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电视剧《蜗居》好火，其实房子的事情30年来一直是个非常触动神经的话题。在我小时候，人们刚刚从清贫的岁月中走出来，强烈渴望生活能富裕些、居住空间能大些。
每个人都希望能有房子住，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办不到的。房屋都是公有的，分配靠单位，执行的是福利性分房制度。分给谁是按级别、按资历，有的单位还要按性别，分给男职工，不分给女职工。不过极少数情况下，单位也会有人性化分配的时候，但概率微乎其微，因为住房困难的人太多了。
当时爸爸在离市区好几十公里的通县工作，单位没有房子；而妈妈那儿，哪条分房政策都不沾。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家却非常幸运，恰恰沾了人性化分配的光。这就要说到田伯伯了。
田伯伯，当时在妈妈的单位里是个技术干部，同时负责工会工作，有时到职工家坐坐，了解了解职工的家庭情况。
那时妈妈刚调回北京不久，我大约2岁。我们一家和眉眉姐姐、伯伯一家三口加上我的一个燕子表姐住在一起。
眉眉一家三口住的屋子是8平方米，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屋子是12平方米，燕子姐姐住在客厅里，全家人吃饭、接待亲朋好友都在这儿。小小的一套房子，每天人流密集，尤其是洗手间的利用率惊人，早上四个上班的、一个上学的，加上两个小孩，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天，田伯伯顺路来访，看到了我家的尴尬：爸爸晚上睡觉的行军床还没来得及收起来，房间里没有能站脚的地方。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和两个沙发把屋子占得满满的。爸爸睡觉的行军床一半伸到写字台下面，另一半占据了屋里仅有的一点点空间。田伯伯只好在门旁站了一会儿，随便聊了几句便告辞了。
田伯伯是个热心人，从此记住了我们的困难。可能是老天眷顾，不久以后，他了解到单位有一套房子借给别的部委却要不回来。那年头，想把这套房子要回来谈何容易。手续极其繁杂不说，想找到对方部委管事的人都不容易，人家根本就回避不见。管房的干部的脸色就更不用说了，要多牛有多牛，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所以妈妈的单位没有哪个部门的人愿意去碰这块烫手的山芋，只当根本没有这件事儿。
田伯伯去了，他想试一试，看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给自己的职工解决点儿问题。他跑了该部的所有部门，叙述缘由，说明情况，强调困难，据理力争，蹲走廊，堵办公室，见到管事的软磨硬泡，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同意了，把他们的一套位于西三环的周转房的指标让了出来。
这套房子不是按正规渠道来的，没有占妈妈单位的分房指标，自然就有了灵活性。田伯伯力主把房子分给我家，因为他见到过我家拥挤的“场面”。虽然妈妈的级别、资历和性别都不符合要求，但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于是在我3岁那年，我们结束了原来沙丁鱼罐头般的生活，在大姨大姨父和大莹子的陪伴下坐着大卡车，欢天喜地地搬到了新家。
后来妈妈的单位也曾让其他职工家庭跟我们合住，为了迎接新“邻居”，我们不得不把家具都集中到了十来平方米的大屋，腾出两小间。但陆续分来的两个家庭，到家里来转了转，摇摇头就再也不来了，因为太小了。折腾来折腾去，只有我们始终留守在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别处可去，是不折不扣的“刚需”。几年之后，我们成了这小套居室真正的住户，到现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住了将近30年。按目前的房价，我们还没有能力购买更大的房子，我和老公还有未来的宝宝大概还会长期住在这里。田伯伯可真是我们一家的贵人啊。
今天我把我们家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心里还是觉得很难受。热心善良的田伯伯，因为这件事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只有他自己清楚。我心里除了感激，也真诚地希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愿所有人都能住上称心如意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