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经典，已变为“经”。要推倒“经”的权威，那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三松堂自序》“30年代”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面对众人的指责如是说。他自17岁开始，便拜师于柏拉图门下学习。在长达二十年的学习生涯中，亚里士多德一直以崇敬的心态面对柏拉图，他还曾专门写过一首赞美柏拉图的诗：“在众人之中，他是惟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他对老师柏拉图的情义可见一斑。
然而，即便德如此崇敬柏拉图，在面对老师的错误和缺点时仍能勇敢地指出来。于是，有人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他，故而才有了他那句“更爱真理”的名言。这是人理性反思的结果，也是人摆脱本能状态走向智慧的一种姿态。
专门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冯友兰先生，自然也了解亚里士多德所要表达的，对于真理的执著追求，是不会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影响的，即使是经典与权威也不例外。面对浩瀚的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冯友兰先生并非一味地学习与接纳。在研究过程中，他始终秉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吸收精华的同时，也能发现典籍中的漏洞与错误，并将疑团一一解开，将错误一一纠正。冯友兰先生也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一位爱真理胜过一切的人。
所以，在回顾古人面对文化的态度之时，冯老不自觉地对人们屈从于权威的态度，表现出了不满。他说：“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经典，已变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人才能思想。好像是两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着才能行走，离开了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要推倒‘经’的权威，那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冯老心中对真理的执著与热爱，使他能跳出盲从权威的框框，勇敢地探寻真理的所在。在治学的过程中，需要的正是冯老这种对待真理的态度：即使面对权威，也要敢于为真理而辩。惠特曼便是一个敢干为真理而战的人。
1842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年轻的惠特曼听了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后激动不已。他浑身升腾起一股力量：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声，去创作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它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草叶集》的出版使爱默生激动不已，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很有声誉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评价得一无是处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温和了许多。但是惠特曼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1855年底，他印起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二十首新诗。
1860年，当惠特曼决定印行第三版《草叶集》，并将补进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吗？”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执著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表示：“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减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第三版《草叶集》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国界，传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去了。
所谓的权威，不过是在某人领域掌握了比常人更多更全面的知识而已，但他们并不能代表真理。面对权威，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尊重，但绝不能迷信。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要对真理负责，当真理与权威发生分歧时，我们需要勇敢地站出来，质疑权威，找回真理最本真的样子，因为我们热爱真理，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