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妈妈上班后的第四个月。
妈妈上班去，我怎么办？姥姥有严重的心脏病，无法带孩子，而奶奶正带着堂姐，也没有精力再带我了。当时北京城里老一辈的河北保姆已经很少了，大多都告老还乡了；而新一茬的安徽打工妹还没大规模地过来——“保姆市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有需求，就有解决的路径。一些退休职工和家庭妇女很自然地把看孩子的活儿接过来了。
奶奶为我的事着急，找到他们单位一个退休工人家属——姓曹的奶奶，请她帮忙照顾我。于是我被送到曹奶奶家里。这时，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越来越好的势头，20年纹丝不动的工资也开始松动上涨了。大家手头比从前略微宽裕了一点点，再加上都只有一个独苗苗，对孩子的事舍得花钱，因此付给看孩子的工钱都比较多。爸爸妈妈每月给曹奶奶40元，几乎就是一个人一月的工资了。
日子紧了几十年的曹奶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头都大了。见了人就得意地说：“这钱可怎么花呀？菜花，我吃！柿子椒，我吃！猪头肉，我吃！咱舍得花……”
爸爸有时去看我，不知为什么，他总有些不放心，就又偷偷塞给曹奶奶几块钱。这件事妈妈一直都不知道。
曹奶奶还是很喜欢我的，但每天要忙着买昂贵的菜花和柿子椒，还要打牌，也就没有很多工夫管我了，所以经常采取“撒手放羊”的管理方法。我经常坐在过去那种竹子编的婴儿车上，一手举着半截果丹皮，一手握着一个包子，津津有味地自己吃、自己玩。妈妈每次从怀柔一回来，就到曹奶奶家来看我，把我的脏棉衣棉裤抱回家拆洗干净。而我远远地看见妈妈，就会在婴儿车里笑得手舞足蹈，对她挥舞着脏包子，花花的小脸上盛满了笑容。
这天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到曹奶奶家，没有见到我像以往那样坐在婴儿车里向她招手，反而老远就听见我声嘶力竭的哭声。她一下子冲进曹奶奶家，看见一大碗滚烫的稀饭洒满我整条胳膊。一瞬间，我的小臂上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足有一厘米那么高。曹奶奶老两口完全不知所措，妈妈抱起我就向医院冲去。外科的大夫和护士们都惊呆了，非常严厉地斥责道：“你们这是怎么看的孩子？太过分了，知道后果吗？”一个巨大的针管抽出了大水泡里的水，一层厚厚的药膏敷在我整条胳膊上，然后打上绷带。我的号叫变成抽泣，无力地伏在妈妈的肩上。大夫一再叮咛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感染。抱着被烫伤的我往家走，妈妈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心疼。她说那是一种绞痛，真正被尖刀扎在心上的痛。
妈妈再也没有把我送到曹奶奶家。她请假在家陪了我整整一个月，直到我痊愈。妈妈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她都对我满怀愧疚。那段时间我每天和妈妈在一起，受到精心护理，虽然我还不会说话，但是妈妈和我心灵相通，我有任何一点点不舒服她都知道，很快就帮我整得好好的。姥姥、姥爷更是对我疼爱有加，我常常坐在姥爷的腿上享受院子里温暖的阳光，听他讲一些我完全不懂的故事。
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眼睛在胖胖的小脸蛋上显得很小。小米豆成了爸爸打趣我的名字。此时的我站在爸爸跟前已经到他的膝盖那么高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爸爸拉着我的小手照了我一岁时我们的合影。照片洗出来了，妈妈看着还走不太稳的我，一个曾经模糊的念头突然清晰起来。妈妈说，以后每年她都要给我和爸爸照一张相片来记录我的成长，爸爸就是一把尺子。
一岁的照片里，爸爸小心地护着随时会往前扑倒的我，英俊的脸上挂着憨厚爽朗的笑容。那时候，妈妈和爸爸都那么年轻，他们俩开心地笑着，讨论着每年的照片计划，却完全没有想过，多年以后，我也会反过来成为爸爸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