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记述昔日北京社会生活的书籍和文章日渐增多，其内容反映了几十年来北京的历史变迁，市肆商业的盛衰和社会习俗的移易。从时间来说，虽然去之不远，但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已经很快地被人们淡忘，重要事件，有史记载；生活末节，却少有专著，因此更显得这些社会生活史料弥足珍贵。这些社会生活史料的基础，大多源于最广泛的市民生活，虽是零金碎玉，拼拼凑凑，也能形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生活与社会的写照。写的人多了，内容就会有些重复，也会产生些史实上的矛盾和歧异，加上有些道听途说之辞，不实之处也就杂生其间。我主张说古记旧应以亲历、亲见为宜，起码也应是亲闻，价值的所在也就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北京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都是多元化的，任何一种生活形态与方式，以及围绕着这种生活形态与方式而产生、出现的谋生手段与社会服务也是多方位的。无论、火腿、罐头以及西点、洋酒等等。名为法国面包是大场景，还是小角落，都是整个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自清末以来，北京东交民巷就是各国驻华使馆的所在地，在列强入侵，国家主权遭到践踏的年代，东交民巷成为了一个不是租界的租界。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教堂，建筑了医院、银行，而在它的四周，许多为外国人服务的商业也应运而生，像专做西装的洋服店、走洋庄做古董生意的洋行、卖食品的面包房和肠子铺等等。法国面包房就是这样一家店铺。
法国面包房坐落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就在今天金朗大酒店的位置，遗址早已无处可寻。它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楼下面积都不算大，楼下经营食品，楼上曾几度卖过简单的西餐和茶点。法国面包房经营的食品除自制的面包外，还有各种西式的香肠房，实际卖的面包也不仅仅是法式的，有些面包是自己的独创，“国籍”很难考证。此外，像英国人喜欢的薑饼、俄国人喜欢的鱼子酱等也都有售。法国面包房的肠子是最有特色的，每天固定品种有二十余种，最受欢迎。法国面包房的肠子出名，还有一个原因，多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在它不远北面的船板胡同口上，有一幢红色的三层小楼（今天这所建筑依然存在），叫韩记饭店，楼上经营西餐，质量不比法国面包房差。楼下则是颇有名气的韩记肠子铺，西式香肠做得最好。四十年代中，韩记肠子铺关张，技师和厨工另投新主，归于法国面包房麾下，因此法国面包房的肠子品质更上一层楼。在固定的品种中，有小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长期泥肠、蒜肠、茶肠、大肉肠、红肠、风干肠、豌豆肠、干布肠、蘑菇肠、鹅肝泥肠、猪肝泥肠和牛肝泥肠。在各种肠子中，以鸡肠为最好，这种肠子是以完整鸡皮为肠衣，完整时看上去像一只肥鸡，内中以鸡、猪肉糜、鸡蛋、豌豆填充，造形奇特，味道鲜美。此外，肠子柜台还卖黄油、忌司、奶油、酸黄瓜等。忌司的外形像一个紫皮萝卜，可以切着卖。酸黄瓜用的是三寸多长的白皮黄瓜腌制。在西点中，除了自制的奶油蛋糕外，还有一种忌廉冻的蛋糕，多层而颜色不同，十分诱人。它还擅作“马代开克”，是一种长方形的葡萄干蛋糕，也有核桃的，形状大小不同，四周和底部有一层油纸，可以切片吃。此外，还有面包干（也叫苏克利）、可可气鼓、忌司条、可可核桃球等。对于今天来说，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在各大酒店、宾馆都可以吃到，但在旧日的北京，只能在东单头条和崇文门内大街的几家店铺中买到。
法国面包房的名称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后来改名叫做“解放”食品店。为什么叫“解放”，我想大概是为了对旧时代殖民色彩的否定。另外，它的隔壁有一个解放军机关，仅一墙之隔，大门的影壁上有一个很大的“八一”五角星，是否与此有关，也很难说。法国面包房改了名称，但经营的内容却一如既往。依然门庭兴旺。直到六十年代初，“解放”都是北京一个专营特殊食品的特殊商店，而它的顾客们也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殊群体。
“解放”的顾客成分非常鲜明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长期顾客，其中有多年习惯“欧化”生活的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没落的北京“宅门儿”，大学教授与协和、同仁的大夫，文艺界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不少当时外国使馆中的中国雇员和侨居北京的外国人。那时北京的社会结构与今天大不相同，生活圈子的范围也不大，因此在“解放”购物时往往碰到亲友和熟人，有的人虽从未说过话，但一望而知是熟面孔。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著名的耳鼻喉专家徐荫祥教授，京剧艺术家裘盛戎、李少春，以及一大批说得上名字的翻译家、画家、作曲家和民主人士都常常光顾“解放”。家住在海淀的清华、北大的教授夫人们也常常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此采购。此外，这些人家的保姆们、厨师们也在这里混得厮熟，我家的厨师就是在“解放”与龙云家的厨师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解放”仍有传统食品出售，价格如何我已记不清了。那时东西品种较少，而且只卖一上午，下午几乎门可罗雀。因此每天一早，“解放”门前总会排起长龙，开门后分成面包队、肠子队和点心队，除了点心队人少些，面包、肠子都是热门，人们没有分身法，于是想出了互相帮助的办法，比如我买两个尖面包、两个长面包，你买两根茶肠、两根蒜肠，然后每人各分出一半给对方，既省事，又省了时间。困难时期在“解放”买一次食品，往往要花一两个小时，队伍很长，卖得很慢，但却秩序井然，几乎没有看到过争吵打架的事。
在排队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经济地位和知识水平的接近，常常也有些交流，比如烹调技术、购物指南、生活常识等等。至于其他方面的交流，在那些年代中，大家都是十分慎重的。在购买食品时，也常常会发生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保姆们在议论主家的说长道短中，揭发出主人的不少隐私。或人们在交流厨房技艺时，反而促销了某一种商品。偶尔也能看到精明的女主人贿赂别人家的保姆，先以小恩小惠将这家保姆刚刚从东单菜市买来的两只鸡以茶肠作代价换来一只小些的，然后继续与这家的保姆闲聊，最后以多给两块钱的办法将剩下的一只也弄到手，真可以说是以逸待劳，得来全不费功夫。
“解放”的楼上也卖过咖啡和茶点，但生意并不好，大多是一些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场所。三年困难时期楼上变成了专门供应外宾的“特供”，那时的友谊商店在东华门大街，而食品和烟酒却在“解放”楼上供应。
六十年代初，“解放”歇业，它的经营却未停止，而是与北面麻线胡同口上的“华记”合并，继续卖特制的面包、肠子和西点，而且质量不变。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可以说直到这年的8月20日前，“华记”只是被迫改了店名（改成什么名字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生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8月20日，情况则发生了急骤变化，北京的抄家活动开始，一夜之间，以上说到的“解放”或“华记”的顾客可谓六亲同运，几乎都成了“牛鬼蛇神”，朝不保夕，甚至家破人亡。“华记”门前异常萧条，那段时间“华记”是怎样的状况，几乎没有人能记得上来。
七十年代初，原来的“华记”更名“春明”，又开始了营业。我在那时常常去买东西，仔细观察过顾客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熟面孔逐渐多了起来，这些面孔虽然经过浩劫显得憔悴和苍老，但却很难改变原来的气质。那个时代“色尚黄绿”，“春明”的顾客却几乎都穿着灰色和蓝色的旧衣衫，从手和皮肤都能判断出这些顾客原来所属的社会阶层。我惊异人的生存能力和社会生活的弹性，时隔四五年，经过这场浩劫活下来的人们，以喘息甫定，劫后余生的心态，又逐渐恢复了旧日的生活方式。
那一时期“春明”的品种不多，但一斤粮票一个的长白面包、半斤粮票一个的两头尖面包，葡萄干面包圈儿和小黄油面包还都有供应。蒜肠、午餐肠、小泥肠、大肉肠总是能卖到中午，偶尔也有鸡肠、圆火腿、烤肉、肝泥、培根什么的，但干肠、干布肠（类似今天的萨拉米肠）却没有看到过。自制的奶油蛋糕再也没有恢复，后来代卖莫斯科餐厅的蛋糕。点心恢复了一些品种，但味道远不如“文革”前了。
“春明”也是个小社会，在“文革”后期，熟人常常在这里能碰面，几年之间不通音信，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人间，可在买东西时会觉得有人似曾相识，凝视良久，确认无疑，相互握手，欷欷无言，感慨系之矣。
直到今天，“春明”依然在营业，地点也没有变，经营的品种有些也还保持了下来，但是店堂已经显得陈旧落伍。随着社会结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乃至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春明”再也不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商店，正像今天的社会正在重新结构与组合一样。落下的，是昔日的余辉；升起的，是明天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