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时候，台湾政治缓和了，“国统会”成立，“国统纲领”也颁布了。前一年举办的“汪辜会谈”，也是海峡两岸50年来的首次协商，两岸一切都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在当时，支持“台独”的声音虽然已经可以公开宣传，但也成不了主流，倒是一般民众心里总觉得，不管喜不喜欢，两岸最终都会走向统一。但这年开始的几个事件，却又开始让两岸关系走向恶化。
首先就是这年的“千岛湖事件”。这起事件中，在浙江千岛湖游船上的台湾旅行团及船工一行32人遭到劫船并灭口。
在“千岛湖事件”之前，台湾是有一阵“大陆热”的。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虽然只能以“探亲”的名义赴大陆，但台湾当局虽不鼓励却默许一般民众到大陆从事各项活动。其实在台湾的俗语当中，有很多都是跟大陆地名有关的。比如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牛脾气非常顽固，就算换个环境也还是一样；还有“去苏州卖咸鸭蛋”，则代表某人往生去也，驾鹤西归；“乌鲁木齐”则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意思。台湾人对一些大陆地名都听过，就是太陌生，而一开放到大陆后，电视台上也开始出现了好多介绍大陆锦绣河山的电视节目，对从不认识大陆的台湾人来说，看了真是向往不已，所以旅行团也是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陆各处旅游。当时，在台湾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穿着写有如“我登上了长城”、“桂林”（不过下面图案居然是熊猫）等字样的文化衫，现在看起来虽然蠢得不得了，但在当时的确很流行。
这种情况，到了“千岛湖事件”后，一切都改变了。好一阵子，台湾几乎没有旅行团前往大陆。
千岛湖很长一段时间变成台湾旅行团的旅游禁地。在电影《赌神二》里，赌神高进在散心旅游，来到了“千赌湖”，遇上劫船事件，就是改编自“千岛湖事件”的。
约莫是从1992年年底开始，在台湾的教会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说是上帝憎恶台湾社会的混乱，公义荡然无存，为了审判台湾，在1995年会让大陆攻打台湾以作为惩罚。而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国回来的余姓传道人。他自称原本是做生意的，但上帝给他启示，看见这个异相，在台湾各地宣讲他所看到的。这件事在台湾的教会界引发了大地震，也连带着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造成当时一拨的移民潮。
这件事印象甚是深刻。当时这位余先生为了宣讲他的信息，走遍各大教会与团体，与台湾许多牧师交换意见。又或者说，余先生非常固执地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圣经·旧约》中的守望先知自居，抵挡他的就是灭亡之子。当时我家里有场地，父母开放每礼拜四在家中举办聚会，这个聚会每个礼拜会请不同的牧师或讲员主理。很自然地，余先生也成为某次聚会的讲员。他在讲座里引用各种资料以及不断强调上帝给他的异相，说得大家心惊肉跳的。因为家里的这个聚会在教会圈子里还算有些名气，参加者不少，而这次的主题又非常敏感，因此不待余先生讲完，只见坐在里面的那些教会领袖及大头级的人物，个个脸色凝重，时而交头接耳。当然，这些教会领袖基本上都是持保留意见的。
在此之后，余先生继续传播他的灾难预言，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教会领袖们见此风不可长，邀请余先生公开辩论，且要他节制言行。当然，立场不同没有交集，也就不了了之了。总之，这件事几乎造成了台湾教会界的分裂。接下来，又有人传言，上帝为台湾的基督徒预备了“流奶与蜜之地”，就在中南美的贝里斯。结果，一批基督徒，甚至是整个教会中的牧师带着信徒，都逃到贝里斯去了。
后来，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个自由撰稿人郑浪平的关注。他被启发灵感，写了一本书《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从各种角度，不管是政经军事，还是历史灵学角度来分析，指出历史上每逢农历闰八月都会发生重大事件：第一次在20世纪，1900年八国联军；第二次是1957的“反右”斗争；第三次是1976中共领导人相继去世；第四次，他又引用推背图推断，这一次中共将在1995的闰八月时攻打台湾。如此耸动的说法，立刻在台湾社会造成轰动。当然啦，他的说法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但这本书顿时洛阳纸贵，再版又再版，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结果那阵子也出版了许多搭顺风车的书，名字都挺耸动的，什么《台湾大灭绝》之类的，危言耸听搞得整个社会风声鹤唳，许多人也跟着移民。
后来黄安和林瑞阳还合演了一部电影，就叫《一九九五闰八月》，不过情节跟政治无关，是部搞笑电影。虽然书中提到台湾教会有人在传1995年大陆攻打台湾的预言，但大多数的人的确不知道，《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的原始构想脉络是作者从当时基督教会里的传言得到的灵感。这些书，这些人，这些事，十年后再来看，只能一笑置之。但这件事不仅仅是社会上的一个小风波，更可以从中看出，在台湾人心中，面对大陆越来越强大的一种敏感与焦虑。
以台北市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捷运”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大家都认为1994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直辖市”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直辖市”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辉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
民进党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扁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立法委员”，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扁。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扁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中华民国的保卫战”，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
“有那么严重吗？”陈水扁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
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扁阵营打出的口号“快乐、希望”，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
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支持陈水扁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扁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
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扁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民进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
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扁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同志”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扁，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
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辉弃黄大州保陈水扁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扁有百分之五的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扁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分裂是造成陈水扁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
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宫廷大内高手”（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
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