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
我的生命有一个秘密，
一个青春的恋。
可是我恋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恋，我也只得沉默。
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在这纯洁的大理石底下，静静地躺着我的母亲。墓碑是我自家儿写的——
徐母陈太夫人之墓
民国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儿克渊书
四月，愉快的季节。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朵小野花都含着笑。这儿没有爵士音乐，没有立体的建筑，跟经理调情的女书记。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抽烟的。
在母亲的墓前，我是纯洁的，愉快的；我有一颗孩子的心。
每天上午，我总独自个儿跑到那儿去，买一束花，放在母亲的墓前，便坐到常青树的旁边，望着天空，怀念着辽远的孤寂的母亲。老带本诗集去，躺在草地上读，也会带口琴去，吹母亲爱听的《第八交响曲》。可是，在母亲墓前，我不抽烟。因为她是讨厌抽烟的。
管墓的为了我天天去，就和我混熟了，时常来跟我瞎拉扯。我是爱说话的，会唠叨地跟他说母亲的性情，说母亲是怎么个人。他老跟我讲到这死人的市府里的居民，讲到他们的家，讲到来拜访他们的人。
“还有位玲姑娘也是时常到这儿来的。”有一天他这么说起了，“一来就像你那么的，得坐上这么半天。”
“我怎么没瞧见过？”
“瞧见过的。不十分爱说话的，很可爱的，十八九岁的模样儿，小个子。有时和她爹一块儿来的。”
我记起来了，那玲姑娘我也碰到过几回，老穿淡紫的，稍微瘦点儿，她的脸和体态我却没有实感了，只记得她给我的印象是矛盾的集合体，有时是结着轻愁的丁香，有时是愉快地在明朗的太阳光底下嘻嘻地笑着的白鸽。
“哪座坟是她家的？”
“斜对面，往右手那边儿数去第四，有花放在那儿的——瞧到了没有？玲姑娘今儿早上来过啦。”
那座坟很雅洁。我曾经把它和母亲的坟比较过，还记得是姓欧阳的。
“不是姓欧阳的吗？”
“对啦，是广东人。”
“死了的是她的谁？”
“多半是她老娘吧。”
“也是时常到这儿来伴母亲的孤儿呢。”当时，我只这么想了一下。
那天，我从公墓里出来，在羊齿植物中间的小径上走着，却见她正从对面来了，便端详了她一眼。带着墓场的冷感的风，吹起了她的袍角，在她头发上吹动了暗暗的海，很有点儿潇洒的风姿。她有一双谜似的眼珠子，苍白的脸，腮帮儿上有点儿焦红，一瞧就知道是不十分健康的。她叫我想起山中透明的小溪，黄昏的薄雾，戴望舒先生的《雨巷》，蒙着梅雨的面网的电气广告。以后，又碰到了几次。老瞧见她独自个儿坐在那儿，含着沉默的笑，望着天边一大块一大块的白云，半闭着的黑水晶藏着东方古国的神秘。来的时候儿，总是独自个来的，只有一次，我瞧见她和几位跟她差不多年龄的姑娘到她母亲墓旁的墓地上野餐。她们大声地笑着，谈着。她那愉快的笑是有传染性的，大理石、石狮子、半折的古柱、风吕草，全对我嚷着：
“愉快啊——四月，恋的季节！”
我便“愉快啊”那么笑着。杜鹃在田野里叫着丁香的忧郁。沿着乡下的大路走到校里，便忘了饥饿地回想着她广东味的带鼻音的“你”字。为了这“你”字的妩媚，我崇拜着明媚的南国。
接连两天没瞧见她上公墓去，她母亲的那座坟是寂寞的，没有花。我坐在母亲的墓前，低下了脑袋忧郁着。我是在等着谁——等一声远远儿飘来的天主堂的钟，等一阵晚风，等一个紫色的朦胧的梦。是在等她吗？我不知道。干吗儿等她呢？我并不认识她。是怀念辽远的母亲吗？也许是的。可是她来了，便会“愉快啊”那么地微笑着，这我是明白的。
第三天，我远远儿地望见她正在那儿瞧母亲的墓碑。怀着吃朱古力时的感觉走了过去，把花放到大理石上：
“今儿你来早了。”
就红了脸。见了姑娘红着脸窘住了，她只低低地应了一声儿，便淡淡地走了开去。瞧她走远了，我猛地倒了下去，躺在草地上：没有嘴，没有手，没有视觉，没有神经中枢，我只想跳起来再倒下去，倒下去再跳起来。我是无轨列车，我要大声地嚷，我要跑，我要飞。力和热充满着我的身子。我是伟大的。猛地，我想起了给人家瞧见了，不是笑话吗？那么疯了似的！才慢慢儿地静了下来。可是，我的思想却加速度地飞去了，我的脑纤维组织爆裂啦，成了那么多的电子，向以太中蹿着。每一颗电子都是愉快的，在我耳朵旁边苍蝇似的嗡嗡地叫。想着想着，可是在想着什么呢？自家儿也不知道是在那儿想着什么。我想笑；我笑着。我是中了Spring fever（思春症）吧？
“徐先生，你的花全给你压扁啦。”
那管墓的在嘴角儿上叼着烟蒂儿，拿着把剪小树枝的剪刀。我正躺在花上，花真的给我压扁了。他在那儿修剪着围着我母亲的墓场的矮树的枝叶。我想告诉他，我跟玲姑娘讲过了，告诉他我是快乐的。可是笑话哪。便拔着地上的草和他谈着。
晚上，我悄悄地对母亲说：“要是你是在我旁边儿，我要告诉你，你的儿子疯了。”可是现在，我跟谁说呢？同学们要拿我开玩笑的。睡到早上，天刚亮，我猛地坐了起来，望了望窗外，操场上没一个人；温柔的太阳的触手，抚摸着大块的土地。我想着晚上的梦，那些梦，却像云似的，飞啦，捉摸不到。又躺下去睡啦——睡啦，像一个幸福的孩子。
下午，我打了条阔领带——我爱穿连领的衬衫，不大打领带的。从那条悠长的煤屑路向公墓那儿走去。温柔的风啊！火车在铁路上往那边儿驶去，嚷着，吐着气，喘着，一脸的汗。尽那边儿，蒙着一层烟似的，瞧不清楚，只瞧得蓝的天，广阔的田野，天主堂的塔尖，青的树丛。花房的玻璃棚反射着太阳的光线；池塘的水面上有苍老的青苔，岸上有柳树；在矮篱旁开着一丛蔷薇，一株桃花。我折了条白杨的树枝，削去了桠枝和树叶，当手杖。
一个法国姑娘，戴着白的法兰西帽，骑在马上踱着过来，她的笑劲儿里边有地中海旁葡萄园的香味。我笑，扬一扬手里的柳条，说道：
“愉快的四月啊！”
“你打它一鞭吧。”
我便在马腿上打了一鞭，那马就跑去了。那法国姑娘回过身来扬一扬胳臂。她是亲热的。挑着菜的乡下人也对我笑着。
走到那条往母亲墓前去的小径上，我便往她家的坟那儿望，那坟旁的常青树中间露着那淡紫的旗袍儿，亭亭地站在那儿哪。在树根的旁边，在黑绸的高跟儿鞋上面，一双精致的脚！紫色的丁香，沉默地躺在白大理石上面；紫色的玲姑娘，沉默地垂倒了脑袋，在微风里边。
“她也在那儿啊：和我在一个蔚蓝的天下面存在着，和我在一个四月中间存在着。吹动了她的头发的风，就是吹起了我的阔领带的风哪！”——我是那么没理由地高兴。
过去和她谈谈我们的母亲吧。就这么冒昧地跑过去不是有点儿粗野吗？可是我真的走过去啦，装着满不在乎的脸，一个把坟墓当作建筑的艺术而欣赏着的人的脸。她正在那儿像在想着什么似的，见我过去，显着为难的神情，招呼了一下，便避开了我的视线。
吞下了炸弹哪，吐出来又不是，不吐出来又不是。再过一会儿，又得红着脸窘住啦。
“这是你母亲的墓吧？”究竟这么说了。
她不作声，天真的嘴犄角儿送来了怀乡病的笑，点下了脑袋。
“这么晴朗的季节到郊外来伴着母亲，是比什么都有意思的。”只得像独自那么地扮着滑稽的角色，觉得快要变成喜剧的场面了。
“静静地坐在这儿望着蓝天是很有味的。”她坐了下去，不是预备拒绝我的模样儿，“时常瞧见你坐在那儿，你母亲的墓上——你不是天天来的吗？”
“差不多天天来的。”我也跟着坐了下去，同时——“不会怪我不懂礼貌吧？”这么地想着。“我的母亲顶怕蚂蝗哪！”
“母亲啊！”她又望着远方了，沉默地笑着，在她视线上面，在她的笑劲儿上面，像蒙了一层薄雾似的，暗示着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也喝醉了似的，躺在她的朦胧的视线和笑劲儿上面了。
“我还记得母亲帮我逃学，把我寄到姑母家里，不让爹知道。”
“母亲替我织的绒衫子，我三岁时穿的绒衫子还放在我放首饰的小铁箱里。”
“母亲讨厌抽烟，老从爹嘴上把雪茄抢下来。”
“母亲爱白芙蓉，我爱紫丁香。”
我的爹有点儿怕母亲的。
“跟爹斗了嘴，母亲也会哭的。我瞧见母亲哭过一次。”
“母亲啊！”
“静静地在这大理石下面躺着的，正是母亲呢！”
“我的母亲也静静地躺在那边儿大理石下面哪！”
在怀念着辽远的母亲的情绪中，混和着我们中间友谊的好感。我们絮絮地谈着母亲生前的事，像一对五岁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在房里边跳着兜圈儿，把自家弄累了才上床去，躺了一会儿，又坐起来。宿舍里的灯全熄了，我望着那银色的海似的操场，那球门的影子，远方的树，默默地想着，默默地笑着。
每天坐在大理石上，和她一同地，听着那寂寂的落花，靠着墓碑。说她不爱说话的人是错了，一讲到母亲，那张契默的嘴里，就结结巴巴地泛溢着活泼的话。就是缄默的时候，她的眼珠子也会说着神秘的话——只有我听得懂的话。她有近代人的敏感，她的眼珠子是情绪的寒暑表。从那儿，我可以推测气压和心理的晴雨。
姑娘们应当放在适宜的背景里。要是玲姑娘存在在直线的建筑物里边，存在在银红的、黑和白配合着的强烈颜色的衣服里边，存在在爵士乐和neon light（霓虹灯）里边，她会丧失她那种结着淡淡的哀愁的风姿的。她那蹙着的眉尖，适宜于垂直在地上的白大理石的墓碑，常青树的行列，枯花的凄凉味；她那明媚的语调和梦似的微笑，却适宜于广大的田野，晴朗的天气；而她那蒙着雾似的视线，老是望着辽远的故乡和孤寂的母亲的。
有时，便伴着她在田园间慢步着，听着在她的鞋跟下扬起的恋的悄语。把母亲作中心点，往外，一圈圈地划着谈话资料的圆。
“我顶喜欢古旧的乡村的空气。”
“你喜欢骑马吗？骑了马在田野中跑着，是年轻人的事。”
“母亲是死在西湖疗养院的，一个五月的晚上。肺结核是她的遗产；有了这遗产，我对于运动便是绝缘体了。”说到肺结核，她的脸是神经衰弱病患者的。
为了她的健康，我忧郁着。“如果她死了，我要把她葬在紫丁香塚里，弹着mandolin（曼陀林），唱着肖邦的流浪曲，伴着她，像现在伴着母亲那么地。”——这么地想着。
恋着一位害肺病的姑娘，猛地有一天知道了她会给肺结核菌当作食料的，真是痛苦的事啊。可是痛苦有吗用呢？
“那么，你干吗不住到香港去哪？那儿不是很好的疗养院吗？南方的太阳会医好你的。”我真希望把她放在暖房里花似的培养着哪……小心地在快枯了的花朵上洒着水——做园丁是快乐的。我要用紫色的薄绸包着她，盖着那盛开着的花蕊，成天地守在那儿，不让蜜蜂飞近来。
“是的，我爱香港。从我们家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在细雨里蛇似的蜿蜒着维多利亚市的道路。我爱那种淡淡的哀愁。可是父亲独自个儿在上海寂寞，便来伴他；我是很爱他的。”
走进了一条小径，两边是矮树扎成的篱子。从树枝的底下穿过去，地上有从树叶的空隙里漏下来的太阳光，蚂蚱似的，爬在蔓草上；蔓草老缠住她的鞋跟，一缠住了，便轻轻地顿着脚，蹙着眉尖说：
“讨厌的……”
那条幽静的小径是很长的，前面从矮篱里边往外伸着苍郁的夏天的灌木的胳膊，那迷离的叶和花遮住了去路，地上堆满着落花，风吕草在脚下怨恨着。俯着身子走过去，“悉悉”地，践着混了花瓣的松土。猛地，矮篱旁伸出枝蔷薇来，枝上的刺钩住了她的头发，我上去帮着她摘那些刺，她歪着脑袋瞧。这么一来，我便忘了给蔷薇刺出血来的手指啦。
走出了那条小径，啊，瞧哪！那么一大片麦田，没一座屋子，没一个人！那边儿是一个池塘，我们便跑到那儿坐下了。是傍晚时分，那么大的血色的太阳在天的那边儿，站在麦穗的顶上，蓝的天，一大块一大块的红云，紫色的暮霭罩住了远方的麦田。水面上有柳树的影子，我们的影子，那么清晰的黑暗。她轻轻地喘着气，散乱的头发，桃红的腮帮儿——可是肺病的征象哪！我忧郁着。
“广大的田野！”
“蓝的天！”
“那太阳，黄昏时的太阳！”
“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她啊；她正是黄昏时的太阳！可是我没讲出来。为什么不说呢？说“姑娘，我恋着你。”可是我胆怯，只轻轻地“可爱的季节啊！”这么叹息着。
“瞧哪！”她伸出脚来，透明的浅灰的丝袜子上面爬满了毛虫似的草实。
“我……我怎么说呢？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姑娘，她是像花那么可爱的，是的，像丁香花。有一痴心的年轻人恋着她，可是她不知道。那年轻人天天在她身旁，可是他却是孤独的，忧郁的。那姑娘是不十分康健的，他为她挂虑着。他是那么地恋着她，只要瞧见了她，便觉得幸福。他不敢请求什么，也不敢希冀什么，只要她知道他的恋，他便会满意的。可是，那姑娘却不知道，不知道他每晚上低低地哭泣着……”
“可是那姑娘是谁哪？”
“那姑娘……那姑娘？是一位紫丁香似的姑娘……是的，不知在哪本书上看来的一个故事罢咧。”
“可爱的故事哪。借给我那本书吧。”
“我忘了这本书的名字，多咱找到了便带给你。就是找不到，我可以讲给你听的。”
“可爱的故事哪！可是，瞧哪，在那边儿，那边是我的故乡啊！”蒙着雾似的眼珠子望着天边，嘴犄角儿上挂着梦似的笑。
我的恋，没谁知道的恋，沉默的恋，埋在我年轻的心底。
“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她会知道的；我会告诉她的。我要跪在她前面，让她抚着我的头发，告诉她，她儿子隐秘的恋。母亲啊！”我也望着天边，嘴犄角儿上挂着寂寞的笑，睁着忧郁的眼。
在课堂前的石阶上坐着，从怀里掏出母亲照片来悄悄地跟她说。
“母亲，爹爱着你的时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他也讲个美丽的暗示的故事给你听的吗？他也是像我那么胆怯的吗？母亲，你为什么要生一个胆怯的儿子哪？”
母亲笑着说：“淘气的孩子。沉默地恋着不也很好吗？”
我悄悄地哭了。深夜里跑到这儿来干吗呢？夜风是冷的，夜是默静而温柔的；在幸福和忧郁双重压力下，孩子的心是脆弱的。
弹着mandolin，低低地唱着，靠在墓碑上：
我的生命有一个秘密，
一个青春的恋。
可是我恋着的姑娘不知道我的恋，
我也只得沉默。
天天在她身边，我是幸福的，
可是依旧是孤独的；
她不会知道一颗痛苦的孩子的心，
我也只得沉默。
她听着这充满着“她”的歌时，
她会说：“她”是谁呢？
直到年华度尽在尘土，我不会向她明说我的恋，
我也只得沉默！
我低下了脑袋，默默地。玲姑娘坐在前面。
“瞧哪，像忧郁诗人莱诺的手杖哪，你的脸！”
“告诉你吧，我的秘密……”可是我永远不会告诉她真话的，“我想起了母亲呢！”
便又默着了，我们是时常静静地坐着的。我不愿意她讲话。瞧了她会说话的嘴，我是痛苦的。有了嘴不能说自家儿的秘密，不是痛苦的哑子吗？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不明说。我又不是不会说话的人。可是把这么在天真的年龄上的纯洁的姑娘当作恋的对象，真是犯罪的行为呢。她是应该玛利亚似的供奉着的，用殉教者的热诚，每晚上为她的康健祈祷着。再说，她讲多了话就喘气，这对于她的康健有妨碍。我情愿让她默着。她默着时，她的发，她的闭着的嘴，她的精致的鞋跟，会说着比说话时更有意思的悄语，一种新鲜的，得用第六觉去谛听的言语。
那天回去的路上，尘土里有一朵残了的紫丁香，给人家践过的。她拾了起来，裹在白手帕里边，塞在我的口袋里。
“我家里有许多这么的小紫花呢，古董似的藏着，有三年前的，干得像纸花似的。多咱到我家里来瞧瞧吧。我有妈的照片和我小时候到现在的照片；还有贵重的糖果，青色的书房。”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把那天的日记抄在下面：
五月二十八日
我不想到爹那儿去，也不想上母亲那儿去。早上，朋友们约我上丽娃栗妲摇船去；他们说，那边儿有柳树，有花，有快乐的人们。在苏州河里边摇船，是江南人的专利权。我拒绝了。他们说我近来变了。是的，我变了，我喜欢孤独。我时常独自个儿在校外走着，思量着。我时常有失眠的晚上。可是谁知道我怎么会变的？谁知道我在恋着一位孤寂的姑娘！母亲知道的，可是她不会告诉别人的。我自家儿也知道，可是我告诉谁呢？
今儿，玲姑娘在家里伴父亲。我成天地坐在一条小河旁的树影下，哑巴似的，什么事也不做，戴了顶阔边草帽。夏天慢慢儿地走来了，从那边田野里，从布谷鸟的叫声里。河边的草像半年没修发的人的胡髭。田岸上走着光了上半身的老实的农夫。天上没一丁点云。大路上，趁假日到郊外来骑马的人们，他们的白帆布马裤在马背上闪烁着。我是寂寞的。
晚上，我把春天的衣服放到箱子里，不预备再穿了。
明儿是玲的生日，我要到她家里去。送她些什么礼呢？我要送她一册戴望舒先生的诗集，一束紫丁香，和一颗痛苦着的心。
今晚上我会失眠的。
洒水车“嘶嘶”地在沥青路上走过，戴白帽的天主教徒喃喃地讲着她们的故国，橱窗里摆着小巧的日本的遮阳伞、丝睡衣。不知哪儿，已经有蝉声了。
墙上牵满着藤叶，窗子前种着棵芭蕉，“悉悉”地响着。屋子前面有个小园，沿街是一溜法国风的矮栅。走进了矮栅，从那条甬道上走到屋子前的石阶去，只见门忽然开了，她亭亭地站在那儿笑着，很少见的顽皮的笑。等我走近了，一把月季花的子抛在我脸上，那些翡翠似的子全在我脸上爆了。
“早从窗口那儿瞧见了你哪。”
“这是我送你的小小的礼物。”
“多谢你。这比他们送我的那些糖果、珠宝啦可爱多啦。”
“我知道那些你爱好的东西。”恳切地瞧着她。
可是她不会明白我的眼光的。我跟了她进去，默着。陈设得很简单的一间书房，三面都有窗。一只桃花木的写字台靠窗放着，那边儿角上，是一只书架，李清照的词，凡尔兰的诗集。
“你懂法文的吗？”
“从前我父亲在法国大使馆任上时，带着我一同去的。”
她把我送她的那本《我的记忆》放到书架上。屋子中间放着只沙发榻，一个天鹅绒的坐垫，前面一只圆几，上面放了两本贴照簿，还有只小沙发。那边靠窗一只独脚长几，上面一只长颈花瓶，一束紫丁香。她把我送她的紫丁香也插在那儿。
“那束丁香是爹送我的。它们枯了的时候，我要用紫色的绸把它们包起来，和母亲织的绒衫在一块儿。”
她站在那儿，望着那花。太阳从白窗纱里透过来，抚摸着紫丁香的花朵和她的头发，温柔地。窗纱上有芭蕉的影子。闲静浸透了这书房。我的灵魂、思想，全流向她了，和太阳的触手一同地，抚摸着那丁香，她的头发。
“为什么单看重那两束丁香呢？”
她回过身来，用那蒙着雾似的眼光望我，过了一会才说道：“你不懂的。”我懂的！这雾似的眼光，这一刹那，这一句话，在我的记忆上永远是新鲜的。我的灵魂会消灭，我的身子会朽腐，这记忆永远是新鲜的。
窗外一个戴白帆布遮阳帽的影子一闪，她猛地跳起来，跑了出去。我便瞧一下壁上的陈设，只挂着一架银灰的画框，是Monet（莫奈）的田舍画。苍郁的夏日的色彩和简朴的线条。
“爸，你替我到客厅里去对付那伙儿客人吧。不，你先来瞧瞧他，就是我时常提到的那个孩子。他的母亲是妈的邻舍呢！你瞧瞧，他也送了我一束紫丁香……”她小鸟似的躲在一个中年人的肩膀下面进来了。有这么个女儿的父亲是幸福的。这位幸福的父亲的肘下还夹着半打鱼肝油，这使我想起实验室里石膏砌的骨骼标本，和背着大鳖鱼的丹麦人。他父亲脸上还剩留着少年时的风韵。他的身子是强壮的。怎么会生了瘦弱的女儿呢？瞧了在他胁下娇小的玲姑娘，我忧郁着。他把褂子和遮阳帽交给了她，掏出手帕来擦一擦脑门上的汗，没讲几句话，便带了他那体贴女儿的脸，一同出去了。
“会客室里还有客人吗？”
“讨厌的贺客。”
“为什么不请他们过来呢？”
“这间书房是我的，我不愿意让他们过来闹。”
“我不相干，你伴他们谈去吧。疏淡了他们不大有礼貌的。”
“我不是答应了你一块儿看照片的吗？”
便坐在那沙发榻上，翻着那本贴照簿。从照上，我认识了她的母亲。嘴角和瘦削的脸和她是很像的。她拿了一大盒礼糖来跟我一块儿吃着。贴照簿里边有一张她的照片，是前年在香港拍的：坐在一丛紫丁香前面，那熟悉的笑，熟悉的视线，脸比现在丰腴，底下写着一行小字——“Say it with flowers（笑容可掬）。”
“谁给你拍的？”
“爸……”这么说着便往外跑，“我去弄Tea你吃。”
那张照片，在光和影上，都够得上说是上品。而她那种梦似的风姿，在别的照片中是找不到的。我尽瞧着那张照，一面却：“为什么她单让我一个人走进她的书房来呢？为什么她说我不懂的？不懂的……不懂的……什么意思哪，那么地瞧着我？向她说吧，说我爱她……啊！啊！可是问她要了这张照吧！我要把这张照片配了银灰色的框子，挂在书房里，和母亲的照一同地，也在旁边放了只长脚几，插上了紫丁香，每晚上跪在前面，为她祈福。”——那么地沉思着。
她拿了银盘子进来，给我倒了一杯牛奶红茶，还有一个香蕉饼，两片面包。
“这是我做的。在香港我老做椰子饼和荔枝饼给父亲吃。”
她站到圆桌旁瞧我吃，孩气地。
“你自家儿呢？”
“我刚才吃了糖，不能再吃了，健康的人是幸福的；我是只有吃鱼肝油的福分。广东有许多荔枝园，那么多的荔枝，黑珠似的挂在枝上，那透明的荔肉！”
“你今天很快乐哪！可不是吗？”
“因为我下星期要到香港了，跟着父亲。”
“什么？”我把嘴里的香蕉饼也忘了。
“怎么啦？还要回来的。”
刚才还馋嘴地吃着的香蕉饼，和喝着牛奶红茶，全吃不下了。跟她说呢，还是不跟她说？神经组织顿时崩溃了下来——没有脊椎，没有神经，没有心脏的人了哪！
“多咱走哪？”
“后天，应该来送我的。”
“准来送你的。可是，明儿我们再一同去看看母亲吧？”
“我本来预备去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吃哪？”
我瞧着她，默着——说还是不说？
“不吃吗？讨厌的。是我自家儿做的香蕉饼哪！你不吃吗？”蹙着眉尖，轻轻地顿着脚，笑着，催促着。
像反刍动物似的，我把香蕉饼吃了下去，又吐了出来，再嚼着，好久才吃完了。她坐到钢琴前面弹着“Kiss me good night，not good bye（晚安，晚安，晚安，再见）”。感伤的调子懒懒地在紫丁香上回旋着，在窗后面躲着。天慢慢儿地暗了下来，黄昏的微光从窗子那儿偷偷地进来，爬满了一屋子。她的背影是模糊的，她的头发是暗暗的。等她弹完了那调子，阖上了琴盖，我就戴上了帽子，走了。她送我到栅门边，说道：
“我今儿是快乐的！”
“我也是快乐的！再会吧。”
“再会吧！”扬一扬胳臂，送来了一个微笑。
我也笑着。走到路上，回过脑袋来，她还站在门边向我扬着胳臂。前面的一串街灯是小姐们晚礼服的钻边。忽然，我发现自家儿眼眥上也挂着灯，珠子似的，闪耀着，落下去了；在我手里的母亲照片中的脸模糊了。
“为什么不向她说呢？”后悔着。
回过身去瞧，那书房临街的窗口那儿，有了浅绿的灯光，直照到窗外窥视着的藤上，而那依依地，寂寞地响着的，是钢琴的幽咽的调子，嘹亮的声音。
第二天，只在墓场里巡行了一回，在母亲的墓上坐着。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阴郁的脸色，问我为什么。“告诉她吧？”那么地想着。终究还是说了一句：
“怀念着母亲呢！”
天气太热，她的纱衫已经给汗珠轻薄地浸透了背上，里面的衬衣自傲地卖弄着风情。她还要整理行装，我便催着她回去了。
送行的时候，连再会也没说，那船便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可是她眼珠子说着的话，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码头上，瞧着那只船。她和她的父亲站在船栏后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湿风对于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为她祝福。
她走了没几天，我的父亲为了商业的关系上天津去，得住几年，我也跟着转学到北平了。临走时给了她一封信，写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听着沙漠里的驼铃，年华的蛩音。这儿有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种风，这儿是没有的。从香港，她寄了封信来，说下月便到上海来；她说香港给海滨浴场、音乐会、夜总会、露天舞场占满了，每天只靠着窗栏逗鹦鹉玩。第二封信来时，她已经在上海啦；她说，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饰箱里，鹦鹉也带了来，就挂在放花瓶的那只独脚几旁，也学会了叹息地说：
“母亲啊！”
她又说，还是常上公墓那儿去的。在墓前，现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叶呢，再过几天，刮黄沙的日子快来咧。等着信的时间是长的，读信的时间是短的——我恨中国航空公司，为什么不开平沪班哪？列车和总统号在空间运动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脉搏相应的。
从褪了金黄色的太阳光里，从郊外的猎角声里，秋天来了。我咳嗽着。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喜乐。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过几天，我又要每晚上发热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惯常的事。
多咱我们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亲也许在那儿怀念你哪！
玲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厉害，发了五天热，脸上泛着桃色。父亲忧虑着，赶明儿得进医院了。每年冬季，总是在蝴蝶似的看护妇、寒热表、硝酸臭味里边过的，想不到今年这么早就进去了。
希望你天天写信来，在医院里，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着点儿。母亲那儿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来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怀念着在墓前坐着谈母亲的日子啊！
又：医生禁止我写信，以后恐怕不能再写了。
玲十一月十四日
来了这封信后，便只有我天天地写信给她，来信是没了。每写一封信，我总“告诉她吧？”——那么地思忖着。末了，便写了封很长的信给她，告诉她我恋着她。可是这封信却从邮局里退回来啦，那火漆还很完整的。信封上写着：“此人已出院。”
“怎么啦？怎么啦？好了吗？还是……还是……”便想起那鱼肝油，白色的疗养院，冷冷的公墓，她母亲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树，紫丁香……可是那墓场的冷感的风啊……冷感的风……冷感的风啊！
赶忙写了封信到她家里去，连呼吸的闲暇也没有地等着。覆信究竟来了。看到信封上的苍老的笔迹，我觉得心脏跳了出来，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这么写着的：
年轻人，你迟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亲墓旁的。临死的时候儿，她留下来几件东西给你。到上海来时，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领你去拜访她的新墓。
欧阳旭
“迟了！迟了！母亲啊，你为什么生一个胆怯的儿子呢？”没有眼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脑袋，静静地，静静地坐着。
一年以后，我跟父亲到了上海，那时正是四月。我换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哪，那些年轻的脸。我叩了门，出来开门的是她的爹。这一年，他脸上多了许多皱纹，老多了。他带着我到玲姑娘的书房里。窗前那只独脚几还在那儿，花瓶也还在那儿。什么都和去年一样，没什么变动。他叫我坐了一会，跑去拿了用绸包着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边的贴照簿给我。
“她的遗产是两束枯了的紫丁香，两本她自家儿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认识这两件东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记起了口袋里还有她去年给我的从地上捡来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起儿走了，路上买了一束新鲜的丁香。
郊外，南方来的风，吹着暮春的气息；晴朗的太阳，蔚蓝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着笑。田野是广阔的，路是长的，空气是静的，广告牌上的绅士，是不会说话，只会微笑的。
走进墓场的大门，管墓的高兴地笑着，说道：
“欧阳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经安上了。”
见了我，便——
“好久不见了！”
“是的。”
走过母亲的墓，我没停下来。在那边儿，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上有一块新的墓碑：
爱女欧阳玲之墓
我不会忘记的，那梦似的笑，蒙着雾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肤色，还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迟了。
他脱下了帽子，我也脱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