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里，除了十几二十个县级干部，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扭屁股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亲身投入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务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荣辱升降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之然，对于领导重使用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眼见得，各个系统，各个级别的领导们，就大趋势而言，对不拍马的容忍度在下降，越降越快。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的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这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开始还有点忸怩，很快就运用自如，有如神助。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在人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校学生总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