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的想成为英国人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
在英国的八年中，我认识和了解最多的人群，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外，依次是法国人、印度人和阿根廷人。
法国是英国的邻居，印度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这两个都好理解，可是天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阿根廷人生活在伦敦！无论如何，这些年相处磨合下来，我自认为对阿根廷人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是一个国民性极其强烈的民族，而最大的特征就表现为他们如出一辙的忧郁和悲观。我的同事尼可拉斯会在任何应该或不应该的情况下陷入悲观的情绪当中——“We are in crisis！”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促使他拧着眉头向大家发出警报。“我要崩溃了！”则是伊尼斯小姐的口头禅，苍白的脸色和颤抖的嘴唇暗示着她随时崩溃的可能性。
还有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傲。伊尼斯走起路来总以类似模特步的姿态行进，脚底像装了个小小弹簧，下巴抬得高高，你需要抬起头才能接触到她的目光。伊尼斯纤瘦得可怜，胃口也像只小鸟，她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瘦，甚至总觉得自己还不够瘦，对可口可乐的爱好是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弱点”。我猜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同事在她眼中可能都与猪猡无异……
大家都对此大惑不解，而我的阿根廷朋友盖比却见怪不怪地笑了：“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就知道了，那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想变得更瘦，无论身材如何……你知道吗？阿根廷人在整容手术上花的钱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多，厌食症的发病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
“不过，”他又补上一句，“首都以外的阿根廷人其实挺正常的。记住，奇怪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品尝美味的牛排和葡萄酒。
不知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阿根廷人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告诉我这个世界尽头大都会的种种千奇百怪之处，绝对令人匪夷所思——我从未想过这座城市会与整容手术和心理分析扯上关系。一直以来，我想象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繁华而浪漫的“南美巴黎”，是王家卫《春光乍泄》中有机会“由头来过”的天涯海角，是博尔赫斯笔下巨大的迷宫——房舍重叠不可企及，虚幻而又拥挤，到处都是战争英雄的鬼魂、动不动就掏刀子的小混混和探戈舞者……
欣赏过巴里洛切湖区如瑞士般的青山绿水，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弃在世界尽头的火车站，穿着钉鞋徒步世界上最大的冰川感受过令人窒息的纯净与磅礴，在马德林港目睹了航空母舰般的南方露脊鲸以及不计其数的企鹅、海豚、海狮和海象……经过的地方大多地广人稀，一路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阿根廷人果然相当正常。带着有限的认知和无限的好奇心，我和铭基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中文译作“好空气”。在刚刚抵达的那个下午，我的鼻子立刻识别出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好空气——烘培咖啡豆略带点焦味的香气混合着烤牛肉的浓郁脂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咖啡馆和烤肉店呢？每个街角总有一间，中间还有更多间，而且全都坐满了人。
阿根廷博卡区（La Boca）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却也是这个城市最明艳夺目的地方。据说从前居住在此地的贫民在附近的港口讨来用剩的船用油漆，随意地涂抹在铁皮屋上，反而成就了一道绚烂的风景。后来铁皮屋虽然被砖石建筑所替代，人们却仍按过去的习惯，用鲜艳的油漆将一间间房屋刷成一片童话世界。
第二个巨大的冲击是 ——天哪！真瘦！布市的女性怎么全都如此苗条？！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彻底地理解了伊尼斯对于“瘦”这件事的执着——peer pressure（来自同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除了苗条，大多数女人的妆容服饰也是一丝不苟，中老年女性个个都好像刚从美发店出来，中产街区的太太们一身打扮更是无懈可击。走在大街上，我总忍不住惊叹于她们完美的外表，以及为了维持这完美所必须投入的精力与金钱。据说达尔文当年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也曾为之倾倒，感叹说他希望英国女人也能拥有此地女性那样“天使”般的优雅。我自惭形秽地欣赏着这些玲珑优雅的女人，觉得她们简直美得不太真实……话说回来，有些人的确不太“真实”——盖比不是说过吗？布市的富人一向热衷于整容手术和硅胶植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疯狂地崇拜美貌，据说一多半的青春少女都梦想着成为模特。虽然我觉得此地的男性也惊人的英俊有型，虽然他们也会在服饰和整形手术上花钱，但这仍是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这意味着——只有女人变胖或变老是不可原谅的。
盖比认为这一切都不正常。“事实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知道自己不正常，”他耸耸肩，“所以大家都去看心理医生。你知道吗？布市人对三件事最上瘾： 足球、牛肉、心理分析。在我们那儿，心理医生比人类还多。”
心理分析？！我的第一反应是好笑和不可置信，可是此后每当我向其他的阿根廷朋友提起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和郑重其事的说明。他们告诉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世界心理分析之都”，人均拥有的心理医生人数排名全球第一！尼可拉斯的太太就是一名心理医生，可是来到英国后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服装店当起了店员。在英国这并非属于普罗大众的领域，而布市人却并不觉得看心理医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很多人每周都去两、三次，连普通人都可以熟练地运用心理学术语。伊尼斯说她从上小学就开始看心理医生了，很多人甚至认为心理分析对于形成健康的人格至关重要。
当然，也有些人是为了赶时髦，还有些则把拥有一个心理医生当作身份的象征。然而更普遍的原因是：人们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不看心理医生简直活不下去。
“穷人也看心理医生吗？负担得起吗？”我有点怀疑。
阿根廷朋友罗宾说：“有些公费医疗系统里的心理医生会提供免费的心理分析，很多工会的医疗保险也涵盖了每年几十次心理分析的费用。”
我无话可说了。这件事初听觉得有趣，渐渐地却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病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我知道阿根廷人备受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可也不至于忧郁到不看心理医生就活不下去吧？阿根廷早已不再是独裁国家了，是什么东西仍在压迫着人们的心灵呢？
“你根本就不明白，”伊尼斯用她一贯的忧郁眼神看着我，“我们被困在那里，那个世界的尽头。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了。”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浪漫的解释。然而真的来到阿根廷以后，我发现对“自己正身处世界尽头”这件事的感受反而不那么真切了。达尔文在19世纪初参观火地岛时非常刻薄地说那里的居民几乎不能算是人类，是他所见过最原始的。可当我们来到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时，发现这里也早已充斥着“文明”社会的一切便利与弊病。旅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每一家餐厅和酒吧都打着“世界尽头”的招牌，城里到处都是即将出发去南极游玩的邮轮乘客，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冲锋衣涌进大街小巷，宛如一场来势汹汹的龙卷风。世界尽头并非想象中的冷酷仙境，反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
可我仍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伊尼斯的感受。她的意思是：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世界尽头，而是“被困在那里”的。
在南美洲的其他地方如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差不多十个人里有五个是纯血的印第安人，三到四个是欧洲和原住民的混血，只有一个是欧洲血统的白人。然而当我们走在阿根廷的土地上，却发现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欧洲人种。他们不像其他拉美国家的新移民那样与当地土著融合，而绝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早已在蔓延的瘟疫和“征服沙漠”活动中被灭绝了。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为数甚众，我在英国认识的所有阿根廷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他们凭借祖辈的血缘很容易地拿到了意大利国籍，也因此获得了在所有欧盟国家工作和居住的许可。
“国多财则远者来。”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正经历着无比繁荣的黄金岁月，新法律为对外投资、贸易和移民打开大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移民纷至沓来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拥有几近无限的自然资源可供“挥霍”，辽阔的潘帕斯草原提供着世上最肥沃的土壤，不用怎么费力耕种就能收获奇迹。到了20世纪初，阿根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新移民中很多人一夜暴富，财富传奇令人如痴如醉。从那时起，阿根廷人就养成了出手阔绰的消费习惯，我曾在同时代不少欧洲作家的小说中看到对“阿根廷暴发户”来到欧洲疯狂消费的描写。他们想把欧洲的一切都运回阿根廷——油画、家具、汽车、建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矗立着从欧洲运来的雕像，道路以进口鹅卵石铺就。人们财大气粗，信心满满。
“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进口的，”博尔赫斯写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别的地方。”
然而大多数人都只是来寻找easy money。阿根廷不像美国，建立并真正塑造这个国家的人们却并没有坚定的理想，没有与新大陆同荣辱共命运的信念。他们只是一群背井离乡的欧洲贫民，梦想发财却又思乡成疾。有些人很快暴富，但即便他们住在阿根廷，却仍把西班牙或意大利当成祖国，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待在欧洲。
即使是现在，很多阿根廷人仍不愿意承认他们与这片大陆的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要好。在他们看来，与其说阿根廷是美洲大陆最南端的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如说是欧洲的一部分。盖比曾告诉我一个在拉丁美洲疯狂流传的笑话：一个阿根廷人是一个想成为英国人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
而黄金岁月转瞬即逝。从未有哪个国家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通货膨胀不断增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曾经比许多欧洲国家都要富裕的阿根廷经济持续衰落并几度崩溃，几乎要以第三世界的状态来请求财政援助。阿根廷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又不知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又该归咎于谁。
思乡的忧郁渐渐转变为宿命论式的悲观和对自我身份的憎恶，包括伊尼斯在内的很多阿根廷人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被困在世界的尽头，只能回头去看大洋的彼岸——他们的祖先曾经离开的地方，他们自己本应出现的地方。而事实上，我的这些阿根廷朋友们也的确“逃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他们“本应出现的地方”。
历史塑造了一个民族，也因此塑造了人民的个性。我原以为阿根廷人的悲观忧郁源自70年代残酷的军人政权，然而身处被浩瀚的南大西洋和广阔的潘帕斯草原所包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呼吸着空气中沉积的忧郁，我开始意识到它其实与这个国家本身一样老。
博尔赫斯说他很难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竟有开端——“我感到它如同空气和水一般永恒。”据说这位文学大师痴迷于在夜晚漫步城中，感受这个城市，然后将那些陌生而相似的街道在笔下转化为迷宫的故事。
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则毫无疑问是这个迷宫的心脏。它是所有庆典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见证了这个国家跌宕起伏的历史。在这个圆形的广场上，革命爆发又被镇压，将军推翻了总统，然后又轮到自己被赶下台。贝隆夫妇站在总统府“玫瑰宫”的阳台上演讲，马拉多纳在一片欢腾中高高举起1986年的大力神杯。这里有胜利的欢呼和庆祝，也有骚乱、枪声和斑斑血迹。
1945年10月9日，劳工部长胡安·贝隆在军队内部的反对声中被迫辞职，并一度被关进监狱，工会随即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百多万人在五月广场聚集，要求释放贝隆。他们成功了——贝隆几天后就被释放，而四个月后他就当选为总统。从那以后，在国定假日来到五月广场就变成了一种传统。人们先是来看贝隆，后来又来看他的妻子，因为贝隆夫人也开始演讲了。她站在那个粉红色的小阳台上，两只拳头握成一个攻击性的姿态，号召她的人民“为贝隆战斗到死”。她去世以后，上百万人来到这里哀悼。镜头一晃，广场上的蜡烛变成了尸体，那是发生在1955年的惨剧——在这里庆祝国庆节的人群遭到炸弹袭击，一场推翻贝隆的政变即将上演。
如今的五月广场风平浪静，我和铭基绕着广场中央的方尖碑漫步，却忽然看见一堆人密密麻麻围在一起，外圈还有好几个人在不停地拍照。我爱看热闹，马上蹦高了往圈内“窥探”——中间站着一群戴着白色头巾的老太太，每个人都神情凝重地举着一张放大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是一个年轻人的脸。
今天是……星期四！我忽然反应过来——原来是传说中的“五月广场母亲”啊！
从1977年开始，“五月广场母亲”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在这里聚集，抗议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不公——他们的孩子在“肮脏战争”（Dirty War）中的“失踪”。
1976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将阿根廷推向了一个恐怖而残酷的历史时期，这个国家进入了它最黑暗的岁月。在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下，1976至1983年间，阿根廷大约有三万个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丧生，至少九千人“失踪”，而拘捕和杀害的过程往往并不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因此被称为“肮脏战争”。大多数遇难者并非革命游击队，很多人只不过是简单地表露了对专制、残酷和混乱的不满。
孩子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母亲们年迈体弱，手无寸铁，不知该去哪里寻找，只好来到总统府前苦苦追问，要求军政府对此做出解释。没有人理会她们的诉求，母亲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手挽着手围绕广场行走，在警察的注视下一圈又一圈地行走。她们被警告，被恐吓，甚至有几位母亲被投入河中杀害，然而她们并没有畏缩。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母亲们不停地追问，母亲们不断地行走。
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倒台。1986年，这个国家再次举行了民主选举。在“五月广场母亲”和无数阿根廷人的共同努力下，到了21世纪初，曾经参与专政的军队成员终于开始陆续接受审判。母亲们要求严惩当年的刽子手，以此告慰那些被杀害和被“失踪”者的灵魂。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们绝不宽恕，母亲们还在行走。
只是不知“失踪”者可有几人生还？我看着这些貌不惊人的母亲们，她们挽着手袋，穿着老派的裙子和皮鞋，看起来就像外出散步的邻家老太太，谁能想到她们拥有如此惊人的勇气？谁知道她们的心里到底有多苦？她们举着失踪儿女的照片——被放得巨大的照片，你几乎能从那巨大中感受到母亲的悲愤与痛苦，虽然她们仍在祈祷着奇迹的出现——让失踪的重现，让死去的活着。很多照片旁边都有同样一句浸满泪水的话：你在哪里？
儿女们也许回不来了，然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素未谋面的孙儿们也回不来了。在“肮脏战争”期间被绑架的几千名年轻女性中，有一百多人被确知已经怀孕。大多数孕妇在孩子出生后才被杀死，孩子生命的开始便是她们自己人生的终结。有些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婴儿们被送去了孤儿院和收养机构，然而据说大多数婴儿都被警察和军官收养，有些人正是这些婴儿的杀父或杀母仇人。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啊——抢走敌人的孩子，让他们来模仿和崇拜自己，对于刽子手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彻底的胜利了。
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点点中国历史，看到源源不绝的天灾人祸、内外战乱，便觉得中国人简直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民族。长大以后才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记忆。尤其是来到拉丁美洲之后，耳闻目睹的苦难是如此之多，正在受苦的人们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你无法“理智”地用冰冷的数据去判断哪个国家的苦难更为深重，因为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每一桩悲剧都意味着整个宇宙的崩塌。
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似乎感受到了脚下的历史之痛。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都铭刻着残酷的记忆和无法兑现的承诺。贝隆夫人演讲的阳台还在，学生们从中“消失”的咖啡店还在，建筑风格优雅的刑讯中心也还在。或许这样更好吧，只有直面历史之痛，伤口才会愈合得更快。
在圣特尔莫区（San Telmo）周日的古董市集上，我一眼就看见了她。一袭优雅的灰色套裙，浅金色长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光滑的发髻。细长上挑的柳叶眉，两片红唇薄薄地抿在一起。一片喧闹中，她安静地端坐在一大堆生锈的怀表和过时的首饰后面，微微侧着身，脸上挂着一个美丽而脆弱、甚至有点怯生生的微笑，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支离破碎。
阿根廷博卡区（La Boca）这里还有探戈，无处不在，花样繁多。人们唱探戈，跳探戈，演奏探戈，欣赏探戈。。。除了街头艺人之外，很多餐厅和酒吧的门口都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几对舞者轮番上台表演探戈以招揽游客，而游客们几乎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和大腿旁边喝酒用餐。
“快看！”我轻轻拽着铭基的衣角，“Evita！”
她显然是在刻意地模仿贝隆夫人。可是真的像极了！
她听见我的声音，转过脸来嫣然一笑，我的兴奋劲却在一瞬间熄灭了。不，不像了。眼神妩媚却空洞，少了两朵火焰——Evita眼中常常燃烧着的那种火焰。贝隆夫人好像总在燃烧。为不公的贫穷而燃烧，为对“无衫者”的爱而燃烧，为对富人的仇恨而燃烧。她用力地燃烧着自己短暂的生命，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不眠不休，也不让医生医治她本可以被治愈的癌症——或许她知道这是一个可以把自己变成传奇的机会，而最终也的确如愿以偿。贝隆夫人死于子宫癌，终年33岁。贫苦民众将她视为民族的精神领袖，三百万人参加了她的葬礼，四万人写信给梵蒂冈请求册封她为圣人。
连她的墓地都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可错过的景点。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与丈夫贝隆并没有葬在一起。曾经的阿根廷总统贝隆被葬在城郊的Chacarita公墓，与演员、作家、医生、会计师之类的中产阶层为伍，有关当局也没有对他的墓地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而贝隆夫人的社会地位却在她去世之后达到巅峰，她进入了寸土寸金的Recoleta国家公墓，左邻右舍都是阿根廷的几代精英人物——开国元勋、正副总统、哲学家、贵族家庭……
Recoleta国家公墓静谧而优美，满园的雕刻都出自欧洲名家之手，但我不太确定Evita会喜欢这个死后的“上流社会”。更何况生前的仇敌死后还要在此地聚首——曾经的总统阿兰布鲁就葬在离她不远的地方，他因在绑架贝隆夫人遗体一事中负有责任而被一个反政府游击队处决，而他自己的遗体也曾被扣押下来，用作交换贝隆夫人遗体的“人质”。
Evita与她的家族合葬在一起，墓碑像一扇紧闭的铁门，外表平凡无奇，只是门上插着崇拜者献上的几朵鲜花，墓志铭上写着些关于“燃烧”的字句。午后阳光猛烈，游人不多，但每个人都会在Evita的墓前静静站上一会儿。我站在那里，想象着被深埋在7米多厚的混凝土下的她的“木乃伊”，很好奇她是否如传说中那样保存完好栩栩如生，又或者——那究竟是不是真的遗体……
贝隆夫人遗体的遭遇正如她的人生一般传奇。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本来一直停放在总工会大楼里。军政府上台后想除掉她，又因为天主教的忌讳不愿将其火化，于是把她委托给一位上校，让他找个秘密的地方藏起来。据说她曾被藏在很多个不同的私人宅邸，有好几个星期甚至被藏在一家电影院的银幕后面。可是不知这位上校是不是疯了，他似乎爱上了贝隆夫人的遗体，还对她做出了“非基督徒的行为”……军政府最终决定将遗体送出阿根廷。她先以假名被葬在罗马，后来又被送去西班牙，直到18年以后才终于结束“流亡”回到阿根廷，作为政治和解的象征被重新下葬。
贝隆夫妇是阿根廷最受尊敬、同时也是最被鄙夷的政治形象。因为那出精彩的音乐剧，我对贝隆夫人的印象其实还不错，所以第一次听到伊尼斯以鄙夷的口吻吐出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简直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她是个婊子。”伊尼斯的语气冷得像冰。
后来我才知道，在阿根廷的家庭中，对贝隆夫人的爱与恨都是世代相传的。她要么是个圣人，要么是个婊子，没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就连我深深崇敬的博尔赫斯在这件事上也不能免俗，一向天马行空的他居然也毫无想象力地骂贝隆夫人为“婊子”……
穷人们却敬爱她，将她视为圣人。他们从她的慷慨中获益。1946年贝隆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后，贝隆夫人出任劳工部部长，并成立基金会用以救助贫困。起初只有工会成员可以去她的办公室见她，可是后来成千上万的穷人都去找她，向她诉说自己的问题和需求——病痛、失业、住房问题……到了1948年，她每天都要接受几千起求助。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官僚国家，贝隆夫人却总有即时的解决方法。每个人都欢天喜地地带着支票和承诺离开，失业的人们得到了工作，新的医院和学校建立起来，食物和生活用品被派发到全国各地。贝隆夫人很少考虑预算的问题，当时的阿根廷也的确富裕得足以为这一切买单，没人想过这究竟是否为长远之计。
厌恶她的人则认为她帮助穷人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认为她所做的一切并非正常的慈善行为，而更像是一种疯狂的发泄，一种不计后果的“纠错”和报复——必要时甚至会以暴力的形式出现，比如她有时会强迫富人和企业做慈善，会用威胁的手段来拿到捐款，再把它们挥霍在穷人身上。
贝隆夫人至今仍是个谜，阿根廷人无法对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爱与恨都早已深入骨髓，崇拜者和敌人的共同努力使得许多真相始终扑朔迷离，尤其是关于她的早年生活——她几岁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独自一人还是与情人为伴？当年的她是瘦弱还是丰满？美丽还是平凡？黑发还是金发？贞洁还是放荡？……没有人知道真实的答案。
而贝隆夫人显然也希望保持神秘。嫁给贝隆前她销毁了许多文件（包括出生证明）和照片，结婚证书上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也都被改动过了。离开人世以前她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神话——在很多阿根廷人家中，贝隆夫人的画像是与耶稣像并排贴在墙上的。贝隆夫人与她的崇拜者联手，成就了阿根廷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只是，我想，如果城市和街道也有生命，它们还记得当年那位拎着箱子站在街头，梦想成为“大人物”的少女吗？它们认得出后来的她吗？它们又会道出怎样令人惊讶的故事？
还记得在伦敦的时候，有一次秘书克里斯汀去西区剧院看完音乐剧“Evita”回来，感动得无以附加，同事之间也因此展开了一场关于贝隆夫人的小小讨论。
“那个婊子。”伊尼斯照例翻着白眼。
“至少她为女性争取到了投票权……”我微弱地提出异议。
“其实她为人还是蛮谦虚的……”罗宾附和着。
“但是她在阿根廷社会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尼可拉斯摇着头，“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像她这样的人出现了……”
克里斯汀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她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过了半晌，她忽然凑近我：
“你知道吗？她是33岁去世的。”
我茫然地看着她。所以呢？
“和耶稣基督一样。”她神秘兮兮地说。
马拉多纳成名的博卡区（La Boca）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却也是这个城市最明艳夺目的地方。据说从前居住在此地的贫民在附近的港口讨来用剩的船用油漆，随意地涂抹在铁皮屋上，反而成就了一道绚烂的风景。后来铁皮屋虽然被砖石建筑所替代，人们却仍按过去的习惯，用鲜艳的油漆将一间间房屋刷成一片童话世界。
五颜六色的房屋并非博卡区唯一的名片，这里还有探戈，无处不在，花样繁多。人们唱探戈，跳探戈，演奏探戈，欣赏探戈……除了街头艺人之外，很多餐厅和酒吧的门口都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几对舞者轮番上台表演探戈以招揽游客，而游客们几乎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和大腿旁边喝酒用餐。这般极致的商业化让人有点无所适从，就像是面对一块美味的蛋糕，你想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和感受，可他们却直接把整块蛋糕塞进你的喉咙，搞得你差点哽住……
当然，这么说实在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无论如何，作为阿根廷的国宝，探戈绝对是一种极其特别、令人百看不厌的舞蹈。我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看着他们高速旋转、踢腿、下腰、托举、甩头、变换重心……“这么复杂，要学多久才能学会啊？”我轻声对铭基说。
“天哪！”他却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脸上浮现出梦幻般的神情，“她的腿……也太长了吧！”
真的，正在表演的年轻女郎有一双惊世骇俗的美腿，纤长白皙，骨肉停匀，侧边开叉的黑色短裙更是锦上添花。它们仿佛有自己的生命，有时热情似火，那么具有挑逗性；有时却像随风弱柳，顺应着舞伴任由摆布……我简直能听见席间男士们吞咽口水的声音。
博卡区的探戈舞者大多正值花样年华，尽管有些人的舞步并不纯熟，尽管他们不一定全情投入，然而年轻的身体纠缠在一起，面贴面，身黏身，空气中自然而然地就弥漫着一种情欲感，叫人不好意思一直盯着看。在时而婉约、时而激昂的探戈音乐中，他们仿佛已经融为了一体。
我们不打算花大价钱去看专业的探戈演出，本来觉得能在街头欣赏一番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是后来在布市重逢在英国时的朋友斯坦利，他说第二天晚上要和朋友去当地的Milonga学跳探戈，邀请我们也一道参加。我这才知道原来Milonga是一种极受普通人欢迎的探戈舞会（而早期的探戈本身就被称为“milonga”），在开始前通常都会有一个教跳探戈的免费课程，而且没有任何舞蹈水平的限制，对探戈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可以来参加。
阿根廷，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游客们最兴奋的一刻：用新鲜的冰块来做威士忌加冰。
我和铭基都没什么舞蹈细胞，却还是兴致勃勃地答应下来。普通人跳的探戈——听起来真的很有趣啊！
那是一个很大的舞厅，有种败落的贵族气息，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的气派——社会名流们在这里翩翩起舞，从欧洲请来的乐队在一旁伴奏。优雅的天花吊顶和红木壁衬还在，然而镜子已经斑驳，便宜的壁灯被固定在大理石柱上，玻璃柜里像展示考古文物般展示着银茶具和探戈舞鞋。
主角还没登场，舞池中只有两位老师和一群外国学生。我和铭基也加入斯坦利他们，开始跟着老师学起了探戈舞步——当然是最最基本的那一种。铭基同学一跳起舞来表情就变得十分僵硬，简直有点如临大敌的样子。不过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俩苦大仇深地反反复复跳着那几个舞步，不过练熟了之后真是有种小学生般幼稚的成就感。
课程结束以后，重头戏才开始上演。来参加舞会的当地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抵达，乐队开始演奏，舞池里忽然就热闹起来。与博卡区以跳探戈作为谋生手段的年轻舞者不同，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既没有光鲜亮丽的舞衣，也没有光滑利落的头发，跳探戈纯粹出于兴趣。我想起有人说探戈之于阿根廷有点像京剧之于中国——老年人非常沉迷，年轻人则多数敬而远之。
我坐在桌边看着这些上了年纪的舞者们在舞池中进退旋转，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一部拉美小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一个有着苍白痛苦脸庞的男人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个在爱情中极其卑微的阿里萨，他紧紧抓住他的舞伴，就像她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苍白的脸颊用力地抵着她的额头，蓬乱的头发与她的金发相互纠缠。女人则千依百顺着舞伴的脚步，全程紧闭着她大大的双眼。他们的动作极其流畅，中间穿插着复杂的舞步和戏剧性的转身，好像这支舞真的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
紧跟在他们身后，一个稍带点哥特风的短发女人被一个矮小秃顶的男人带领着，在跳一支仿佛只是例行公事般的舞蹈。她好像故意不对他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妻。男人脸上有种神经质的忧郁，这反而使他变得迷人，让我想起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笔下的某位编剧。他们的舞蹈动作难度极高，有时我甚至担心他们会跌倒。女人常常要将大腿紧紧缠绕在她舞伴的腰间，他们的臀部想要贴在一起，但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好像这样的亲密接触令他们同时感到了肉体上的欢愉和精神上的厌恶。
所有的舞者都带着严肃的表情，据说这才是正确的跳探戈的态度。探戈是世界上唯一不打算表达喜悦之情的舞蹈，要想把它跳好，应该要像一夜情那样，既充满激情又毫无爱意。虽然舞者的腿部和臀部看似充满情欲地交缠在一起，他们的上半身却保持着冷静的距离。男女双方不微笑，不作交谈，甚至不大交换目光。一位男士若想邀请女士跳舞，只需简单地朝她点一下头，而她也冷冰冰地接受。在短暂的、看似并不愉快的“约会”之后，又返回他们各自的桌子旁边。
虽是阿根廷的“国舞”，可探戈其实出身卑微，起初仅在港口破败的仓库和妓院里流行。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贫穷的欧洲新移民络绎不绝地涌来此地寻找机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很多村庄都集体迁徙过来。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轻松发财的梦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奔放而又哀怨的探戈音乐便在此时出现，抚慰着思乡、寂寞、有时绝望的那一代人的心灵。
探戈舞蹈也随之产生。一开始男人们互为舞伴——所以探戈中才有那么多刚劲有力的搏斗般的动作，后来很多妓院开始按小时出租自己的姑娘来当舞伴，但探戈仍只流行于水手、妓女、码头工人、赌徒、流浪汉等贫苦阶层之间，因此为上层社会所不齿，梵蒂冈也一度强烈抵制它。然而这种艺术形式的确具有无可抗拒的魅力，前卫的欧洲人爱上了这种叛逆的舞蹈，探戈开始风靡欧洲。又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会盲目跟风欧洲的任何流行时尚，于是阿根廷的上层社会也开始喜欢它了。探戈绕了一大圈，终于成为了时髦的东西，探戈歌手也随即变成了偶像明星。
阿根廷朋友们曾告诉我，探戈真实地表达了阿根廷人的灵魂。尼可拉斯说阿根廷人听国歌时无动于衷，可是一听到探戈歌曲，眼泪就会顺着面颊流下来。
“为什么？”我有点惊讶——中国人可并不常会听着京剧流泪。
“因为那些歌里表达的悲伤和不满，放到今天仍然令我们感同身受，”尼可拉斯说，“你知道的——腐败、失业、不公……”
伊尼斯却有另一种解释：“因为我们总在绝望地思念着故乡……”
可是故乡究竟在哪里呢？意大利南部的港口，巴黎的贫民窟，还是西班牙北部的村庄？又或者它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一切只不过是个虚幻的集体想象？
我久久注视着舞池中的人们。他们仍在不知疲倦地跳着，性感而又冷酷，激越却又无情，仿佛一场自愿投入其中的战争。天哪，我忽然打了个冷颤，如果探戈真的表达了阿根廷人的灵魂，那么这灵魂该是个多么黑暗而又孤独的地方。
幸好还有美食与美酒，能够抚慰阿根廷人忧郁的灵魂。
葡萄酒一向是我和铭基的软肋，尤其是铭基还真的在英国正儿八经地学过葡萄酒鉴赏，旅途中两个人常常酒瘾发作却只能“望荷包而兴叹”，来到阿根廷后却恍如走入一条流淌着葡萄酒的河流。阿根廷的门多萨是仅次于法国波尔多的全球第二大葡萄酒产地，餐馆里提供的红酒品种比菜肴的种类还要多，超市里只要花五美元左右就能买到性价比超高的葡萄酒。从此我们再也不用苦苦压抑，每一餐都至少来它一瓶。那时Alex和女友也在阿根廷和我们一块旅行，晚上大家常在青年旅舍一起做饭聊天，一起开怀畅饮。有客有酒，月白风清，如此良宵！我喝着酒，又想起阿根廷人的独特性格，当下陶陶然觉得两者必有关联——“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嘛……
然而在阿根廷待得久了，又觉得阿根廷人爱饮酒恐怕并非为了去浇胸中的块垒，而是源于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由于得天独厚的潘帕斯草原，阿根廷是世界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阿根廷人的餐桌上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大量牛肉。红酒在口味上与牛肉是绝配，还十分有助于消化，餐桌上自然也少不了它。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肉食世界，人均每年吃牛肉70公斤！放养在潘帕斯草原的牛肉质极佳，而牛只的数量似乎无穷无尽。阿根廷人早已被上天赐予它们的自然宝库给宠坏了，听说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杀牛往往只为取皮，剩下的肉就任其腐烂，或者留给秃鹫当食物。那时经过潘帕斯草原的旅人可以自己任意宰一头牛来吃，根本不用付钱——只要把牛皮留下就行了。这样的浪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我原本的想象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号称“南美巴黎”，肯定有林林总总的餐厅和各种各样的美食。可是我错了——市内基本上只有两种餐厅，一种供应比萨和意大利面（意大利移民多的缘故），另一种则供应牛扒（即烤牛肉），饮食既不精细也不多元化。可我又完全没有失望——单单一道阿根廷牛扒，便已经是顶级美食！
我本来就很爱吃牛扒，不过不喜欢过多的腌制调料，只偏好最简单的家常做法。一般来说，只要能买到油花丰富的上好牛肉，随便煎一煎就会很好吃。同事们也一起去过几次伦敦的那家阿根廷牛扒馆“Gaucho”，味道的确不错，几位阿根廷同事却总是“食若有憾”地摇着头：“还是不对……还差一点……”
以前我总骂他们故弄玄虚，直到在阿根廷第一次吃到真正的“阿根廷牛扒”时，才瞬间理解了他们的挑剔，同时也被那美味感动得几乎要流下热泪……
到底有多美味？我觉得很难形容。想象得再好，若没有亲口尝过，那份入口的滋味仍是无法体会的。其实阿根廷牛的油花并没有谷饲的美国牛多，可是肉质实在，肉汁鲜美，最重要的是有种极其原始浓郁的肉香。吃到嘴里的同时，脑海中也瞬间出现一头在海洋般广阔的潘帕斯草原上纵情奔跑的小牛……真的！就是那么新鲜活泼又天然……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和佳映再一次重逢。三个吃货聊起阿根廷牛肉都感叹不已，弱小心灵都被深深地震撼了——岂止名不虚传，简直比传说中还要好上几倍！佳映告诉我们，她听说阿根廷的牛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牛，因为它们每天在富饶的潘帕斯草原上悠闲散步，吃着最天然的草，自然肉质鲜美，口感奇佳。
忧郁的阿根廷人爱吃世界上最快乐的牛。牛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入馔，他们不但吃不同的牛肉部位如西冷、肉眼、T骨、牛腩、牛仔骨，还吃牛的肾和肠，又把剩肉制成香肠，把牛血和脂肪做成血肠……
而烹调的方法却只有“烤”这一种。Parrilla即是烤肉的意思，这种方法最为粗犷原始，却也最地道、最好吃。烤炉在阿根廷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在巴里洛切湖区住青年旅舍时，老板和邻居便常在院子里支起家庭式烤炉，生牛肉抹上粗盐直接放在铁篦子上，下面用木炭加热，油脂慢慢滴下，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垂涎欲滴的肉香，而两家人养的狗狗已经快要馋疯了……
布市内有无数Parrilla餐厅，几乎十步一间。阿根廷人夜生活开始得晚，很多餐厅要到晚上九点才开门。中等价位的餐厅装修并不华丽，木头餐桌将整间屋子的烹调史都记录在它表面的油渍中。烤肉炭炉多是开放式设计，你可以在大厅中央的肉案上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牛肉部分，厨师会在现场立刻为你烧烤，火候一到即端上桌来，绝对原汁原味。我个人最喜欢五分熟的烤牛腩，肉纤维刚刚变色，用刀切开尚有血水流出，这时的肉质最鲜嫩多汁，入口甘香。而薄薄的腹膜软软韧韧，渗着油香，令人回味无穷。也试过血肠，黏黏软软，带着点野性的腥气，讨厌的人会很讨厌，喜欢的人却会很喜欢。
也许因为牛多，餐厅总是慷慨地以超大量奉客，一份菜式往往已足够正常胃口的一男一女两位亚洲人食用。而根据我们在阿根廷的经验，中档餐厅人均消费一般不超过20美元，约合人民币120元，这个价钱能享受如此高水准的牛排和红酒绝对是物超所值，比起英国的牛扒馆恐怕要便宜至少一半。
在阿根廷的日子里，我们天天吃牛肉。有时去餐馆吃，也常常从超市买回来自己做。因为肉质实在太好，怎么做都滋味无穷，而且这么日吃夜吃居然也从未生厌过。有时我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吃着最好的牛肉，喝着超赞的红酒，阿根廷人究竟还有什么可忧郁的啊？有时我又似乎有点明白——正因为阿根廷是一片被上天如此眷顾的土地，拥有如此美好的自然资源，而且曾经张扬地辉煌过，它的衰落才更令人们无法接受……
在电影《春光乍泄》中，梁朝伟饰演的黎耀辉后来在一间牛肉屠宰场做夜工。那里的牛肉应该是出口的，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不喜欢隔夜的牛肉。他很快存够了钱，离开阿根廷时终于去了他一直想和何宝荣一起去的伊瓜苏瀑布。而伊瓜苏瀑布也正是我和铭基在阿根廷的最后一站，瀑布的另一端便是我们拉丁美洲之旅的终点里约热内卢。
我知道一越过边境，阿根廷在我的心中又会变回那个遥远的世界尽头。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想念它，想念布宜诺斯艾利斯，想念空气里的咖啡香气，想念世上最美的书店，想念周日的古董市集，想念午夜街头的探戈，想念女人们柔软的腰肢和男人们深邃的目光……
可是最最想念的，恐怕还是牛肉……
出发前我对生活有诸多不满，
然而现在的我心中更多的是谦卑和感恩。
达到内心平静的窍门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仅要满意于你所拥有的东西，
还要满意于那些你并不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