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婚姻是否成功，不仅在于婚姻中是否有爱，更在于由此婚姻而建立的家庭是否和谐美满。
的确，对于婚姻而言，家庭也许是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爱情是婚姻的理想目标，家庭则是婚姻的现实目的。理想固然值得追求，现实更须认真对待。也许，成功的婚姻，就是既有理想又很现实，既有幸福爱情又有和谐家庭的婚姻。但应该补充一句：这种婚姻，首先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在考虑婚姻时，首先必须考虑家庭。
事实上，许多人的结婚，首先就是为了建立家庭。所以，我们中国人，便很现实也很高明地把结婚干脆称为“成家”。
人不能没有家。
“我想有个家”，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有人称为“家庭天性”。其实，它与其称为天性，不如叫做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存在物，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是沟通个人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每个人，都是首先通过家庭而与社会建立起联系，并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把家庭称为“人伦之首”，不无道理。
社会需要家庭，所以社会要建立婚姻制度；个人需要家庭，所以个人要履行结婚手续。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正如社会与个人存在着矛盾，家庭与个人也有冲突。一个人，一旦有了家，固然有了安宁和温暖，但同时也就有了约束和束缚、责任和义务，甚至有了别扭和麻烦。比方说，他不再能够浪漫风流，不再能够四海漂泊，必须为家庭的建设和维护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做家务什么的），也许还会为柴米油盐之类的鸡毛蒜皮与丈夫或妻子磕磕绊绊。所以，人们在理论上都认为不能没有家，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会有不少人不满意自己的家，并有了“围城”的说法。其实，许多人的家庭，也许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糟糕。他们的不满意，只不过是不愿意接受约束和束缚，承担责任和义务罢了。当然，更多的人，也许是受不了那些别扭和麻烦。而当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家庭时，一腔怨恨，便会发泄到婚姻头上来。其最极端的行为，是毁灭婚姻，也就是离婚。即便不离婚，调侃嘲笑一下婚姻，总是最起码的。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从来就不“平等”：歌颂爱情的最多，赞美家庭的次之，讴歌婚姻的几乎没有。婚姻充其量，也只能享受“理性的承认”。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个结了婚的人（当然是男人！）倘若不调侃一下结婚的愚蠢，便不能显示其聪明，假如他竟然赞美婚姻，则简直是公开暴露他的愚蠢了。”（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显然，这并不公平。
没有婚姻，哪来的家庭？再说爱情的着落又在哪里？
其实，许多人的不满婚姻，并非反对婚姻本身，而是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具体地说，是不满意自己的配偶。当然，如果配偶并非自己选择，或者夫妻已经反目，自然应该离婚。但现在许多夫妻的闹离婚，既非包办婚姻，又非夫妻反目，仅仅只是一点鸡毛蒜皮，就闹将起来，还要归罪于婚姻，就未免太不像话了。
但是，除了极个别以婚姻为儿戏或骗局者外，应该说没有人喜欢离婚。结婚不是为了离婚。离婚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一个人结一次婚也不容易。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地结了婚，又随随便便地离掉，岂不等于把自己的辛苦视为儿戏，把自己的追求毁于一旦？
这个道理，应该说大家都懂。但可惜，懂道理归懂道理，闹离婚归闹离婚。即便不闹离婚，不少人在内心深处，也未尝不曾有过离婚的念头。之所以会起了离婚的念头，一大半的原因，又是对自己的配偶不满。闹离婚者多半要控诉自己的配偶，历数其种种“不是”，便是证明。
这就见鬼了。难道夫妻之间，真如俗话所言，都天生是“冤家”？
当然不会是这样。事实上，许多夫妻的闹离婚，既非“冤家路窄”，又非“你死我活”。他们控诉对方的种种，大多上不了台面。自己说得振振有词，别人却听了好笑。所谓“清官难判家务事”，就是说家务事原本就没有什么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大家都有理，又都没有理。说他们都有理，是因为一般地说，闹离婚者，大多不会“无理取闹”；说他们都没理，则是因为他们忘了或根本不知道一个更重要的道理：任何家庭都不会只属于一个人，成功的婚姻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其中，当然也包括相互之间的谅解和宽容。
谅解和宽容当然是一种理智的态度。但如果不讲清楚为什么要谅解和宽容，
则人们即便想谅解和宽容，也难。对于夫妻，更是如此。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谅解和宽容呢？很简单，为了家庭。
什么是家？家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而首先是享受亲人的爱的地方，是共享欢乐或共同承受痛苦的地方，是可以隐藏或倾诉心中秘密的地方，是可以消除疲劳和医治创伤的地方。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却必须由两个完全没有共同生活经验的异性的人来共同建设。这本身就是任重道远而又颇为困难的事情。要做好这样一件事，仅仅只有激情，显然不够。中国传统社会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动用社会的力量来对婚姻和家庭进行种种规范和制约，比方说对夫妻角色作出规定等等。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显然没有想到，社会的规范和制约，至多只能保证家庭不会轻易破裂，却不能保证这个家庭是幸福美满的。要建设幸福美满的家庭，只能靠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不能靠社会的强行规范和制约。
因此，我们提倡谅解和宽容。
谅解和宽容之最根本的前提，当然是相互尊重，即尊重隐私权和选择权，尊重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要学会爱惜自己的家。事实上，许多夫妻的不利，多因不懂这一点。看看那些闹矛盾、闹纠纷、闹离婚的夫妻吧！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唠叨对方如何如何不好，自己又如何如何委曲，就是不曾想到当他们这样闹的时候，他们的家是否委曲。其实，家和人一样，也受不得委曲，也需要关心和爱护、养育和滋润。有此关心和爱护、养育和滋润，家才会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温馨。那么，为了不委曲自己的家，委曲一下自己，行不行呢？
应该说，为了不让家受委曲，委曲一下自己是很值得的。这不仅因为家属于大家，也因为家对于我们，比眼前一点小小的委曲和是非要重要得多。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个归宿，家就是最好、最可靠，也最实在的归宿。有此归宿，活得就实在，心里就踏实，即便走遍天涯，也不会感到孤独。为什么“家破人亡”是最大的不幸？为什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道理就在这里。“文革”中，不少人受尽委曲受尽折磨都无所畏惧，然而一旦配偶提出离婚，子女划清界限，便精神崩溃，有的竟至于自杀，道理也在这里。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归宿，没有了退路，没有了坚强后盾，甚至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家之重要，由此可见。
家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为了家，委曲一下自己，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可以为了家而委曲一下自己，当然也就能够以谅解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家人了。
提倡谅解和宽容，还因为家从来就不属于个人。
任何一个家，都不会只有一个人。一个人不成其为家。家属于全体家人，包括夫妻，也包括子女。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夫妻。夫妻一旦离异，则家庭也就破裂。其结果，受害的不仅是对方（配偶）和他人（子女），也包括自己。离婚者
往往仇恨前夫或前妻，其原因之一，也往往因为自己是家庭破裂的受害者。但是，当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对方时，是否想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了不至于因伤害对方而同时伤害自己，爱惜这个家，不让它受到伤害，不让它趋于破裂，行吗？
家既然属于大家，那么，在家里，每个人就不能只想到自己，而应该更多地想到别人，尤其是想到丈夫或妻子。因为丈夫和妻子，原本是不同的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男人，气质、性格、欲望、需求都不尽相同，结婚前又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生活习惯诸多差异，如不能相互谅解和宽容，怎么能一起生活？即便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相互习惯了，差异也仍然存在。如果不能持一种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就会因看不惯而合不来，又因合不来而过不去。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有人说，高明的丈夫或妻子，就是能把对方改造为理想配偶的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诚然，不少人都会受自己配偶的影响。康德甚至说夫妻生活时间长了，连相貌都会发生变化，变得两个人很想像，让人觉得“对象对象，果真一对就像”。但必须指出，这种“改造”是相互的，也是潜移默化的。你在“改造”对方的同时，自己也会被对方所“改造”。如果自以为高明，以“改造者”自居，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其结果，恐怕就不是“改造”，而是“改嫁”。
所以，应该说，真正高明的丈夫或妻子，是那样能够首先使自己让对方满意，又同时使对方让自己满意的人。这就首先必须有一种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谅解和宽容意味着尊重。人是需要尊重的。如果你能诚心诚意地尊重对方，那么，哪怕你有种种“不是”，对方多半也会谅解和宽容。久而久之，夫妻关系就会变得和谐起来，而他们不也就认为自己的配偶是“理想”的？可见，理想的配偶与其说是“找”来的，不如说是“造”来的。也可见，配偶如不理想，差不多倒有一半的责任，是他们“自找的”。
必须指出，谅解不等于娇惯，宽容不等于纵容。娇惯和纵容的背后不是尊重，而是畏惧。不是畏夫如狼，便是畏妻如虎，很难说是理想配偶、幸福家庭。当然，如果一方喜欢被娇惯和纵容，另一方又喜欢娇惯纵容对方，并乐此不疲，则又当别论。因为那里他们的“理想”。只要他们自己觉得理想，我们当然大可不必来说三道四。不过，这种模式，恐怕会越来越少。
除了提倡谅解和宽容外，还必须强调责任和义务。
事实上，不少婚姻的破裂或不成功，就因为一方或双方都不负责任。什么叫负责任？负责任不仅仅是挣钞票、盖房子、做家务、带孩子，更重要的是维护家庭和和谐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寻花问柳、惹草沾花固然是不负责任，相互挑剔、埋怨、指责，同样也是不负责任，因为它在伤害对方的同时，也在伤害家。所以，应该把谅解和宽容，也视为责任和义务。
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也是“人人有份”的。
诚然，夫妻当中某一方特别不负责任者确有之。另一方也应该想一想：你是否完全尽责？要知道，让对方负起责任来，也是你的责任之一。当然，如果你已经尽责，而对方的确不可救药，那就只好离异。但必须记住：离婚和结婚一样，也是要负责的。所以，人们在决定结婚之前，最好先认真负责地考察一下，对方是否足够负责，或有可能被“改造”得负责。
其实，负责任和尽义务并不难，只要有心就行。
责任和义务都是心，叫责任心和义务感。责任和义务虽然必须表现为行为，却更必须表现为精神；虽然必须表现为能力，却更必须表现为态度。只要对方有此精神和态度，就不必太计较他的行为和能力。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行为有对错，但只要有这点精神，有这种态度，就是一个负责任和尽义务的人。如果夫妻双方都以这种态度去看待对方，那么，又何愁不能谅解和宽容？如果夫妻双方都能以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责任和义务，又何愁不能建设幸福美满和谐的家庭？
当然，有这种态度的人，也必定是有责任心和义务感的人，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负责任和尽义务的表现。如果夫妻双方都能既要求自己负责任和尽义务，又对对方持一种谅解和宽容的态度，那么，他们的婚姻，就必定是成功的婚姻。
一般地说，中国人大多都能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和尽义务，因为中国人特别看重家庭。他们难以做到的，是谅解和宽容。
不能谅解宽容的原因是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的原因则是不平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但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也不平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宣言。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平等。不平等当然无尊重，相依附也就不负责。因为作为依附者，早已把自己的一切包括人格和意志都交给了被依附者，当然自己的一切，也就该由被依附者来负责。既无尊重，又不负责，则谅解宽容云云，也都是侈谈。
剩下的，便只有义务。
事实上，中国的家也好，国也好，都靠义务来维系。娶妻嫁人、生儿育女、孝敬父母、侍奉丈夫、光宗耀祖等等等等，都是义务。甚至连性生活，也带有尽义务的性质：为了传宗接代，让祖宗福祚，延绵不断。如果义务已尽，便可为所欲为。纳妾、嫖妓、偷情，便是对尽义务者的酬劳。女人无此酬劳，便只好在当了婆婆以后，用苛求媳妇尽义务来作为补偿。很显然，家庭关系既然只是靠义务来维系，则大家也就只需例行公事，可以“不谈爱情”了。其实，又岂止是没有爱情？认真说来，只怕是连责任也未必有的。如果说有什么责任的话，也多半是有要求别人尽义务的责任。比方说，皇上和大臣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却要匹夫们来为天下兴亡负责。又比如，当丈夫的什么事也不管，却埋怨做妻子的不称职。显然，这种仅仅只靠义务来维系的国家，也多半只能成就“不坏的政治”。而且，一到连“不坏的婚姻”和“不坏的政治”都不能维持时，便只好“怨天尤人”了。
看来，只靠义务来维系家国，实在是一件很玄乎的事。
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和国家，为什么只能靠义务来维系呢？说到底，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要依附，就得尽义务。子女、妻妾、臣仆的义务是“服从”。表现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顺、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义务是“关怀”。表现为道德要求，则是君仁、父慈、夫爱。但服从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从，则不但不能得到仁爱、慈爱、疼爱，而且要受处分，甚至要受严惩。反过来，如果父母、丈夫、君王不能使子女、妻妾、臣民服从，则极为掉价丢脸。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怕丈夫”则不会被视为笑柄。在中国的任何笑话集中，都决不会找到一则“怕丈夫”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可笑。
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因为依附者既然必须服从被依附者，则被依附者当然也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依附者。这样，依附者就不但不可能有独立人格，而且也不可能有自由意志。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层层依附关系。妻妾固然要依附于丈夫，但她们的丈夫也要依附于父母，而他们的父母又要依附于父母的父母，包括国家的父母——各级“父母官”和作为“国父”的皇帝。皇帝要不要依附呢？也要。因为皇帝也有父母。妻妾有没有人来依附呢？也有。因为妻妾一旦升格为婆婆，便会有媳妇来依附何况妾还得依附于妻。因此，每个人都有人来依附，也都有人要依附，自然是谁也没有独立人格，谁也没有自由意志。既然谁也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当然谁也可以不负责任。因为没有独立人格无须负责，没有自由意志无法负责。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十分强调负责，但其实是谁也不会负责，谁也负不了责，就连国家亡了，也要赖到女人头上。总之，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说到底，也是不会有责任感，或者想负责也负不了的。
当然，他们也就很难建设好自己的家庭和国家。
看来，我们的讨论，已经不能再局限于如何做丈夫或妻子，也不能再局限于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而应该讨论一下如何做人。
也就是说，如何造就新一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