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露西在钻石闪耀的星空——
这是昔日披头士的一首灿烂老歌。在读这本铁伊的《萍小姐的主意》时，我脑子里一直响着这首歌的旋律，不只因为书中的女心理学家萍小姐就叫露西，而且这个名字屡屡出现；也不只因为露西受邀到一所女子体育学校演讲，从而和一群青春得一塌糊涂的女生相处数日；更因为铁伊毫不放过书中任何一个边缘角色，把这一群高矮胖瘦的吱喳女孩写得灿若满天繁星。
露西的故事——事实上，借着披头士这首歌当桥梁，我们还可以放任想像走得更远。
远到什么地步？远到接近世界伊始的伊甸园中的夏娃，而露西正是人类学上夏娃的名字——那是发生在一九七四年一则真实的传奇，一支美法联合调查队在非洲挖到一具在人类学定义上堪称完整的“女性”娇小骸骨，测定时间为三百万到三百五十万年前左右，人类学家称之为“阿尔法南猿”，已能直立行走，是目前人类学家手中有关人种起源的最古老骨骸，甚至颇具争议地被看成已知所有人种的祖先。
这个身高才三英尺、毋宁更像猿类的夏娃名字便叫露西，原因是这群颇称浪漫的调查队员，在骸骨出土之际正听着披头士这首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于是他们让她就叫露西。
想看露西的模型并听听这首歌重温这段传奇故事的人，可抽空到台中市的科学博物馆去一趟。模型（委托大英博物馆特别制作的）中，矮小的露西微微伛偻着背孤独站在山头上，颇为向往似的看着远远山谷中人类学家的营地，营地放着这首歌，你只要找到那个楼层，竖起耳朵，顺着断续飘来的披头士歌声循迹而去，便能引导你找到露西，我们最老的老母亲。
虽然还不到众所周知的地步，但不少人知道，两位当然没露西古老、但俱已辞世的古典推理第二黄金期女杰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约瑟芬·铁伊彼此并不对眼，甚至相互瞧不起，这里我们来火上加油一番，看看两人又一次南北两极似的演出：
在克里斯蒂的名作《阳光下的罪恶》一书中，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指着海滩上盖着头脸日光浴的男男女女身体说，“看看他们，成排地躺着，他们算什么呢？他们不是男人和女人，他们没一点个性，只不过是一些——人体（尸体）而已！”
然而，在铁伊的《萍小姐的主意》一书中，露西·萍小姐决定留下来并尽责地奋力早起参加晨祷时，当她看着前面跪着的一排女学生的腿时，却趣味盎然分辨起哪双腿足属于哪名女生所有，“……她发现，由双腿来辨认不同的人，与经由脸孔来辨识的效果相当。瞧瞧，眼前一双双固执的、轻浮的、清爽的、迟钝的、怀疑的腿，——只要换一面，再瞄一下脚踝，她就可以喊出：戴克丝，或是茵恩斯、鲁丝、宝拉，来和这些腿配对。”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两段说法在各自小说中的意义，那恰恰好亦是南辕北辙：克里斯蒂的“人体趋同论”在她小说谋杀案中起着极其关键的启示作用；而铁伊的“人各有腿”则只是萍小姐好奇心十足的又一新发现罢了，其中或者隐含着一丝对青春学生岁月的乡愁式眷念，但就小说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设计性的技术功能存在。
这里，我们先介绍英籍小说名家E.M.福斯特有关小说中人物角色的两种分类概念：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
所谓的扁形人物，指的当然不是前台北市长麾下戴绿色扁帽子那群人，而是小说中扁平如薄薄一张纸的人物。他的制造方式通常是，把差异去除，把变动阻绝，把各自的性格抹平，最终正如克里斯蒂所说的，连性别也不存在（尽管理智上我们仍知道他们是男是女），个性也没有了，而简单成为“一个”概念。比方以耳熟能详的金庸小说角色为例，郭靖是“忠厚”，黄蓉是“世故”，小龙女是“纯真”（对不起，依我个人看比较接近“愚蠢”）云云——没错，扁形人物最大的集散地是通俗类型小说和同概念的好莱坞电影。
作家在形塑扁形人物之时，是已知，而不是未知；是制造，而不是思考。他并非借此探索人性的复杂微妙及其变化，而是摆脱拿来“用”的。以推理小说来讲，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充当“被害人”“凶手”“侦探”和“嫌犯”等缺一不可的概念性要角，而通常他们尚各自拥有次一级的职业身份，比方说“警察”“富翁”“继承人”“管家”“司机”“花花公子”“律师”等，他们出现时不必佩戴名条就很容易辨识，因为你看到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张名片走过来。
然而，扁形人物并非全然的一无可取，我们先看在小说和电影电视的世界中充斥着不亚于恒河沙数的其薄如纸人物，就知道个中必有道理。这一点世故敏锐如福斯特知之甚详，他指出两点：一是易于辨识，另一是便于读者记忆，这两大优点当然互为表里。
不信我们可以试试看。像我们前述的金庸小说人物，你不会搞混，也很容易向别人引述，因此，他既不用考验读者的耐心、专注和能力（洞察力、感受力、记忆力等），更易于传播和引用；然而，我们要怎么才能简单辨识小说中的非扁形人物呢？你要如何才能记得清《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呢？或《白痴》里的梅诗金呢？或《喜剧演员》里的那位第一人称叙述者布朗呢？用福斯特的话来说是，“……我们却无法以一句简单的话将他描绘殆尽。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和那些他所经历的大小场面血肉相连，而且这些场面也使他不断改变。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很清楚地记得他，原因在他消长互见，复杂多面，与真人相去无几，而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至于相对于扁形人物的所谓圆形人物，这里只消把上述的说法逆转过来即可，不必多费口舌。包括圆形人物接近真人，强调个别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尤其是他在不同处境不同特定时空之中的种种矛盾和变化；也因而包括了他的辨识不易、解读不易和传达不易。这样的麻烦人物在小说（乃至于戏剧）世界中出现的时代稍晚，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纪以写实为着眼的现代小说卓然而起之后，才取代那些大英雄、大政治人物的肖像（肖像当然也只是扁扁的一张纸），成为我们所谓正统小说或严肃小说中的主体人物。
这里我们来问个笨问题：如果说扁形人物是一种概念化的人物，强调共相；而圆形人物倾向于个别的真人，强调差异和独特，那是否扁形人物更能让我们抓住人性的共同真相呢？不，当然不是这样，因为扁形人物所捕捉的所谓共相，只是一种最表象、最浮泛的公约数，没任何秘密可言，就像英国名小说家D.H.劳伦斯所说的，当你快速地从表层“知道”了这个世界，往往在这样已然了解的错觉之下，丧失了真正深向挖掘的意图。
劳伦斯的“深向挖掘”清楚指出一个吊诡的真相：人性若真有所谓的共相可言，用约分式的做法并无法带领我们多少地理解，相反的，往往我们从其巨大的差异张力之际，乃至于从人性的各种扭曲、变形和推至不可思议的边界情况中，才能得到一次又一次的理解。
我们生活周遭的真实经验是不是这样子呢？应该是的。我们每天从报纸杂志乃至于电视广播中，会接触到很多扁形人物（近几十年来，传媒已成为扁形人物的最大集散地），我们也都能清楚对别人传述，包括宋楚瑜是“勤政爱民”，连战是“愚笨”，陈水扁是“魄力”（或“鸭霸”）等，但这些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人格真相，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些得到什么对人的新理解。我们对人的理解，主要还是来自真实存在的家人亲友，但你要不要试着说说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从这里，我们清楚看到，永远对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充满好奇、笔下也多是圆形人物的铁伊有多么不像个类型小说家；我们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站在类型小说家读者至上的观点，克里斯蒂要讥讽她的小说“沉闷”“琐碎”。
类似的指责嘲讽方式和用语其实一直是我们颇熟悉的，甚至上升到比铁伊更了不起的作家及其作品头上。包括《安娜·卡列尼娜》“拖泥带水啰里啰嗦”，《追忆似水年华》“琐碎不堪不知所云”，《罪与罚》“沉闷无聊看不下去”云云——一个读者当然有权利做如此的主张（只要他不在乎暴露自己的能力和程度），但我们得说，上述我们所列举的这三部小说，都是人类思维创作领域里的伟大瑰宝，是毫不侥幸经历了时间的锤炼仍屹立如喜马拉雅山的真正高峰。姑且不论它们曾打开我们多少理解人性的新视野，纯就阅读当下的感受而言，它们也确确实实带给一代代有洞察力、有感受力和鉴赏力的读者惊心动魄的美好阅读过程。
西方有句俏皮的谚语叫“公鹅的好菜不等于母鹅的好菜”。沉闷或好看与否亦因着看书人想望、程度和感受力的不同，而可能有着天壤之别，不是一个容易争吵的题目，但借助福斯特有关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区隔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心平气和分辨公鹅和母鹅的方法和阅读基本策略，不必动辄拿一些名为“琐碎”“沉闷”“无聊”“难看”等等的砖块互砸。
毕竟，文学的阅读和欣赏不是数人头的少数服从多数问题，而是各从其类，每个人奋力寻求并享受会让他真正内心悸动的好作品。
我是铁伊这一派的，始终迷醉她对人性差异的强大好奇，以及精准中带着优雅幽默的描述文字，更重要的是，她那种甚至会跑出火气的强大现实感和正义感，国内一位读书版面的极用功女记者曾告诉我，“这个女人的社会意识可真是强啊！”——你会期盼有多几个这样的作家，甚至社会上多几个这样的人。
至于她选择了辨识不易、解读不易、而且传述不易的方式写小说，从而把“全球总行销逾五亿册”“推理小说女王”的世俗荣衔让给和她一时瑜亮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甘心站立在一个层次较高而掌声不易到达的位置，我想，这是求仁得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