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晚餐，齐世英坐在我面前，他的一生，对我一拥而上，他向我细诉蒋介石怨他“逼反张学良”的细节，他一一自辩。不过，我关心的毋宁不在这里。我关心的，是他难以自辩的部分。多年以后，他的女儿齐邦媛在《巨流河》里，无意中泄漏了这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分同志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漂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不顾，你们心安吗？”
我父亲随中央先到广州，又回重庆参加立法院院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后备了两桌饭，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伙的感觉，次日搭上最后飞机飞到台湾。初来台湾时，肺部长瘤住院，手术后一夜自噩梦惊醒，梦中看见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齐邦援说：“二十年的奋斗将我父亲由三十岁推入五十岁，理想的幻灭成了满盈的泪库。”泪库里有“巨大的憾恨，深深的伤痛”，虽然“五十岁以后安居台湾”，活到八十八岁，但他午夜梦回，内心不无痛苦。他的女儿在访问康宁祥时回忆：
他真正要说的是我们那么大的土地和人民的命运，就是给少数几个人错误的决策所断送的。而且到后来，死活不管。他从前允诺那些地下工作者的孤儿寡妇，等到国军反攻，什么都好。他曾向中国银行要三百万救急，给那些孤儿寡妇初期的安抚金，结果因为他不在其位，上面只给了二十万，一人一杯茶嘛！结果当年的孤儿寡妇骂我父亲，说他言而无信。为什么我说他端起酒杯掉眼泪？倒不是为自己，而是觉得对不起那些孤儿寡妇。劳而无功，而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我说齐世英是样板人物？因为他阖不上眼、缴不了卷。他跟我来往一段后，疏远了我，我入狱、我出狱，他都躲着我、一躲十七年。我想，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李敖身上看到什么令他不安的，李敖老是捏他一把，使他更难自欺与自解。无独有偶的，他死后二十二年，二零零九年七月，我收到“寄赠李敖乡弟”的一本书——《巨流河》，他的女儿写给我：“我们来自同一片乡土，有同样的愤怒，却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盼望你读此书后赐寄数语”。一年多过去了，我没有写一行字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