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新家还没几天，我的幼儿园就因为要翻建而暂时停办了。没办法，爸爸妈妈只好托人找了一个女孩照顾我，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小阿姨，是安徽无为人，19岁，名字特别好听，叫玉娥。不过我对玉娥阿姨的回忆，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美好。
说她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北京“阿姨”的历史吧。
我小时候，“保姆”这个词儿还是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一般只会在《格林童话》之类的外国故事书里出现，生活中我们并不使用它。我们有另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职业——阿姨。年纪大的是老阿姨，年轻的就是小阿姨。
听爸爸说，五六十年代，北京的阿姨大多来自河北。因为两个地方离得近，年景不好的时候，家里困难的河北大妈啊媳妇啊会进京来讨生活。爸爸少年时代家里的马大娘就是河北的，做得一手好面食，擀出的面条厚薄长宽一水儿齐，烙出的葱花饼酥得掉渣儿、浓香四溢。马大娘回老家之后，爸爸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葱花饼了。
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一辈的河北阿姨基本都告老还乡了。说起来，这群朴实的小脚老太太骨子里是比较传统的，不愿意在异乡做阿姨；不管和雇主关系多好，她们也不会带家人乡亲过来接班。因此随着这批老阿姨退休，北京的阿姨群体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焦头烂额的双职工们，只能想办法找父母或者周围没工作的邻居帮忙看孩子。此时，安徽阿姨声势浩大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安徽阿姨这个群体，在北京由来已久，这话要从1941年说起。那时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在无为县成立，开辟了著名的皖江抗日根据地，他们与当地老百姓鱼水情深。到了1945年，部队为迎接新的形势撤出了皖江地区。有些首长家庭就带着在当地找的阿姨一起撤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们也随着首长家庭来到北京。改革开放以前，北京的安徽阿姨人数不多，与河北阿姨相比，只是涓涓细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阿姨市场出现断档，安徽的老阿姨注意到了这个机会，很快便把自己的家人、乡亲带出来了。新来的安徽妹子岁数小、不怕苦、人数多，迅速填补了空缺，成为北京阿姨市场的主力军。在我小时候，“安徽小阿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些大姐姐，基本都是从无为县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再往后，全国各地农村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聪慧机敏的四川阿姨、倔强善良的湖南阿姨、开朗活泼的东北阿姨，都陆续占领了一方天地。然后家政服务中心渐渐普及起来，成为这个市场的主体，新的一页书慢慢翻了过来……吃苦耐劳的安徽无为妹子融在打工大潮中，不再一枝独秀。
现在接着讲玉娥阿姨的故事。先说好，她是个例哦。
玉娥是一个怪阿姨，当爸爸妈妈在家时，尤其是爸爸在的时候，她总是和蔼可亲、一副对我很满意的样子，吃饭还抢着给我夹菜；不过，只要爸爸妈妈一上班，她的好情绪就到头了。我记得，她特别喜欢坐在大屋那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审讯我：散步时走得比她慢那是笨蛋；随手扯了一片灌木的叶子那是浑蛋；早上跟爸爸妈妈亲脸蛋告别那是咬耳朵说她坏话；把掉在地上的苹果拿给她吃那是想毒死她；睡午觉闻胳膊那是神经病……在玉娥阿姨眼里，我有数不完的罪状。她口才不错，每天训斥我都要一上午，只有吃午饭时才安静一会儿。
我很怕她，也许她个子不算高，但对于幼儿园小朋友来说，也算是半截铁塔啦。不知道是不是平时被呵护过度了，3岁的我对人心还不懂，还以为玉娥阿姨都是为我好呢。虽然那段日子可怕透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家长说；我还以为所有的情况，爸爸妈妈都是知道的呢。
不过跟玉娥阿姨在一起的日子，也有温馨有趣的回忆，虽然不多。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下午吃完午饭，我们俩去阳台上取柿子，没想到天太冷，门把手被冻上，我们进不去了。当年，家家户户的阳台都没有安装封闭玻璃窗，就是一个室外的小台子，一碗水放在阳台上半小时就能结冰。我和玉娥都穿着在屋里的薄衣服，在寒霜里冻得跟枯叶子似的哆嗦。当时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她一直对我很和气，还把我搂在怀里踱来踱去，我们一直不停地聊天，试图忘记寒冷。
十分幸运，那天就跟有心灵感应似的，爸爸回家特别早。当亲切的身影和熟悉的雷锋帽出现在阳台下的小路上，我和玉娥顿时激动得大喊大叫起来。爸爸抬头，对着我们喊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他放下自行车大步跑进楼道，片刻之后悦耳的开锁声响起，紧接着爸爸关切的眼神、温暖的笑脸就出现在阳台门的玻璃后面——阳台门被爸爸一把拧开，一大一小两个难友高呼着冲进屋里，一边找厚衣服披上，一边跳来跳去。我惬意地坐在爸爸怀里，听玉娥一边喝热水一边讲经过，是我对这件事最后的印象。
玉娥阿姨还有个姐姐，这位姐姐曾经来家里找过她一趟，我记得她站在玉娥阿姨旁边，显得无比漂亮，像仙女一样，但也是个怪阿姨。她皱着眉环顾一下我们家，然后眼睛就一直往上翻着。爸爸给她倒了一杯水，她眼睛转向别处，沉着脸用手背把水轻轻推开了。她跟玉娥阿姨单独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不打招呼匆匆走了。据说这位仙女是在某大院里给部长做阿姨的。怪不得，想一想大观园里宝二爷的晴雯眼睛里装得下谁呀。
不久后寒冬过去，好吃的柿子没有了，但是天气变得温暖可爱，楼下的工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二月兰。一天，爸爸突然悄悄把我叫到最小的那间屋子，关上门问我：“玉娥阿姨打过你吗？”
我点点头说：“打过。”
爸爸露出认真的神色，又问我：“打哪儿了？”
“打屁股。”
“哦。”爸爸稍稍松了口气，又问，“为什么打你？”
“玉娥阿姨说我不听话。”
“怎么不听话了？”
“我走路走得慢，像笨驴……”
“这是她说的？”
我点点头。爸爸不再问什么了，把我搂过去，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第二天，爸爸妈妈告诉我玉娥阿姨要走了，让我一起去送送她。玉娥阿姨看起来挺高兴的，她提着几个小包，爸爸帮她提着一个大大的包。到了汽车站，玉娥阿姨突然到我身边弯下腰对我说：“萌萌，阿姨要走了，再见啊。”
汽车来了，玉娥阿姨上了车，爸爸帮着把那个大包袱塞上车。我们一起向玉娥阿姨挥手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是邻居高奶奶看见她在楼道里打骂我，告诉了爸爸，才有爸爸和我的那场对话。那天晚上，爸爸妈妈说了玉娥阿姨，刚开始她不服气，说是为了我好。后来她哭了，说早就不想在这儿干了，城里有几家人比我们有钱得多，都想请她去呢。爸爸妈妈也没挽留她，但嘱咐她到谁家都要勤恳踏实，要有爱心才行。他们送了她许多东西，去车站时爸爸提着的那个大包袱，就是包那些东西的。
其实如今回想起来，玉娥的心情也能理解，十八九岁的花季少女，本来怀着满心憧憬来到大城市淘金，没想到却被闷在一户小居民楼里，每天照顾小屁孩儿；而自己的亲姐姐同样是当阿姨却那样春风得意。中国人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亲人之间尤其如此，心浮气躁的玉娥难免意难平。而今天的社会，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大，80、90后的玉娥们，大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再也不用带着大材小用的愤懑欺负小朋友了，幸甚至哉。
在我的记忆里，玉娥是个非常丑的阿姨，铜铃大的三白眼，鼻孔一张一合的。但是据爸爸说，绝对是我记错了，她其实是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只可惜缺少一点儿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