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事情，在想像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像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以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10年，加油，还有9年，加油……5年、3年、1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竞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与妻书》，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的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了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变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的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它的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西部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30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
那一年，我从校园中走出，对于每一届毕业生来讲，这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和兴奋，但那一年，我们很多人没有。
这个国家正在经历震荡，短时间，没人看得清前方，于是，我们也只好在社会的大船上随之起起伏伏。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10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记得很清楚，1989年春节刚过，我便急匆匆地从家中逃出来，跑回学校，和约好的大学同学共同花天酒地，那个时候，家是束缚，社会这个外面的世界才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在家里多呆一天，连呼吸都会觉得沉闷。
1999年春节，我在妻子的家江苏镇江过节，那一个春节，我过得清静，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闲谈少许，日子在舒坦中一转眼就过去了，终于到了要从家中离开，回北京去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我却忽然像小学生不愿意上学一样，为这一长段家居生活的结束而闷闷不乐起来。其实，这个时候，我逃避的并不是北京也并不是工作，而是在这座城市和这种工作中必有的挣扎、竞争、苦闷和心灵的劳累。
从21岁想尽早离家，到31岁多少有些厌倦外面的世界，变化的时间只用了10年，这个时候，才真正听懂了10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一定有人问我，你的这本书为什么叫《痛并快乐着》?
首先要声明，这5个字的组合并不是我的独创，它来自齐秦一张专辑的名字。
在1989年，我们是在崔健和齐秦的歌声中离开校园的，崔健意味着我们面对社会，齐秦告诉我们独对心灵。对于我们这一大批人来说，齐秦这两个字已不是一个歌手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开关。在齐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创作，都深深地打动过我们，歌词或旋律总是容易和我们亲近。在他的一系列专辑之中，《痛并快乐着》并不特别出色，我听过这一张专辑之后，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这张专辑的名字：《痛并快乐着》。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过很多名字，但突然从某一天起，“痛并快乐着”这5个字就在我的脑海中固执地停留，挥之不去。同时非常奇怪的是，真是应了“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老话，自从我默认了这5个字为书名以后，手中的笔开始变得顺畅，我明白：这5个字正是我手下文字的首领，它们快乐地相遇了。
回首过去10年，仔细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你都会轻易地发现，痛苦与快乐紧密的纠缠在一起。
每一步走的都那么不容易，有时甚至有点坚持不下去的感觉，痛苦自然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然而坚持住了，痛苦过去，无论国家民族还是个人，事业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快乐就在我们回首的时候，在看到一条前进轨迹的时候出现了。
改革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经济数字转动的同时，还有我们的心情随之转动，“平静”二字已经变得有些奢侈，而在不平静的转动中，一会儿经历痛苦，一会儿感受快乐，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让自己的心灵坐上了上下颠簸的过山车。
不过，好在痛苦与快乐是紧密纠缠着，如果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与希望，那走了几步，人们就会在黑暗中陷入绝望，从此拒绝前行；而生活中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除了在傻子的头脑里恐怕就只能是在希望中的未来。
痛苦与快乐在心中此起彼伏，恐怕将是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宿命，只要每次回首时，都能快乐地看到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向前的脚步，那走每一步时的痛苦也就好忍受多了。
其实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岁月里，作为一名新闻人，我走过10年路程。同大家一样，在新闻的舞台上走每一步都需要坚持，绝望的感觉不时出现，但也都过去了。赶路之后，猛一回头看，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笑了，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条前进的脚印。于是我们时常乐观一下，虽然今日的局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圆满，但同过去相比进步这么大，已是让人快乐的结果。
就在这种时常出现的乐观中，在自以为是的成就感里，有一天，我们被人当头棒喝。
1998年冬，我们《东方之子》栏目要拍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也是我们早在字里行间熟悉了的，由于他身上强烈的自省精神和批判意识，使得他在众多唯唯诺诺的声音中显得卓而不凡，自然成了他身边学子们喜爱的人，当然也被我们尊敬，于是，将他请进我们的栏目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一切顺利，我们开始跟踪拍摄。有一天，拍他为大学生们进行的演讲。教室里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讲着讲着，这位学者对学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我耻于与新闻为伍……”
话音落了，人群中有些兴奋，然而这句话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们。
我理解学者话中的含意，也许是过去特殊年代给他的黑暗意识太重，因此他没有看到今日的新闻界正在艰难但却执著地向前变革。因此，被学者犀利的言语子弹击中，我首先感受的是一种疼，不过疼痛过后，我也特别想告诉这位学者，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我依然敬重这位学者，因为敢于说真话是思想者的必备美德，但请他也能在同行者的队伍中，慢慢把新闻人列入其中，只有队伍壮大了，改变才会快一些，中国也才会尽早全新。
采访中，总能听到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在采访一位部长的时候，他就讲起过一位老人给他的上岗赠言，三个字，“不要急!”
据这位部长说，以前，年轻气盛，很多事情落实不到位，理想不能很快变成现实，心里就急，就气愤，但慢慢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非得锲而不舍非得有耐心才成。于是，“不要急”就成为他心中的警句。
我想，这3个字也该送给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要急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思进取的时候耐得住一时的反复或原地踱步，不要急不是内心真的不着急，看看中国的曲折之路，看看我们落后于别人的那些数字，不急是假的，而不要急正是在这种现实前面，不再梦想着一夜之间什么都马上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份着急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个易变的国家走向众人理想的反面，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此，不要急，就是能耐下性子来，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着中国一步一步结实的向前走，只要一直向前，哪怕路上仍有很多艰难险阻，中国的明天依然是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份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20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