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富裕，而今贫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惊讶而新奇地面对。
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过去普遍贫穷，由于都穷便没有了参照物，大家都穷得心安理得，面不面对贫困都无足轻重，反正每日的生活就是和贫困作斗争。
但是今天不同了，改革二十年象一个巨大的搅拌机，轰隆隆地一转，等大家从搅拌机里走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昨天相依为命的邻里，而今一个仿佛在天堂而另一个仿佛在地狱，过去一样贫穷时还可以相对哀声叹气，今天由于财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竟连相对说上句话都困难……
一方面是城市中高楼大厦林立，高级轿车穿梭往来，《精品》、《时尚》等报刊引领着高尚人士的生活格调，几万元一桌的晚宴天天有人光顾，超过万元一平米的别墅与公寓卖得很好……改革开放二十年，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富了起来。
但另一方面呢？
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下面，被生活抛离出来的人们衣着寒酸地伸手向富人们渴望施舍。午夜时分，地铁门口，大马路的地下过道里面，睡在报纸上的人们夜夜可以见到；一家三口，父母双双下岗，老人要抚养，孩子要上学，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家庭越来越多。
贫富差距在改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飞速拉大，而正是在这种差距中，贫困成了全新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相比较之下的贫困是改革的后果，是改革的代价，但更是继续改革道路上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贫困。
贫困就在我们身边，但面对时，竟又觉得有些陌生
1996年春天，为了创办《新闻调查》这个栏目，我们在北京开始了《宏志班》这个片子的拍摄，没想到这次采访使我深深地介入到城市贫困人群的生活之中。
北京的广渠门中学，为了让那些贫困家庭中的孩子有高中可上，特地设立了一个叫“宏志班”的班级，考上这个班的孩子，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将减免一切费用，还有适当的补助。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而这个班面对全市招生，专招那些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而学习又很优秀的孩子。
宏志班的老师向我们介绍：招生那天，报名地点人山人海，然而这一个班毕竟才五十几个名额，因此有相当多的家长是失望而归的。不过这种火爆的场面其实是在悄悄提醒我们：这个我们一直以为富裕而繁荣的城市中，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却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要想把《宏志班》这期节目做好，我们当然得走进这批孩子的家中，于是以下一幕幕场景开始出现。
在北京城的东南角，有一个还算漂亮的小区，当我们在一个宏志班学生的带领下走进这个小区时，我们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怎么住的楼比我们想象的高级？
然而进了他家，我们就知道了这家人的生活真相。几乎没有一点装修的痕迹，水泥地就那么直率地面对着我们，家具很简单而且少得可怜，式样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由于没有钱交暖气费和煤气费，因此房子正中是一个烧煤的炉子，烟囱极不协调地从窗户中伸出去。
这家的主人是当年的知青，由于受伤致残加上回城晚了几年，现在只好以拣破烂收废品为生。他们住的这套房子还是由于祖上留下的老房拆迁后分到的。
接着我们又去了一家，这家的贫困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居住条件上。
孩子的父母都是知青，回城后一无所有，只好在亲属住的房子边上接了一个不到6平米的小房子。
在这个小房子里是不能集体行动的，因为房子摆完一个双人床后，剩下的地方已经不多，而在这不多的地方里，又必须给孩子摆一个箱子，装东西的同时又能当桌子做作业，可以想像，人在里面行动该是多么不便。
由于居住条件，家中四口人是很难见面的，父亲和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在外值夜班一个在外找地住，家里就母子俩相依为命，更何况这样的房子还是在违章建筑之列，因此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加强烈。
随着采访的进行，北京这座城市已经让我越来越陌生，喧闹和繁荣开始在我眼前消失，城市的另一面开始真实地显现出来。
有一个孩子的家里，母亲跑了，孩子和老人是这家的主人，白天也得点上灯才有光亮，屋里那股潮湿的气味让人很难忘记。
还有一家，住在郊区一个垃圾场里，不大的屋子里简单而整洁，两个儿子接连要向大学冲刺，看得出来，父母在儿子优秀的学习成绩面前那种兴奋而又焦虑的心情。是的，两个儿子如果都上了大学，那负担恐怕要比现在还要重得多。不过看着他们一家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团结和乐观，我知道，这家人的困难一定会过去的。
然而不管怎样，城市中的贫穷还是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也许贫穷本身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当我讲述着这此刚刚看到的贫困现状时，很多听者将信将疑：“不会搞错吧？这可是北京！”
是的，这是北京，因此我看到的贫困现象恐怕在全国比较起来还算是相对好一点少一点。
在东北，有一次和吉林省领导一起去拍摄，不知怎么讲起冬天取暖问题，从省长到其他领导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在长春分管取暖工作的那位领导。
原来，在东北的城市中，相当的职工根本交不起每年一千多块的取暖费，但如果因此就不给暖气，谁心里也过不去，但给吧，这年年的亏空越背越沉。于是每年到了冬天，主管领导和贫困的百姓一样苦恼，原因一样：都是为了取暖。
而且我们别忘了，“温饱”一词中，“温”可是排在“饱”前面的呀。
在东北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下岗职工怀揣着珍贵的一百元钱去采购年货，行至半路遇到劫匪，一百元钱被抢了去，正欲哭无泪之时，劫匪发话：“你是哪一个单位的？”回答：“我是XX厂的。”劫匪惊呼并作同情状“你们那儿也开不出工资来了，得了你拿走五十吧，其实咱们一样都为一袋子面。”这位被劫的下岗职工连声谢谢，起身离去，没走多远，就听着刚才那个劫匪在后面喊：“别走这条路，前面还一拨呢！”
我猜想这可能不全是虚构，回一趟东北，都能听到相类似的故事，然后是讲述者和听者忧心忡忡的表情。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的生活比故事中的还不如。
这还只是在城市中，中国农村里的贫穷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离南方一个极其发达的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我们摄像机就拍到了好多贫穷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别说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带着感情和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些家庭，全部家当加一块都不到50块钱。
江泽民主席去贵州视察贫困山区后，回来吃不下中午饭。
好了，这一切和贫困有关的所见所闻，都足以让我们在一种富裕的幻觉里清醒过来。的确，城市的楼高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温饱问题上挣扎着。
难怪曾经采访过多个贫困县的作家黄传会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从那些贫困县回来，再听到人们唱《黄土高坡》就觉得别扭。怎么能唱得那么潇洒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没有去过黄土高坡，否则那儿生活的沉重不会让他唱得这么潇洒的。”
面对贫困：我们该抱怨谁呢？
在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时，相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穷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也许这个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过来的路上，竞争环境公平吗？
1998年5月1日，是《东方时空》开播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了这个日子，我们栏目准备在刚刚遭受地震灾难的张北地区盖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拍摄的纪录片需要一首歌，作词的任务给了我。
我是在春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写这首歌词的，地点是在中国富裕的省份江苏。
歌词的第一段出来的很快，“在一个石头比土多的山岗，我和羊群走进天亮，……我却听到心中的声响，山的那一边究竟有没有阳光？”
后来，做这期节目的编导张朝夕去了张北回来后告诉我：没错，那儿就是石头比土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中的生活环境，很难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变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
这就难怪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陈锡文会在每次从贫困山区回来，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出现：我们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这是在农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当多贫困人中的命运也不全是自己的过错。
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的，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该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叉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一些人。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
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只是一至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
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的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象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的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180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位，夜幕降临没一会儿，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厢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像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都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就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
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像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呢？
还有一个中学，老师在课堂上统计自行车的拥有量，“谁有自行车？”全班同学几乎都举了手，“谁没有自行车？”只有一个同学举手，没有想到面对这名举手的同学，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这位因没有自行车而举手的孩子该是怎样的窘迫呢？
当我写下这两个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时，我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如果在同样一个国度里，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贫困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
人们的遗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强，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一样，都生活在贫困的生活中，但是一转眼，相当多的人富起来，却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马上对自己身边的穷人采取了一种连同情都没有的态度。
我去希望工程采访时得知，在几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穷帮穷”的事业。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业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就会有更多走进课堂的机会。
因此，在我们身边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也许我们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如果这种心态是正确的，那社会将多出一些稳定，贫困人口也将多出一种感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会觉得：在人群中，他们并不孤独并没有受到歧视。
在即将结束我这段文字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有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在那家眼镜店的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叠《北京晨报》在卖，从她的穿着上看得出来她的家境不会很好。一张报纸5毛钱，我顺手掏出一块钱说：“买两张报纸。”然后悄悄地只拿了一张就进了眼镜店，可是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进了眼镜店找到我，小脸胀得通红，对我说：“叔叔，这是找您的5毛钱，我妈说了，我不能多要别人的钱。”
接过这沉甸甸的5毛钱，面对离去的小女孩，我的脸开始胀红，不是因为窘迫，而是因为心里一种真实的感动。我知道，她们的家庭还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样一位值得尊重的母亲和开始学会坚强的孩子，她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因为靠天靠地靠别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对贫困，不是一个将要结束的话题，而是刚刚开始。不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士，还有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纪的地平线，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方法来面对贫困，都和中国的未来有关，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
但愿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