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Discovery频道看过一部介绍“电子耳”的科学影片，印象最深的不是电子耳朵如何有效帮助了听觉有障碍的不幸人们，而是这些使用者往往“不堪其扰”地把确有功效的电子耳朵给取下来不用——千万别误会是因为他们已习于静默安宁的世界不舍离去，而是电子耳朵有着难以克服的意外大麻烦，比起人耳，它太忠实了，它没办法选择、过滤声音，我们周遭环境有任何声响，它会一样不漏全传达到我们脑中，遂造成一个众声喧哗的极其嘈杂状态，谁也受不了。
由此，我们了解人的耳朵实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装置，它不待我们意识的直接控制，自动地先进行过滤与选择，你当然可以怪它不全然忠实，但它让我们能听到我们“应该”听到的声音，更让我们在这个嘈杂凌乱的世界中可以不发疯好好活下去——懂得了人的耳朵对我们生命的这个恩赐，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好的音乐有洗涤人心、净化听觉的功能，因为通过我们耳朵这个自动装置，让我们得以集中听力于此，从而排除开其实仍同时存在的其他不必听的声音，所以有人说，真正的安宁绝不是纯粹的无声状态（仔细想想那可能蛮恐怖的），而是有“好”的声音在，诸如海浪的声音、流水的声音、风吹过林梢或稻叶的声音，及夏夜的虫鸣，或不管春夏秋冬白天黑夜的情人甜蜜声音云云。当然，生活在今天台北市且结过婚的人，可能没这般幸福方便，但你可以考虑试试巴赫，效果应该一样好。
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那是因为我们的听觉视觉有寻求焦点的“习惯”——我们的耳朵有这样的功能，我想，造物者应该不至于厚此薄彼，我们的眼睛大概也有类似的功能才是。
有关我们的眼睛有寻求焦点的习惯，我所听过最简单但也最一针见血的好话，系出自于台湾名导演侯孝贤口中——众所周知，侯孝贤一直以远镜头或应该说超级远镜头闻名于世，曾有朋友刻薄地开玩笑说买票看他电影的人应该随片获赠望远镜一副。也因此，他电影中为数不多的特写就分外引人遐思了。有一回，一位外国影评人极其慎重地问他在什么状况下选择特写，侯孝贤一愣（显然之前他并没意识到这问题），想了一下回答，“当你想看清楚时”。
好答案。换老外影评人一愣，如是说。
由此，我们来看约瑟芬·铁伊的小说，这里我们引用的是《法兰柴思事件》，至于这本《博来·法拉先生》就留给大家自己阅读。
小说一开始，写百无聊赖的律师罗勃·布莱尔坐在他办公室里，时为下午四点钟，但他已一成不变在等待整整一小时之后才会正式到来的真正下班时间了——
他坐在那里，在小镇懒洋洋的春日午后，没事忙地瞪着残留最后一抹夕阳余晖的桌子（那是一张他祖父自巴黎带回来使家人蒙羞的桃心木镶铜桌子），盘算着离开办公室，打道回府。阳光将桌上的茶盘温柔笼罩着，似乎提醒着人们，在这里供应下午茶所使用的道具，不仅一成不变，而且几乎已经成为这有百年历史的联合事务所不成文传统。每天下午特芙小姐会在三点五十分整，准时捧着被白色方巾完全覆盖着的瓷漆茶盘，里头端坐着个蓝色花纹、盛有茶的瓷杯，旁边小碟子则放有两块饼干：星期一、三和五是法式小圆饼，二、四则是消化饼干。
他百无聊赖地看着茶盘，想着它多少代表了这事务所的永续性……
然后，呆呆瞪视着茶盘的布莱尔律师先跌入了回忆，想自己的童年和当时业已存在、而且已经是眼前这副长相的事务所，以及其几不可觉察的缓缓变化；再来，忽然一种“这真是你要以之终老的生活方式吗”的恐惧如天外凉风般钻入他心底；最后，是他在沮丧心绪中耗完这一小时，正待下班回家时，那通来自法兰柴思山庄、把他扯入这桩狂暴罪案并改变他生命的电话，不偏不倚响了起来。“罗勃后来常不自觉地想，如果那通电话晚一分钟打来会是怎么一番光景？一分钟，平常是毫无用处的六十秒……那就会是黑索汀先生接起那通电话，告诉电话中的那名女子说他已经下班离开。然后那名女子就会挂断去找别人。而接下去发生的事，他纵然有兴趣，也只是在学术领域里的探求研究罢了。”
这并非铁伊多特殊的演出，只是我们随手翻阅引述的一段文字，绝非典型的古典推理小说描述方式。在乍然进入一个场景，尤其是封闭性的办公室、房间或起居室中，不管是大师级如克里斯蒂或范达因或奎因，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是一种全景式、无等差的细致描绘，从桌椅、沙发、壁炉、壁炉架上的物品和摆设，餐具橱子及其内容，乃至书籍、壁画、地毯以及室中人物的身高体型长相和衣着云云。
这往往是作为一个推理读者最不耐烦、但也最不得已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阅读的时刻（因为过往被骗的经验告诉你，这乏味的列举描述中也许藏着一个你赖以解谜的关键线索）——这种描绘方式完全没有焦点，因此也没有前后景深，它只有写完这个写下一个的叙述顺序，就观察主体而言，它是同一个第一眼印象，没有时间和时间必然带来的发酵作用藏在里头，像一张拍得很清晰但什么味道也没有、更遑论事物灵魂的平凡照片。
这正是著名的新马克思文学理论家卢卡奇最痛恨的自然主义书写方式，它什么都描绘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除了一长段一长段身不关己的烦腻文字。
铁伊不同，铁伊永远眼睛有焦点，有她要、而且不怕我们清楚看见的东西。
焦点，意味着时间。
怎么说呢？有关这个，我们这里来借用台湾小说名家张大春在鲁迅一段简单文字中的有趣发现，这个发现收在他《小说稗类》的论述文字之中。
张大春引用的是鲁迅的《秋夜》一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张大春精彩地指出，这段文字要是落入到改作文的语文老师手上，大约百分之百会被改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张大春于是问，被改成如此较简洁的文字之后不好吗？这样会损失什么？答案是丧失了人的眼睛缓缓搜寻到锁定（焦点）的过程，成了一种当下的、平面的、无时间性的揭示而已。
有了时间，才可能容纳变动和思维。时间是事物变动以及人的思维所赖以发生的必要场域。
没有时间的介入其间，我们只能看到一种一翻两瞪眼的揭示，一种单纯的结论。而我们知道，小说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它从来不是擅长下结论的，毋宁是勇敢面对事物的不完美及其永无休止的变异。这里，即使举世誉为小说历史上最伟大描绘巨匠的托尔斯泰，当他晚年在民粹宗教的召唤之下，意图取消时间和时间所带来的必然变动，以抓取完美不变的乌托邦时（所有乌托邦向往者和建造者，都试图取消这个破坏完美、代表变动的“时间恶魔”，以确保那种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伊甸园世界），我们仍轻易看出他的失败，比方说他巨著《复活》书末那虚假的四大福音书救赎结论。
有关这个，宗教者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当然知道人可以、甚至有必要弃绝现实，去建构一个无时间性的完美天国。然而，只要现实世界仍然存在，线性的时间仍在持续，这里便永远有着一个思维的缺口存在，所以真正的天国只有在尘世完全中止的末日才会显现，这从当年圣奥古斯丁书写《天主之城》时就在说这个。
这里，我们问，难道小说不能仿用诗或绘画，因信称义，只单纯抓取事物的当下一刹那，切断时间，成为永恒吗？
当然可以，而且好像也该如此，但我个人的想法是，让美好存留，让时间遗忘，这是人身处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处境中的亘久渴求，也是所有艺术创作者（当然包括小说书写者）的想望。然而，如果我的体认没错的话，说“切断时间”是不恰当的，它只是某种驻留，是暂时性的冻结，在这里，时间只是被隐藏，变动只是被延迟，思维只是歇脚休憩，并没有真正被取消乃至于抛弃。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当下的美好无匹视为只是时间之流的一个偶然的壮丽波峰，它来之不易，是缓缓通过时间的变化凝结出来的，和我们不期而遇；它也无法真正存留，总会毁坏或单纯只是消逝而去，不管是蒙娜丽莎那一抹恍惚的微笑，或耸立如梦的古巴比伦王国，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让我们惊异、珍爱和感慨系之——所以说，诗人眼中的世界是玫瑰，而不是金刚钻。
或者，我们应该进一步地说，正因为人对中止时间的这种渴求，使得小说中的时间意义不同于线性的、均匀的，不受个人干扰的外在现实时间。这个时间的扭曲起自于人的意识和渴望，以及因此所发生的思维介入其中，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书写者的思维是个重力场，必然造成了空间的曲度和时间的变化一般。它会暂时停留在一株枣树，一副办公室桌上的古老茶盘，或人群丛中一闪而逝的一张美好令人悸动的脸孔。我们渴望它，我们发现它，我们注视着它，并且在它消失无踪之后，仍将它印在心版之上，或书写在岩壁上、泥版上、羊皮卷上，以及白纸黑字之上。
这是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题名为《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
大街在我们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哀愁，
瘦长且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裳。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地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你想看什么？
最后，我们倒过来问：那我们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该如何让书写保有一种人的眼睛、而不是无差别无景深的傻瓜照相机，在品类流行、众声喧哗的万事万物中找到焦点，找到我们该看清楚的东西呢？
这可能不能从对象的属性直接得到答案，比方说玫瑰花永远优先于烂泥巴，名牌橱窗永远优先于街头流浪汉（当然，也不一定反之必然），也可能不该只想为一种捕捉技艺——侯孝贤说，当你想看清楚时，这个“你”是主体，“想”是起点，换句话说，在这双眼睛的背后，不管出自于直接的意识或间接的无意识，都有一个思维起着近乎指引的作用，因之，拜伦看到夜莺，波德莱尔看到巴黎街头，高尔基看到被欺压被蹂躏的旧俄农民矿工，昆德拉则看到人被历史讪笑的荒谬处境云云。
这也正是约瑟芬·铁伊一直和她古典推理的英国同侪间不重叠的部分，她一直在想事情，也一直有话要说，并拥有一双急切找寻事物焦点的锐利眼睛，而不是个推理小说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