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事人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无论婚姻的选择和缔结如何受他人摆布，“夫”和“妻”这两个角色，还得他们自己去扮演。
那么，夫妻又是什么角色呢？
我们先看什么是“夫”。高鸿缙的《中国字例》说：“夫，成人也。”他的理由是：“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成人戴簪。”而夫这个字的字形，正是一个正面而立的人（写作“大”，意谓“大人”）头上插了一根簪子的形状。童子身高五尺，所以叫“五尺之童”；成人身高一丈（周代的尺寸）所以叫“丈夫”。依此说，则夫也好，丈夫也好，原不过是指“成年男子”。
我们再看什么是“妻”。甲骨文没有妻这个字，而只有“妇”字（也有“夫”字）。其字形，是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说文》曰：“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也就是说，妇是从事家务劳动服侍男子的女人。其实，妇就是妻。或者准确一点说，妻是妇中之一种，即正妻、嫡配，而妇则泛指一切已嫁女子，包括妻，也包括妾。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说：“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其实就是做妾。所以《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乃是诸妇中唯一可以与夫平起平坐的一个。因此，许慎又认为，妻字是从“贵女”两个字演变而来的。
不过，从篆文看，妻这个字，也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簪子，甚或其他装饰品之形。这个头戴“凤冠”的“妻”，当然比手持“扫帚”的“妇”要高贵。不过头上既能戴簪，则说明她已成年。所以，妻，也可以解释为“成年女子”。
夫和妻都是成年男女，这似乎并不难理解。因为未成年人，总是不好婚配的。不好婚配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无法承担婚后的责任与义务。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婚姻，基本上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想想看，男女当事人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顶多在相亲时偷偷看过一眼），哪来的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只是一种社会的和家族的责任和义务。男子成婚后，要成为一家之主，要为家庭的建设和家族的兴旺克尽厥职，年龄太小，当然干不了；女子成婚后，要孝事翁姑，服侍丈夫，生儿育女，管理家政，年龄太小，当然也做不来。
所以，在上古时代，人们往往就把男子的定婚和女子的许嫁，安排在他们的成年仪式上进行。这个仪式，就是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由于它们往往与婚配有关，因此又叫“婚冠礼”。
冠礼和笄礼，说穿了，就是改变发式。清代以前，古人是留全发的。婴儿生下后，要选择黄道吉日，剪一次头发，只保留两小撮。男孩留在左右两边，有如牛头，叫“角”；女孩则一前一后，有如马首，叫“羁”。也有按男左女右的方位只留一小撮的。也就在这一天，母亲把孩子抱去见父亲，父亲拉着孩子的右手抚摸着他的头，给他起一个“名”。这一仪式，无妨叫做“命名礼”，它标志着承认孩子已正式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做“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男孩状如兽角，叫做“总角”；女孩状如树桠，叫做“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男孩长到二十岁（或二十岁左右），女孩长到十五岁，就要举行冠礼和笄礼。所谓“冠”，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笄”（ji）则是不用冠，只用笄或簪固定。冠笄之前，要先用“筮法”来决定日期和加冠加笄的来宾，叫“筮日”和“筮宾”。这日期，便有似于西方之“受礼日”；这来宾，则有似于西方之“教父”。届时，来宾就在一定的礼仪程序中把规定的服饰授予该青年，并为他们取一个“字”。宾取之字与父名之名，一般都有一定的联系。其意义或相同，如颜回字子渊，取“渊乃回水”之义；或相反，如曾点字皙，取“点乃小黑”而“皙乃色白”之义；或相关，如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盖因轼是车前横木，瞻是任轼观看，而“辙由轨出”。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倒与他们的性格相符：苏轼做人行事较为前瞻，苏辙则循规蹈矩得多。
有了字，也就有了尊称。直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如要表示尊敬和客气，都要称对方的字，有如俄国人之称“父名”（彼得洛维奇之类）。卑者对尊者说话，只能称字，且字后还要加职衔，或加先生，如“辞修（陈诚）将军”、“任潮（李济深）先生”。尊者对卑者说话，则直呼其名，不称字，如孔子对子路（仲由）说话，就说“由！诲汝知之乎？”但是，无论尊卑，自称都不能称字。子路固然只能说“由也为之”，便是孔子，也只能说“丘也闻之”。如果自己称字，便是失礼，也是大笑话。
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当然是无须尊称的，故儿童无字。加冠加笄之后，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便可婚嫁，所以古人也常于此时为子女定婚许嫁，而冠礼也往往成为“婚冠礼”。女子如年满十五未许嫁，便不举行笄礼，也不取字。因为未嫁之女决不能抛头露面与外人结交，只能藏在深闺，当然也就没有尊称之必要。所以女子未嫁之前，便叫“待字闺中”。又因为男子结发加冠后才能娶妻，女子许嫁之后才能结发加笄，因此又把成年时即结婚的夫妻或第一次结婚的夫妻，称作“结发夫妻”。
婚冠二礼同时进行，是周制。后来没有冠礼和笄礼了，或不那么认真了，定婚许嫁也不一定与儿女的成年同时进行，但儿女一旦成年，父母就要为他们的婚事操心，倒是天下之通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父母为儿女的婚事操心，不但是他们的义务，更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是男女双方必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才是“合法夫妻”，叫“明媒正娶”。否则，便是违法，至少也不算数，或者要降格处理。比方说男女二人，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私定了终身，那么，不管他们同居了多久，哪怕生了孩子，也不算夫妻。即便承认他们的同居关系，那妻子也不能算“妻”，只能算“妾”，这就叫“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例如宋江和阎婆惜同居颇久，但因婆惜不是宋太公为宋江指定的，就不算妻，只能算妾，即便杀了，判刑也不重。
这种规矩和礼法，在某些人看来，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不但合理，而且合情。孟子就说，男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他娶一房妻室；女孩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为她寻一个婆家。做父母的这一片良苦用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如果少男少女们公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个儿钻窗户扒门缝地互相偷看，爬过墙去私下相会，那就会弄得父母和国人都看不起他们的（《孟子．滕文公》）。
孟子这话，颇有些逻辑不通。按照孟子的逻辑，婚姻之事，既然有父母操心，当事人就不该自己去做，因为那会让父母“伤心”。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孩子一生下来，父母就希望他能吃饱饭的。如果他不等父母来喂，自己就张口去吃，岂不是让父母太伤心了吗？可惜，好像倒并没有谁认为饭不该自己吃的。既然饭可以自己吃，那么，为什么丈夫或妻子就不该自己去找，非得要父母去“喂”呢？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传统社会认为，婚姻根本不是男女当事人个人的事，而双方家族的事。所以，娶妻叫“娶媳妇”，嫁夫叫“寻婆家”。男子要娶的既然不是妻子，而是父母的媳妇，当然由父母去挑选；女子要嫁的既然不是丈夫，而是婆家，自然也用不着自己来操心。不操心也不负责，吃现成饭，不也挺好吗？正因也“挺好”，所以直到今天，也仍有让父母去操劳者。
可惜，“媳妇”和“婆家”虽说可以让父母去选择和决定，婚后的日子却只能由自己来过。这就好比闯祸的是别人，受罚的却是自己，其滋味如何，可就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尽管孟子断言“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似乎父母之包办子女的婚姻，全是一片爱心，是为了子女好。但其实，父母的心思并不都一样。
确有真心为子女好的父母。这样的父母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往往会费尽心机，左挑右捡，唯恐不如意。但即便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如何，也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爱毕竟是主观的。父母看中的，子女不一定喜欢；父母讨厌的，子女也未必就不爱。以父母之好恶代替子女之好恶，至少也无法避免“好心办错事”，如贾迎春之“误嫁中山狼”，薛文起之“悔娶河东吼”，都如此。
更何况，婚姻的目的，原本就不是男女当事人的幸福，而是“合二姓之好”。所以，父母在为子女选妻择婿时，往往会更多地从家族的利益出发，而难以顾及子女们的意愿和情感。甚至当婴儿还孕育在母腹中时，其父母就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婚姻命运，这就是在旧中国曾风行一时的“指腹为婚”。
历史上的指腹为婚始见于《后汉书．贾复传》。据记载，在一次战争中，汉将贾复受了重伤，汉光武帝闻讯大惊，认为这都是自己轻敌所致，于是便与贾复指腹为婚（这时贾复之妻正好有孕）：如果生女孩，“我子娶之”；如果生男孩，“我女嫁之”。这大约是史书所载之首例指腹婚。皇上既然带了头，臣民们自然乐于效法。魏晋六朝时，指腹婚颇为盛行。比如《魏书．王慧龙传》载：王慧龙妻与卢遐妻同时怀孕，崔浩便在中间为两家撮合，谓“可指腹为婚”。又《南史》载：“韦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
指腹婚之无视当事人的人格、意志、情感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其所以流行，就在于婚姻关系中，家族的利益远远高于当事人的利益。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连姻，是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而指腹婚则可以把本来要到十几后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好处，提前支付给双方家族。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住房，可以提前享受一样。但可惜，在这里，享受好处的是双方家族，偿还债务的却是腹中胎儿。事实上，这种危险的交易，是用两个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来作抵押的。
其实，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看出这种婚约有多么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那腹中婴儿长大了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十几年后两个家族的兴衰如何。结果，双双出落成俊男靓女的有，变成了恶少丑女的也有；两家依然富贵荣华世交如故的有，一家家道中落或两家翻脸交恶的也有。如果事情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美满如意，则“结缘”就会变成“官司”，“亲家”就会变成“冤家”，那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
如果说，“父母之命”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媒妁之言”就简直莫名其妙。娶媳妇又不是买房子，干嘛非得经过“物业公司”的中介，才能成交呢？
然而，媒妁在中国传统婚姻中，就是不可缺少。哪怕双方父母赞成，当事人自己也乐意，仍得请媒人来撮合一下。如果请不到媒人，那就只好不结婚。“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似乎比父母还要重要。
婚姻须经媒妁，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缔结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证和承认。代表社会加以承认之公证人和公证机构，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现代是婚姻登记处及其工作人员，在古代则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
不过，媒妁可是比神父或政府公务员忙碌得多，因为他们不但要证明婚姻，还要撮合婚姻。
在中国古代，是连两个家族缔结婚姻的可能性，都是要取决于媒妁的。不但男女青年不能“私定终身”，就连双方家族也不能“私结良缘”。双方家族的意向，一开始就得由媒人去传达。这种安排，自然有它的好处。第一，媒妁因为专司此职，当然消息灵通，知道谁家有男欲娶新妇，谁家有女待字闺中，好比一个“婚姻信息中心”，而媒人便可从中进行“优选”，使门当户对者喜结良缘，让怨单求偶者各得其所。第二，缔结婚约，事关荣辱，若遭拒绝，就很没有面子；而媒妁既非当事人，又非当事人家族，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职业媒人多半皮厚嘴巧，也就不会有绕不过去的弯。第三，缔结婚姻，牵涉到双方许多实际利益，讨价还价吧说不出口，不讲价钱又怕吃亏，由媒人从中斡旋，两个家族的互惠交易也就比较容易谈拢；而且，不管谈不谈得拢，将来双方见了面，都不怕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第四，由于婚姻必经媒妁，而媒人们又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当事人，就既有一种威慑作用，又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也能让“防儿如防贼，防女如防妓”的父母放心。也许，正因为媒妁有这些好处，所以不但政府规定婚姻必经媒妁，当事人及其家族往往也依赖于媒人，甚至相当信任媒人。
然而，媒妁也是会坏事的。
中国古代的媒人有点像当今西方的律师，都是只要自己的案子能办成，不大管别的什么。不同的是，西方的坏律师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顾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但背叛当事人的却不多；中国的坏媒人却是只要能撮合成一桩婚姻，当事人的利益是可以不考虑的。似乎撮成婚姻便是唯一目的，婚姻的质量则不在考虑之列。正如畲族《骂媒歌》所唱的：“媒人是个油嘴猫，东家舔油西家叨，甜言蜜语两头骗，沟里放牛两头捞。管你牡丹配青树，管你蜂蜜配花椒，管你婚姻好与歹，管你牙齿咬舌条。只要钱财捞到手，三寸舌头任鼓摇。”
这就未免也太“妈妈的”了。
任何职业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媒人的职业道德，应该是促成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中国古代的媒人却似乎鲜有这样的考虑。于是，不负责任，乱点鸳鸯谱者有之；不怀好意，甘当马泊六者有之；巧舌如簧，把麻子说成酒窝者有之；瞒天过海，让瞎子嫁给聋子者有之。反正媒人“口才”都好，中国词汇又丰富，近义词足够使用。比如懦弱可以说成厚道，狡猾可以说成聪明，短胖可以说成敦实，削瘦可以说成苗条。双方当事人及其家长既然不便“实地考查”，就只好对媒人的介绍“胡乱琢磨”，甚至“上当受骗”。正如宋人袁采在其《世苑》一书中所指出：“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
不过，最让少男少女们痛恨的，还不是媒人的“乱点鸳鸯”，而是他们的“棒打鸳鸯”。尽管礼法规定“男女之大防”，但在乡间市井、平民百姓人家，因为女孩子要参加劳动来养家糊口，因此无法“养在深闺”，当然也就“防不甚严”。所以，悄悄恋爱的事也是有的。可是，正当他们海誓山盟，私定终身时，媒人却一脚插进来了，说什么他俩八字不合，生肖相克，应该另嫁某男或男娶某女云云，便有可能活活拆散一对有情人。这个孽造得就大了，有时竟会闹出人命案来，不但当事人会仇恨媒人，其他少男少女也会因“物伤其类”而对媒人没有好感。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离不开媒人，另方面又讨厌甚至痛恨媒人。有些地区和民族，在婚礼上还有“骂媒”、“打媒”甚至“审媒”的节目。在文艺作品中，职业媒人尤其是女媒人（媒婆）的形象都不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丑角。大约人们无力推翻媒妁制度，在生活中又得依靠媒人，便只好在戏曲舞台上戏弄他们一番，在其鼻子上贴一块白色，小小地出他一口恶气。
其实，认真想来，媒人也是冤枉的。因为不要说媒人，即便当事人父母，在为其择偶时，也是“不谈爱情”的。
父母们考虑的，主要是“门第”（结缘）和“生育”（继统）。如果稍做分析，则女方家长更多地是考虑门第：男方门第太低，会委曲了女儿，自己也没有面子；男方门第太高，又怕高攀不起，或者尽管攀上了，但因自己门第太低，女儿嫁过去要受欺负。事实上媳妇在男家的地位，也往往取决于娘家的门第。比如《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二位，虽然都不是长媳（其丈夫不是长子），但出身于“四大家族”中的“金陵王”，地位就非同一般，而身为长媳的邢夫人、李纨、尤氏，反倒没有多大的面子（其中李纨因为守节又面子略大）。至于官宦人家，则于门第之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即两家的结缘，要有利于自己政治上的发展和政治势力的培植。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血缘裙带关系在其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甚至连皇帝有时也要动用“政治联姻”的手段，如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致仕宰相李善长的长子李琪为妻；又如汉、唐各代都曾使用过的“和亲”策略都是。就连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常常演出皇上或宰相选择新科状元为婿的故事，便实际上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女方家长更多地考虑门第，那么男方家长则更多地考虑生育。因为儿媳妇进门来，最重要的是要传宗接代。其他问题（比如伺候公婆丈夫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继统的任务却非妻子不能承担。在正妻无出的情况下，固然可以纳妾，但妾生得再多也是庶出，血统上已低了一等，在继承权上也会产生麻烦。所以最好是正妻能生育，而且生男孩，而且头一胎就是男孩，以便尽早确立“嫡子”地位。这一点当然谁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祖宗、鬼神和媒人，而职业媒人（俗称“媒婆”）也自有“某女宜男”一类的说法。民间的说法则是“买地要买三合土，娶媳妇要娶大屁股”，也就是盆股宽大利于生育之意；而现代性美学中推崇的那种臀部较紧的性感女郎，则在排斥之列。“宜男”外，要考虑的则是该女是否“贤淑”。因为她除传宗接代的任务外，尚有孝敬翁姑和伺奉丈夫的义务。倘若娶来“悍妇”，岂非家门不幸？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家族在为其子女择偶时，都只有政治、伦理和生育的考虑，从而共同地排除了“爱情”这一原本理应成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基础。岂但排除了爱情，连将来是否可能产生爱情都不予考虑；又岂但不考虑“情”，甚至连“性”也不考虑。试想一个体壮如牛的所谓宜男女子，哪来的性吸引力？一个形容猥琐的所谓富家公子，又何能激起女方的情欲？结果在婚床上，男子或许只不过出于生理需要而一泄其欲，女方则很可能以挺尸的姿态来勉为应付，因为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既无爱情，又无性吸引力，完全是被某种外力驱赶到一起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
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