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半辈子下来，不论公开或私下，我个人还算颇不遗余力推荐人家看这本书那本书，但从不包括命理命相之书，只除了一本，是美国已故老太太、星象学家古德曼女士所著的《星座·婚姻·爱情》——我的讲法是，你完全可以不当它是星象算命之书，而把它看成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一个聪明、世故、笑话顺口而出，对世事人情有着通达宽容之眼的老太太，以某种她自己几十年生活过来所印证所相信的私密公式，将眼前的各色人等粗分为起码二十四种不同的类型（十二星座×男女），是披上古老神秘外衣的合理观察和归纳。
半开玩笑来说，光从分类多达二十四这个绝对数字来看，很显然要比社会学家涂尔干以降到帕森斯那种一刀两断式的二分法精致多了，也有耐心多了。
截至目前为止，我个人一直不知道（但也不怎么太好奇），星座之学是否真的有一套先验的完整体系，是否在最原初时通过某种神奇不可知的启示一次建构完成。我个人愿意相信，星座之学的真正基础只是很纯粹的观察和经验，由几千年来一代一代的实践过程中所缓缓堆叠、修改、润饰而成，这其实就是归纳法，没太多神奇可言，神奇的是装饰其上那些个美丽的星座名称和符号，以及其所携带那些神秘幽邃、带着宿命威吓、如人仰望满天星斗不免生出的心悸渺小之感，不信命运鬼神之说的人，大可把它看成是星座学的狡狯，为的是有效增加其说服威力，就像柏拉图在他纯粹理性的理想国里，尽管驱逐掉所有的诗人和神话，但仍要保留其人种天生分为金、银、铜三族的有用谎言一般。
尽管，这样想好像有点无趣。
今天，起码就台湾活着的人而言，大部分皆可称之为星座的“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者”，我们并不去细究它的体系根源，只在生活的现实琐事和它打交道，我们不百分百信靠它并动辄遵循它的指令办事，我们对它将信将疑，但我们的确也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不经意找到“暗与之合”之处：偶尔还真的八月出生的男性有龟毛、好打电脑的倾向；十一月出生不管是男是女你顶好别惹，虽然他们外表看起来优雅自制而且好教养；或四月出生的人你就别找他赛跑，他总是火箭一般往前冲，但忘了带走他用来思考的脑子——
星座不“科学”，但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会觉得它是“有效”的。
这关乎约瑟芬·铁伊什么事？
在约瑟芬·铁伊的小说中倒没依赖星座之学，但她却异常迷醉另一样“不科学但有效”的看人角度，那就是她对人长相的迷醉和兴味盎然。
基本上，书写破案式的英式推理却如此重视人的长相，当然违反这个类型写作的基本戒律，但铁伊不改其志。事实上，她写的第一名著《时间的女儿》便起始于一张图片，一张“血腥者”理查三世的肖像，书中，对人的长相有特异感受的格兰特探长觉得这不会是一张邪恶的脸，“它不是被告席的，而是法官席的”，这张脸不快乐，若有所思，但美好正直，像个孤独受苦的圣者，它怎么会属于一个英国历史上最丧心病狂的君王所有呢？
《法兰柴思事件》里，铁伊则细腻描写了那名宣称遭到挟持凌辱的高中小女孩长相，尤其是她那对分得很开、有着婴儿蓝色泽的无邪眼睛。到得《萍小姐的主意》一书，铁伊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她通过受邀到女校演讲的女心理学家露西·萍小姐，放手把一张张高校女孩的脸孔告诉我们，包括高大、湛蓝眼珠、很自然流露着真诚和侠义之气的宝拉·耐许；包括长相接近完美、有着坚定嘴角、却自制不像现代人的脸的茵恩斯；包括满脸雀斑、北地严峻脸庞如推土机的鲁丝等等。而在《博来·法拉先生》书中，铁伊甚至还管到马的长相和表情，她写那匹神骏的黑马提波，“高大俊美”，但不晓得为什么总觉得有点虚矫，而且眼睛还透出着“自负”。至于铁伊的最后一部小说《歌唱的沙》，病假中（这回不是摔坏腿，而是幽闭恐惧症）的格兰特探长在步下火车时，瞥见一名死去的年轻男子，有着一对“轻率的眉毛”，遂令他在疗养期间始终对这次死亡挥之不去。
这回，在我们这部《一张俊美的脸》书中，事情则起因于一张俊美无匹的美国人脸庞蓦然出现在英格兰乡间，像石子丢入平静的水中一样，为原本安宁无事的乡居世界带来一波波的犯罪涟漪。
要提醒大家留意的是，这些长相和神情的描述绝非无关紧要的过场戏，相反的，每一个都是书中最重要的凝视焦点之一，带给书中侦探和书外读者极其关键但无可言喻的启示和理解——只除了不是最终的有形证据。
用长相和神情作判断可靠吗？不会百分之百可靠，但在人生现实之中，这却是人们极自然、甚至不经意自动会实践的事，比诸星座之学更普遍也更随时随地——只除了因此上过当的人谆谆提醒我们，千万别拿它当确凿不移的真理标准来看，它可能隐含了太多杂质：偶然、巧合、观看者的失误和被观看者的有意造假云云。所以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得小心戒慎使用，并顶好不要让它上到理性论述的台盘上，更不可当它是科学。
然而，从相反一面来说，若我们借用列维施特劳斯在他《野性的思维》书中有关科学和巫术的有名说法，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斥之为荒唐无稽，斥之为神秘迷信，斥之为反理性而掩耳不愿闻，好像它是某种但凡有理智的现代人都不该存有的原始蒙昧念头一般。
不，不是这样。列维施特劳斯说，这仍是人正常思维的一部分，它和我们源于欧洲的严格理性、科学思维有重合也有分歧之处，然而，所谓严格的理性、科学思维其实是一种谨慎标示出界限的局部思维方式，它试图把人类理性无法明确系统处理的混乱芜杂部分搁置在外，没有意思要完整涵盖人类正常心智活动的全部（比方说死亡，人类理性所能处理的部分就很少，但我们仍得时时面对它）。因此，列维施特劳斯宁可称之为“平行”于我们的理性、科学思维的另一种有效的思维活动，而不是人类理性思维抬头、科学根基确立之前的一种因陋就简的替代物，露水般当文明的太阳从人类心中升起之际就瞬间蒸发无踪。
列维施特劳斯所谓的平行，是并行并存的意思，但其实这两者在一开始有着共同的起源：论其方式，是一种素朴归纳法的应用，而其最根深蒂固的一点，则是起自于人类寻求秩序的天性，我们总试图在“无序所统治的纷乱世界”（列维施特劳斯语）中找出某个定点，某种顺序、关联或甚至严格的因果秩序，当人们在生活中察觉，甲现象极奇特地一次又一次跟着乙现象而来时，人们便很容易相信这两个原本分别的现象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甚至直接在其间搭建起先后因果的铁链，就像“闪电”之后必有“雷声”一样。
人的长相神情亦然，我们从经验中也同样不经意或极惨痛地察觉，某种特定的长相神情，往往后头会跟着忠厚、牺牲、残暴、背叛云云，我们如人饮水，点滴在心头。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这种素朴的归纳法不仅不违背因果律，相反的，它的问题反而在于它往往是太坚强、太性急的因果律信仰者，直接从极其有限数量的表象，快速地建立起不假思索的紧密关联来。
比方说，某一个家庭后园子的一棵大树，每次叶子落尽之时家中便有人死去，如此三次下来，一个素朴的归纳法使用者可能就此认定，这棵大树的荣枯和人的生老病死存在着坚强不移的因果联系——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当然知道，这极可能是偶然或巧合渗了进来造成的。
或者我们就用上述“闪电”和“雷声”的例子好了。今天我们也知道，闪电并没有孕育了或带来了雷声，这两个现象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只是因为观察者的位置，而让速度和距离有机会“欺骗”了我们而已。
在西方的思维历史中，了不起的怀疑主义者休谟扮演了正面击落“归纳法=客观科学”的人，但人们对归纳法缺憾的理解其实是长时期的，不因休谟而起，也不因休谟而完成。今天，在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世界中，归纳法并未被断然弃置，它只是被更审慎更精致地使用，大体上，包括控制偶然因素的渗透，用更大数量的取样来消除特例，仔细检查观察者的位置和角度盲点，以及结合更多的现象发现以交叉分析等。
其中我个人认为最有意思的两点是：一、现象与现象的关系挣脱了无弹性的因果铁链，肯耐心保持着某种亲和的、松弛的、不确定的复杂牵连，并接受这样不充分的关系，不是假以时日的问题，而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二、科学思维不断谦逊地“画地自限”，相信我们眼前的世界复杂无序的程度，远远超过十八世纪前那些昂扬奋进科学心灵的想像，人生众多的领域，仍得交还给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乃至于宗教去发现、去判断并处理。
要让较纯粹的科学心灵相信，事物的关系并不只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可能需要个数百上千年，但对文学艺术创作者而言，这却不会是难事，他们习惯于不确定，趣味盎然地注视不确定，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工作只有在一个高度悬浮不确定的世界才成其可能——只有不确定，才能带来想像和自由。
意大利的大导演费里尼便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以华丽自由的非凡想像力著称于世，他也老实承认他欢迎星座、降灵会乃至一切神秘之学，但根本上，这是一种对无趣因果世界的挣脱，而不是要成为巫师、星座学家或顽固的神秘主义者；这是找寻更多看世界的方式和角度，而不是把自己返祖成列维施特劳斯口中那种性急不加思索的因果主义者。费里尼说，“我愿意相信一切能激发想像，能提供更迷人世界观、生活观，或更适合我生活方式的一切东西。星座是一套很刺激的系统，也是一套诠释事物意义为何如此如此的有趣方法……对我来说，人并没改变多少，我们仍和三四千年前的人做相同的梦，对生活仍有相同的恐惧。我喜欢害怕的感觉，这种感官经验隐藏着某种精细的快乐。任何令我害怕的事物永远吸引着我。我认为害怕是一种健康的感觉，是享受生命不可或缺的，人想摆脱害怕是既可笑又危险的，疯子、漫画中的超人、超级英雄才没有恐惧……说实话，我反而对我所不知道的一切更觉心安，对不确定、半隐藏、幽暗的情况更自在些。我相信就因为我是这样子，所以一些不寻常、神奇，或者说得谦虚一点，一些奇怪的东西，会在我人生道路的某个转弯处等着我。”
说得真好不是吗？
我想，我再难找到更准确的语言来说明铁伊侦探小说中的明显“矛盾”——她在小说中所呈现的高度理性和对精致事物的捕捉趣味（人的神情长相只是其一而已），正如我们相信人有寻求秩序、想找到安然立身之处的天性，但人同时也有挣脱有限秩序、保有想像和发现的自由渴望，铁伊在某一部分违背了古典推理的戒令，但这其实是坚定相信人性的诚实抗拒，也是对文学创作的本质回归。
她诚实的报酬是，她的小说远比之前和同时期的推理作家更精致、更人性、也更富饶，也为后来陷入纯理性迷宫的推理写作带来启示。
一个以写作为职志的人，如果不信任生命本身莫名的驱动力，还能信任什么呢？我总想像真正的创作者像某种蔓藤类植物，它外表纤弱，但本能地缘墙缘树而上，有多高爬多高，在力尽之处仍奋力将触须伸入空中，迎风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