基本上是“他们中间充斥着恶徒、骗子、酒鬼和各式卑鄙猥亵之人，但他们仍应受到关注、理解和同情——如果同情这个词不显得太高傲的话”。
所以说在上一部《冰屋》的引介文字中，我个人曾提出怀疑，不太敢相信渥特丝这种写法，会成为习惯炉火边愉悦氛围古典推理的新主流，她“英国式”的左下方写法尽管和真正深入罪恶下层世界的小说仍有一段距离，但光是这样观看位置和角度的不同，已使得她的小说太刺激太令人不舒服了，我们愿意同情她笔下的人物和世界，必要时我们也愿意寄支票，但我们就是不太乐意浸泡于其中。
我们会比较乐意昔日古典推理完全来自右上方的观点：犯罪只是社会的偶然失序行为，我们伸个手矫正它，社会自然会回到稳定、愉悦且符合正义的基本状态；甚至，就连如此涂尔干式的老社会主义观点都可不必动用到，因为书中的犯罪并不代表真正有人犯罪，那只是剧情需要，“有死人才有故事可看”，这样的死人，并不会把我们真带入罪恶的世界之中，正如这样的穷人，不至于真逼迫我们探入贫民窟之中一样。
最终极的说法是，我们只是在阅读类型小说而已，不必太认真。
我喜欢而且欣羡这样豁达而且灵活可分割的阅读方式，也真诚建议做得到的读者采用它——然而，我得承认我个人是做不到的，我没办法封闭一部分的思维和感受机能，从而在这一刻只扮演“类型小说读者”，在下一刻再复原成“完整的正统小说读者”，你存留的记忆总会让你的思维和感受轻易穿透出去，尽管那令你并不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