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这年，绝对热血的电影《七匹狼》上映了。这部融合了友情、爱情、动作与音乐的片子，汇集了当时演艺圈最大牌的年轻艺人，是许多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的美好回忆。
片子至少集合了王杰、张雨生、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金玉岚、马萃茹、胡晓菁）、东方快车合唱团及庹宗华等明星参演，卡司（阵容）超强，内容描述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因为总是“不打不相识”，因此剧情也稍显火爆，在追星效应以及剧情所呈现的年轻人“反社会叛逆”情绪的双重鼓舞下，受到大批年轻人的疯狂喜爱。整部片可说是一气呵成，再穿插进好几首热血的插曲，成为当年的经典电影。后来这几个主要演员也以“七匹狼”的名称上遍各大综艺节目。
就连小朋友们也为这部电影疯狂。全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有买电影原声带，扫地时间大家也索性不扫了，就拿着扫把一起大唱“永远不回头”。老师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反大人”的风气在小朋友当中弥漫，因此积极导正大家电影情节里不对的地方。
片子里的几位主角都是当时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如王杰，一出道就是一副孤傲浪子的形象，当时的《我要向太阳怒吼》，简直越唱越热血，到了过几年的保钓运动时，还变成了主题曲；张雨生高亢的歌声让当时的歌坛为之一亮，《天天想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都是大受欢迎的歌曲；庹宗华当时演班长已经大红；邰正宵在片中虽然戏份儿不多，但之后也开始大红；星星月亮太阳是当时的少女偶像组合。
不久，张雨生就在歌迷的簇拥中入伍。《七匹狼》后来也拍了续集，但续集是以悲剧收场。
再后来，“七匹狼”这三个字也被注册掉了。
禁忌了几十年的“二·二八事件”话题，也在这一年突然浮上了台面，被当做显学来研究，因为，《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得到了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殊荣。
一般认为，本片的导演侯孝贤预料到直接在台湾发行这部片是行不通的，因此带着它到威尼斯影展上赌一把，没想到这部影片真的成为在世界级三大影展上第一次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这下“新闻局”不得不认可了，还很形式地给侯孝贤祝贺一下。于是，这部直接挑战台湾政治史上最禁忌话题的影片，得以一刀未剪而上映。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主要描述基隆附近九份地区的某家人，在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间的故事。在“二·二八事变”后，一介草民也不由得被卷了进去，改朝换代后身份认同的冲突是这部片所讨论的主题之一。梁朝伟饰演的哑巴可圈可点，片子里有意借这个角色表达当时台湾人的敢怒不敢言，隐喻了台湾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国族身份认同困难。
这部片得奖的消息在电视上公布后，妈妈对祖母说：
“妈，那是在讲‘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你知否？”
“什么事件？哪有什么事件，你别乱讲话。”祖母瞪大了眼睛否认。
“二·二八！哈哈，二·二八！”看到祖母生气了，我故意又大声乱喊开玩笑。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小心被警察抓走！”说完祖母气得走回房间，妈妈也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倒是外公马上就从台南打电话来了：“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国民党谎话说不久了……”他激动地发表自己的感慨。
《悲情城市》的拍摄地，九份及金瓜石，本来就是侯孝贤电影很喜欢的取景地，但这附近一直是个破败的废弃矿村，《悲情城市》火了之后，这里突然就变成了旅游胜地。据说日本前几年的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中的街，便是以九份为原型，而九份的知名度在一般日本观光客中也一跃千丈。现在的九份观光客，大多数是日本人及香港人。
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好一阵子，每到2月28日这一天，电视台就会回放《悲情城市》这部电影。
这一年最受欢迎的流行歌，除了销量超过百万张，传遍大街小巷的《梦醒时分》以外，另一首是伍思凯演唱的《爱到最高点》。这是收录在《等着你，爱着你》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这首歌成为当年“爱台”运动的主题曲，到现在我都还会唱：
昂起我的脸走在黎明的面前我想告诉全世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闭上我双眼想你一遍又一遍不管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圆爱到最高点爱到最高点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爱到最高点爱到最高点不靠一句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
现在来看当时的那股运动，也许有些人会百思不得其解吧，不过“流行”本身就很莫名其妙。当然，后来有人认为，那几年各种思潮不断对国民党统治进行冲撞，这股热潮是当局长久以来的价值观开始被怀疑动摇而做的一次转移视线的活动。
但是，要把这解释成“政治运动”，对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们来说实在太沉重，充其量只是一股流行的风潮。那时候，电视上不断播放那首《爱到最高点》，配合着一片旗海飘扬的画面，学校也是早、中、晚三餐放这首歌，所以大家不得不会唱这首歌。
在那张专辑里的另一首歌《生日快乐》，也成为当年“双十节”的主题曲，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双十节”都会放这首歌。
当初伍思凯因为这首歌上了各大节目，好像也变成当局的形象大使一样，不过这几年他也改口说，当初这首歌变成爱台运动的主题曲不是他的本意……
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台独”，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台独”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台独”，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职业学生”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独”、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独”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独”，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独”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金牌”（12张通缉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
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异议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
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议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煽动群众”。
1987年左右，华视在星期六下午一点有个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由汤志伟及曹兰主持，大概就是一些人上节目表演才艺等，算是那时候的选秀节目。这个节目刚好赶上小朋友们周六中午放学回家吃完饭的时间，所以有为数众多的小学生观众。过了两年，这个节目改名为“TV新秀争霸站”，形式跟原来差不多。
在前一个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宋少卿及邰智源上节目说相声，当时邰智源就要去当兵了，所以这一集就让他们搞笑了一场。后来节目改为“TV新秀争霸站”后，还记得阿亮卜学亮与当时他就要入伍的大学学长一起上电视表演了一段街头卖药。后来，张小燕组合了卜学亮、宋少卿、刘尔金、黄子佼这四个曾经参加过节目的年轻人，组成了“帅哥综艺团”，成为节目中固定的搞笑班底。
在《青春大对抗》节目里，有个类似助理跑龙套角色的少女团体，叫做“小猫队”。但总不能一直只有红花没有绿叶吧，因此到了后期，节目里出现了另一个少男组合，就是“小虎队”。“小猫队”后来一直没红起来，倒是“小虎队”，从这个节目出道后，一路开始爆红。
“小虎队”出道后，并没有马上推出专辑，严格说起来，是1989年1月在“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专辑中加进了两首男声曲及合唱曲。不过明眼人很清楚地看出来“小虎队”是在模仿日本当红的“少年队”。“忧欢派对”则是在模仿“WINK”。但无论如何，推出这张专辑后，“小虎队”一下火了起来，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偶像。那也是许多小朋友一生当中，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崇拜起偶像来。在学校里，许多女生都会搜集他们的歌曲、海报，搜集他们的个人专辑，剪下所有关于他们的报道，仔仔细细、小心翼翼地贴在剪贴簿上、资料夹中。还有印着英姿的垫板、纸礼物袋、信纸信封，都被带到学校去，彼此交换资讯。
一般家长对于小孩迷恋偶像多少是有些反对的，但对于“小虎队”来说，这句话并不适用，因为“乖乖虎”苏有朋在当时就读于全台湾第一重点高中——建国中学，后来也考上台大机械系。在台湾的高中，校庆都会办园游会对外开放，各班都要有卖东西或游戏的摊位。当时建中办园游会时，大批歌迷跑进校园，逛来逛去就是要找苏有朋，后来苏有朋他们班索性也不做摊位了，就早上下午各办一场签名会，据说排队的人从楼上排到楼下。“小虎队”就是因为有苏有朋这个好学生，成为许多家长鼓励小孩学习的对象。而“小虎队”的整体也给人年轻、健康、活泼、阳光的印象，所以对于崇拜“小虎队”，家长的抵触比对其他艺人小很多。
三个月后，“小虎队”正式推出第一张专辑《逍遥游》，引爆了“小虎队旋风”，成为青少年眼中的超级偶像。四月开始，他们办了一场叫做“万人马拉松”的签名大会，现场至少来了五万人，他们签得手都软了，有许多歌迷看到他们那么累而不舍，简直就是一边哭一边拿给他们签名的。
接下来，就是展开为期一个月，横跨全台的“逍遥货柜小虎队”货柜车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简直让大家为之疯狂。但因为“小虎队”的形象如此良好，所以也提出了“重荣誉，守秩序”的口号。说到“小虎队”，就不得不说到这次巡回演唱会。这辆神奇的货柜车每到一地，就会变形为一个大舞台，基本上都是选择一块大空地举办，并免收门票。除了“小虎队”外，更请到当时飞碟唱片的许多歌星，如王杰、姜育恒等人也前来助阵。在台北的那一场，因为正值周六的晚上，好多同学都是早上十一点就以各种名目请假回家，然后跑去演唱会现场打地铺占位置。这辆货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周围也总是绕着许多歌迷的车子追逐“护驾”。
“小虎队”也瞬间成为各种才艺表演时的模仿对象，男生们总是对吴奇隆在《青苹果乐园》里最后的那个后空翻着迷，而女生一看到那个后空翻就会尖叫。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翻得出来的，所以老师也常常劝导大家别乱后空翻，在才艺表演时大家也只好几乎都是用转身一圈来代替后空翻。
他们走红的那几年，歌迷的行为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当时在一些班级里，你只要无厘头地大喊一声“小虎队！”马上就会换来一堆歌迷的尖叫声，叫完了就会互相看着傻笑。当然啦！也不能以现在的团体来跟他们比较，看谁更红。只能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现了一个新形态的表演组合，让大家眼前为之一亮，并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成为一个经典。
现在“小虎队”三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了，但近年来一直都有好事者想要撮合三个人再度同台演出，只是苏有朋似乎一直对“小虎队”有心理阴影，以至于这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唉，希望我有生之年还能够看到他们再度同台演出啊！想必这也是许多歌迷的愿望。我似乎能想象那个画面：三个老头在台上弱弱地唱歌跳舞，简称“老虎队”，而台下也有一群老头和大妈摇着荧光棒。
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浮躁的气氛，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刚开放，更大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突然变得有钱，整个都是暴发户急功近利的心态，尤其这年的股市首次上万点，更是将这种气氛推向最高峰。
那几年的台股大起大落，最后居然还到了一万点，在现在看来，仍然是任何金融及商业法则都不适用的，只能说，群众一窝蜂的盲目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背后操纵这一窝蜂的大户。台湾股市从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到了1986年时，才刚破一千点而已。但自从破一千点后，在短短九个月内就破了两千点，再过两个月，破了四千点。其中遭全球股灾影响，大跌重挫51%，1987年12月跌至2298点。虽然这时已经有人看出，台股根本就是底气不足，因此才在全球股灾中伤亡惨重而发出警告，但这怎么能抵挡得住整个社会的一头热呢？
半年后的1988年6月，台指反弹，突破5000，7月6000点，8月8000点。涨幅太快，导致当局不得不出面干预，开始征收资本利得税，又重创股市，马上跌到5000点以下。但被冲昏头的投资人，心里预期的都是一万点。而当时当局也害怕失去民心选票，在政策上不敢坚持，便顺应民众做出些让步。到了1989年6月，台指终于突破一万点，1990年初达到一万两千多点的新高，简直就是上下欢腾，全民如同集体嗑药般HIGH到最高点。
股市像无限提款的提款机一样，不管怎么买都会赚，就算你不懂什么是月线、季线、K线，就算你买一些鸡蛋水饺股，依然能被炒得老高而大赚一笔。炒股成为全民运动，或者应该说，突然而来的暴富，使大家突然间有些不知所措而开始迷失。
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通通投入了股市；不管是商人、军人、工人、读书人，甚至是出家人，皆为此而着迷。媒体也大幅报道什么“炒股神童”之类的神话，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堆教人如何炒股致富的书。当时有个名词叫“菜篮族”，即一些家庭主妇提着菜篮本来应该到菜场买菜，却跑到“号子”（证券公司）里看股票去了。于是，股市也造就了一堆新富阶层的富太太们。当时股市九点开盘，十二点收盘，整个交易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所以那些暴富的太太们生活得可滋润了，收盘之后先吃结伴大餐，下午再来逛街、唱歌、跳舞、购物什么的。因此，号子旁出现了一堆高级餐厅，百货公司的生意也随之大好。
此外，股市一片大好对社会的冲击更是明显，比如工人发现炒股比工作更好赚，干脆不工作了去炒股，造成劳工短缺，许多公司的产品无法顺利交货。工厂老板索性把工厂给卖了，因为炒股有更高的利润。公务员也在炒股，干脆去办公室打个卡就跑到号子里，造成行政效率降低。在学校里也差不多，有些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戴着耳机收听股市行情，听到一半就突然叫小朋友自习，自己跑出去。小朋友在学校也开始攀比谁家里赚得多，谁买得对，哪支股有潜力，仿佛大家都可以上电视当“老师”一样。而大学生干脆课也不上，专心炒股。更令人觉得夸张的是，在证券公司里上班的倒茶小妹，也领着一般上班族羡慕的高薪，年终奖金居然能领到几十个月的薪水那么多。
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两个朋友相遇，一位朋友问另一位，“现在几点了？”朋友很自然地回答，“一万点。”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台湾社会简直是全民狂欢，病态的疯狂。
难道当局没有什么干预措施吗？当然，有识之士看出了其中的许多危机。简单来说，当时台湾刚解严，除了民主化加快外，经济自由化的速度更快，相对地，行政力量也在减弱，“国会”力量又开始膨胀。但想进入“国会”，选举可是要钱的啊！所以，财团们索性送人进“国会”或支持特定“国会议员”。因此，每当当局提出干预措施，就有民意代表或政党人士反对，迫使行政部门让步。这样的结果就是，“国会议员”、金融市场、财团统统被绑在一起。
当然，这种炒出来的盛景，仍要回到市场规律内，“擦鞋童理论”仍然是有道理的。接下来的股灾，加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致命一击，导致股市在半年内跌掉了一万点。许多人倾家荡产，最可怜的还是大部分散户，在高点时一窝蜂跟着买，但等到崩盘后，连续跌停，想卖也卖不掉。这时，社会上充满了焦虑的气氛，自杀，甚至是带着全家自杀的新闻时有耳闻。
当时班上就有个同学，家里靠着股票大赚了一笔，简直不可一世，大家都想巴结他分些小好处。但股票崩盘后，他家也跟着破产了。这时候，大家反而落井下石，嘲笑他，他受不了这种嘲笑，不久后就转学了。死小孩的邪恶劣根性在此暴露无遗。
这一时期的暴起暴跌，使得整个台湾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一切回到原点。但至少也让大家了解到，股票不是那么好赚的。
1989年的上半年，是我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此时的我对初中充满了恐惧，好像那边都是坏人一样，各种关于初中的绘声绘色的传说，散布在六年级的校园生活中。再加上我就读学区的那所初中，一直以来名声似乎都不太好，许多家长在几年前就已经把小孩的户籍转到好一点儿的学区。不过我家倒是没这样做，于是我就只好乖乖去读那个初中了。
来回顾一下小学生活，先讲国语课吧！小学国语课本里，除了课文外，下面还有每课生字，课文旁边会有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是台湾使用的一种拼音符号，其实就跟汉语拼音的规则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用符号，并在旁边标注几声，另一个是用拉丁字母代表。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课的内容是，“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勤打扫”。后来这篇课文还被妇女团体痛批：凭什么男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报纸，女人却只能劳动？
我们这些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很奇怪，国语课用的课本有十几册，课文加起来也有一百来篇了，但永远只会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册里的课文，并常会津津乐道地聊起这些。
比如有一篇影响了几十年的课文，是讲渔家的：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问台湾25岁以上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这篇课文的，而且莫名其妙地很多人还会背。
但当时，这篇课文都会被我们乱改：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听妈妈在家怒吼，真叫人害怕。）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当时有个同学，可能是特别早熟吧，当老师念到“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的时候，他冷冷地接了一句“因为在阿姨家”。小朋友们大笑，当时的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一听这个，马上就囧了。
不过国语课本里的插图，爸爸妈妈穿的永远都是西装旗袍，看得我们好自卑。
“最好是有谁的爸妈在家里都穿西装打领带穿旗袍的啦！”一个老师这样不爽地骂着。这看起来像笑话，但回想起来，当时台湾要是多一点儿这种老师，学生就能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更有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了国语课本外，还有另一本国语习作的簿子，就是回家作业了，里面有各种生字的练习，还有“造句”、“文字替换”等练习。不过像国语这种图片多的课本，里面一定都充满了涂鸦。男生的课本里，永远都画满了大胡子，要不就是独眼龙，背上被插了好几把刀。女生的课本里，人物一定都是充满了星星般的水汪汪大眼睛。
来说说比较特别的课程及活动吧！数学的教学法其实差不多，都教些简单的算术和几何。此外，还有自然课、生活伦理课、作文课、书法课、说话课等。先讲自然课，就是简单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常识，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小实验。比如说讲到电流时，就要自己动手做绕线式直流马达，当转起来的那一刻，我们心里想：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就有些脑残的同学更富有实验精神，直接拿自制马达的电线插进插座里，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在物理方面，还有齿轮并排游戏，这要学习计算齿轮并排后，不同齿的齿轮各会转多少圈。很多的实验都是老师要求小朋友自己做，小朋友有拿着牛奶罐钻孔的，有用接水管做水压实验的，还有自己做风车、做针孔照相机的，做太阳聚光实验的。聚光实验时，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去烧叶子。明明就是很热的天气，偏偏要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叶子烧了起来就会开心。不过我倒是烧过课本，在上课时太无聊，照着照着就把课本烧起来了，还好老师一转过来就扑灭了，当做没事一样。在化学方面，也做过实验，把鸡蛋丢到醋里，看几天后蛋壳会融化；也拿着不同液体，如果汁、酱油、醋之类的，来用试纸做酸碱值测定；或者用蜡烛烤爆米花等。
那时候，妈妈给我买了整套的小学生实验原料器材组合，我在家里总是喜欢乱搞。组合里有一堆什么硫酸铜、硝酸、锌片、钾之类的玩意儿。前面也说过，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台湾发生过小学生被泼硫酸的事件。那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使得我当初一看到“硫酸”两个字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后来才知道硫酸跟硫酸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真是蠢。话说回来，我总是喜欢将它们乱混合在一起看有什么变化。不过现在想想，都还是要冒一身冷汗，还好没被我搞出什么变化来，不然爆炸都有可能。自己被炸伤就算了，把爸妈还没付完房贷的房子给炸烂那就惨了。
生物的实验就比较偏向养些小动物，比如说台湾小学生一定都养过的蚕宝宝、蚯蚓等。每年一到自然课教养蚕时，学校外面的文具店就很神奇地开始卖蚕宝宝了。蚕就是蛾的幼虫，白白胖胖，其实蛮可爱，养在一个小纸箱里，我就天天看着它们吃桑叶。但是台北哪里来的桑叶呢？所以文具店也都囤积了一大堆叶子卖。每天都忙着帮它们换叶子，还要很仔细地把桑叶上的水珠擦干。通常养一次蚕宝宝都至少养五六只，有时候同学还会比谁养得多，所以叶子也吃得很快。那时候清明节要回乡下，也只好把整盒蚕带回去，最后还劳驾爸爸去外面偷摘别人家的桑叶。
蚕宝宝开始结茧后就不动了，等它破茧而出时就变成了蛾，不过也飞不起来。曾经有小朋友看到那么可爱的蚕宝宝变成那么丑的蛾，心里无法接受而号啕大哭。如果蛾里有公母并且交尾的话，就能生出很多卵，生完卵基本上蛾就死了。而生下来的卵，如果没有好好保存，很容易被蟑螂吃掉或被蚂蚁搬走。这样还好，如果全部孵化出来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不过大多数的小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就把卵丢掉，我有试着让它们孵出过几次，小小黑黑的比蚂蚁还要小。
后来我无意间知道蚕宝宝的血是绿色的。有一次我上课时用书遮着把蚕宝宝拿到桌上把玩，没想到老师突然走过来，我一紧张就把书重重合上了，等老师离开后再把书打开时，才发现，怎么书粘在一起了……
蚯蚓也是小孩子会接触到的活体生物。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土壤，老师会要求小朋友自己去挖蚯蚓来观察，不过蚯蚓黏黏软软的很恶心，很多人不敢抓。上课时，老师要求大家一人准备一条蚯蚓，但很多人没有，所以我就抓了好几只蚯蚓，切半卖给同学，结果还被老师训了一顿，说怎么可以赚同学的钱……
另外，将豆苗放在湿棉花上种也是课程之一。种上之后，每天都要记录它的生长状况，最好是画下图案。在暑假，还会有种菜的作业。不过在台北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种菜嘛！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抄的。
现在想想，小学教自然课的老师真是要耐心十足呀！不然小孩子做出什么让人晕倒的东西，或是什么把人气炸的结果，都是有可能的。
所谓生活与伦理课，就是教导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是一堂很简单的课，但是也要考试。虽然要考试，却很容易拿到一百分。只要认得汉字，昧着良心作答就可以了。比如说选择题：想想看，上学最重要的是什么？（1）可以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2）得到好成绩，很光荣。（3）可以参加远足。（4）可以和同学一起玩。
做这种题目，真是会让幼小的心灵倍受摧残：如果选了“正确答案”（1），是否会跟老师说的“做人要诚实”产生价值观的错乱呢！同样的还有是非题：
（×）在学校里，我不敢和老师说话。（嗯……这应该是看跟哪个老师吧！）
（〇）我喜欢结交新的朋友。（真是违背良心！）
此外，小学生活与伦理课必背的是蒋介石对礼义廉耻的定义：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这也是每次必考的，所以会有这种题目出现：
小明的朋友坚决不受安非他命影响，是什么的表现？（1）礼。（2）义。（3）廉。（4）耻。多少受填鸭教育的小朋友一遇到这种应用题就“阵亡”了。
另外，在小学每一周都会有所谓的“中心德目”，比如“忠孝”或者“仁爱”、“信义”、“和平”什么的。黑板的一角一定会印上“中心德目”及“周”字，每周都要填上中心德目主题及周主题，可能是“友爱周”、“团结周”、“自强周”之类的。当初有个老师的绰号叫“老鼠”，似乎是很讨厌死小孩的老师，有一天早上，突然发现那个周字上面写了大大的“灭鼠”两个字……
书法课也是我痛恨的课程，不仅仅是因为我书法写不好，更因为我很讨厌磨墨，每次都会弄得黑黑的。每次上课开始，老师都会发给大家每人一张字帖做范本，基本上都是颜真卿或柳公权的字帖，有大楷跟小楷之分。因为这种课只要上完就没事了，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把字帖垫在下面跟着描，描得又快又漂亮，被老师发现了就会被叫出去骂，但是骂归骂，大家还是继续描。另一个让书法课老师无法接受的，就是用自来水毛笔写。有次我用自来水毛笔写，又用描的，被老师发现了，自然是罪加一等，老师当场发飙。但老师还是很有文化的，把毛笔象征的中华文化的意义洋洋洒洒讲了一遍，然后结论就是，我是摧毁中华文化的败类。听完，我就只好摸摸鼻子到走廊去罚站。
珠算课，这是高年级才有的课程。老师拿着一个大的磁力算盘挂在黑板上，慢慢教小朋友；小朋友也一人准备一个算盘，慢慢跟着老师学，不过一下课，大家都把算盘当做玩具车在地上推来推去。还好我娘以前是做会计的，是珠算高手，在家里还会教我。那时，外面有很多珠算的补习班，有些人进去学到最后，索性连算盘都不用了，看到题目直接手指抖个几下就算出来了。那时候珠算的神话就是，珠算比电脑还快。电视上总是表演一个“神童”与一个用电脑输入的比运算速度，题目一揭开两边马上开始算，当然都是珠算获胜。这简直就是废话了，利用盲点来制造珠算优于电脑计算的假象。
作文课，多亏我娘很早就塞了一堆书给我看，所以从小我就很会引经据典，胡诌的功力特别强。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很简单，大部分是“我最爱的……”、“如果我是……”或者议论文的“看……有感”，书信文的“给……的一封信”这类的。小学生作文要拿高分其实也很容易，只要大量引用成语，使用排比、比喻的方法，老师就会很喜欢。当年有个女生，用的辞藻之华丽，简直让六朝骈文都相形失色，老师就特别喜欢。但到后来，遇上了另一个老师，特别讨厌用成语的，他彻底改正我滥用成语的习惯，教我写出一篇篇情通理达、不滥用成语的白话文，才慢慢使我形成现在的文风。但作文课对我来说最痛苦的还是错别字，我不太喜欢去更改，每次老师都会用毛笔蘸红墨水圈出来，并在上面画方格，就是要我罚写的意思。错别字一直是个坏习惯，所以一直到了大学，当我在某个全台性的作文比赛拿到第一名后，到现场看到的评语是这样的：“立意深明，条理清晰，唯错别字太多。”
另外说话课也是很有趣的。每次说话课，因为总是没有人先举手，老师就会先点几个同学上台说话，想说些什么都可以，比如故事、笑话、谜语、看图说话之类的，讲完的同学，可以再自由地点人上台说话。可能是我从小就比较闷骚，每次都不好意思主动举手上台，但是又希望被老师点到，如果没有机会讲到话就下课了，还会有不吐不快的失落感。所以每次说话课前，我都会在家里先准备好一个故事或其他什么，希望到时候被点到。可是到真正上台时，讲了一半，又常会突然忘记下面的内容，这时就会紧张得开始胡扯，张飞大战岳飞，米老鼠与HELLOKITTY互殴都讲得出来，变成一个完全不知所云、没有高潮起伏的故事，并且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丢脸下台。虽然如此，说话课还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之一，其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蛲虫检查，每学期会做一次。在低年级时，老师会统一带同学到检查的地方，然后不分男生女生，检查的时候每人大庭广众之下就把裤子脱下来，露出一个白白嫩嫩的屁股，拿了一张玻璃纸来粘肛门，看看有没有蛲虫蛋在上面。到了高年级后，大概是为了顾及大家的隐私，就把纸发给大家自己回家去做。
等到要收的时候，总是会看到有几个粘纸粘到了黄黄的东西。负责收这些东西的同学，通常是卫生股长，他还要把这些东西按编号排好，所以总是看到他一脸大便样在做这些事。有些比较顽皮的同学，居然把这些纸拿去粘校犬小黄的屁屁，还好小黄够健康，没有寄生虫，要不检查出来的结果恐怕会很可怕。现在想想真是太神奇了。
每次检查后不久，结果就被公布出来，这时就紧张万分，祈祷没有自己。通常老师会让有蛲虫的同学到前面，并发药给他吃，这些同学就会被取笑为“蛲虫人”。有一次，有位非常漂亮、我暗恋已久的女同学“中奖”了，让我心里久久无法接受。天啊！正妹的屁不是都是香的吗？大便不都是粉红色的吗？为什么她会有蛲虫呀！我不要啊……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很久。
在小学，同样的检查还有粪便及尿液，都要回家自己取样，你仍然可以看到卫生股长在收这些东西并排号时的一副大便脸。有一次尿液检查时，某同学把维大力（台湾一种金黄色的饮料）灌了进去交上去。检查结果出来后，老师面色沉重地把那位同学叫过去讲话，要他好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注意身体。当然，真相大白后他少不了一顿毒打。
防空演习
每个学期总会有一两次，经常是配合着当局办的演习一起做的。每次防空演习的警报声一响起，全校师生统统都要躲到地下室或者桌子下面。若在地下室，那是非常痛苦的事，因为地下室通风不良又闷热，感觉好像没被炸死也会窒息而死。
防空演习当中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警报声，代表着不同的攻击形式，比如说轰炸、毒气、核弹、解除等。我到现在只记得毒气是一连串鼓声而已。除此之外，防空演习时还要做出各种动作，比如说用四指把眼蒙住、拇指塞住耳朵等，因为要避免在袭击时会眼瞎耳聋。另外要呈跪姿，用双肘把身体撑起，这是为了防止核弹的震波将内脏震碎。老师那时候形容得很恐怖，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在那种空袭的阴影里，觉得很可怕。所以要是天空传来一点儿音爆或喷射机飞过的声音，或者街上传来大声一点儿的警报声，我都会心头一惊，以为战争开始了。
参考书
其实，在小学里用参考书是被禁止的事，但一般来说老师都会用，因为老师可以收回扣。为了这种事，教育局常常也会派督学来学校查，这时老师就要教小朋友说，“等会如果督学有问，要记得说没有啊。”等到督学要来时，全班就会统一收起参考书，藏在蒸便当箱或扫具箱里。不过，督学来的消息十次有九次都是假的。
同乐会
每次学期结束前，最后一次考试后到放假的这段时间是最快乐的。老师都忙着改作业、算成绩、开会等，而学生想要干什么都可以。平常不能带的电动玩具、漫画等也都可以带来学校玩，还可以带许多零食来吃。这时，老师通常会把教室里的桌椅重排，排成一个大圈圈，中间就变成了一个表演场地，同学想要表演什么都可以。有些人会带收音机放音机来放音乐，大家就开始混乱地跳些不知名的舞蹈。这个时间里几乎天天都是开同乐会，而且每天都是中午就回家，简直就是快快乐乐地上学，快快乐乐地回家。等到大家都疲乏时，假期就开始了。
带动唱
当时台湾小学里很流行一种叫“带动唱”的唱唱跳跳形式。通常都是放一些小学生耳熟能详又轻快的歌曲，配合着歌词，以简单的手势与夸张的肢体活动来解释歌词。这种带动唱往往是用来带动气氛的，并时常要求观看表演者一起参与表演。
比如说最常见的带动唱就是《登鹳鹊楼》，一边念着“白日依山尽啊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入海流”等诗词，一边身体跟着摇摆用手做日出日落、水流等动作；或者会用一些歌曲，像当时小学流行的儿歌《虎姑婆》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年轻不要流白》、《青苹果乐园》等，都可以带入动作大家一起做，精力过盛的小朋友们也乐于一起唱唱跳跳。
不过，等我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有反社会倾向，就觉得这种带动唱活动简直就是弱智，做了智力八成会退化。不过带动唱在一些团康活动里还是很流行的。
纠察队
同类型的还有卫生队和之前提过的交通队等。
小学中低年级时，都很羡慕高年级的能当纠察队。因为纠察队可以管人，而且，小学生每次迟到都会被纠察队登记，对纠察队充满了敬畏之心。好不容易等到五年级，可以自己当纠察队管别人了，也感觉终于熬出头来，扬眉吐气。每天早上，总是在出门前，就要把那黄布绣着红字的臂章别在袖子上；放学了，也不肯拿掉臂章，走起路来，特别神气，大摇大摆地回家。
纠察队除了早上登记迟到的人，平常也负责校内风纪，比如午休时有没有人不睡觉，走楼梯有没有乱跑、边走边吃等琐事。不过，有时候看到低年级的萝莉们被登记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还是会不忍心的。有一次，我为了登记一个人，抱着负责任的热情，跑到对方教室里把他揪出来，没想到他们级任老师也在教室里，我没看到，反而被那个老师骂了一顿。
现在看到小学生纠察队还是那副样子，就会觉得当年的自己很可笑。
小学鬼故事
其实，小学流传的鬼故事也多少反映出，小学生所谓的“恐怖”只注重表面现象，而不是恐怖的本质。比如说好像每一所学校，以前一定都是坟场、刑场之类的，要不就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半夜会自动传出琴声，贝多芬像的眼睛会转动等，或者是那几尊看起来很邪恶的动物雕像会吃人之类的。排在第一名的还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半夜会自动起来巡逻。并且，这类故事一定要配上“我朋友”来加强公信力，并且“我朋友”一定都是忘了带东西回家，晚上回学校去拿。
小学时，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是，前任校长的遗体其实都藏在校长室里，而校长常常在换，就是因为都被学校里的恶魔给吃了。同学在描述时，表情还十分严肃。后来长大问起其他人，怎么大家听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鬼故事呢？小孩子的脑袋果然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大人们编出来要小孩晚上不要到学校乱跑的说法。
我家旁边的一条马路，每天一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和洋人。马路一边是美国学校，马路正对面是日侨学校。虽然在一般台湾人的小学里，偶尔也会冒出金发碧眼的洋人或名字是四个字的日本人同学，但绝大部分的外侨还是读这两家学校。所以，从小学开始，我们这里的小孩几乎都跟这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有着爱恨纠葛的关系。
先说日本学校。小学时每年都会跟日本学校学生做交流，他们每次都会准备很精彩的民俗才艺表演，而我们每次只不过唱个简单的民谣，什么《茉莉花》、《梅花》、《望春风》之类的。在台湾的日本人很低调，虽然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反日情绪，但偶尔被激起时，他们学校的墙上会被乱喷漆，而他们只是低调地将其清除掉。
日本的小孩在台湾，即使在冬天也常见他们穿短裤短袖的。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当然这跟家长本身也有关系。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但是在公园里面玩球，大家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美国学校前面的那片红砖人行道，以台北市的标准来说，显得异常平整。每到下午三点，那条马路一定会塞车，几乎都是来接学生的车子。与日侨学校的纯日本人相比，美国学校里的学生其实四分之三都是黄皮肤的伪洋人。在那个年代，台北市还没有禁街机，不管是哪一国的小朋友，常常都挤在机台前面玩着或看着。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是如快打旋风（街头霸王）、格斗天王之类的游戏，这时免不了有“国际友谊赛”的情况出现。当然啦！小学生不一定懂得外语，但是，诸如“干”、“Shit”、“Fuck”、“八嘎”这类国际通用语还是听得懂的。不过说来奇怪，跟日本人就是不容易吵起来，但是跟美国学校学生常常玩一玩骂一骂互看不顺眼，儿童版的街头霸王很容易就当场上演了。
也许，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从小就很懂得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吧！
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宫廷斗争”。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
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政治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主席”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常委”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主席”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
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立委”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立委”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当然，经历过这次“宫廷斗争”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
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国民大会”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三月学运”。所谓“党政军”，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
那年，有首闽南语歌打动了所有人的心，那就是林强的《向前走》。摇滚以其充满节奏感的旋律，热血的歌词，让人听几次就朗朗上口。跟以前大多数的闽南语歌曲不同，这首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歌词里，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初生之犊的乡下小伙子，对大城市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发下豪语，要在城市里闯下一番功业的心情，非常励志。当初，我在午间综艺节目里，看到林强忘我又热切地舞动着唱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了。
在过去，可能是历史或文化的影响，闽南语歌总是给人一种“悲情”的感觉。当然，这样说不一定精确，但闽南语歌的确因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种特殊的沧桑感。日本的统治之后，闽南语歌有了些演歌的江湖气息，再加上后来的酒场酒家文化，闽南语歌开始有了酒的气息，或者说是一种风花雪月及风尘般的苍凉。
后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演进，许多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工作，所以，也有很大一部分闽南语歌是在描述这些——大概就是以后一定要衣锦还乡，故乡的爱人请等我成功回来，爱人的离别之类的主题。粗略地说，早期的闽南语歌，主题不外乎社会底层、风尘沧桑及市井小民的生活，所以有浓厚的苦命和不认命的哭腔。虽然以前也有些曲风比较不同的闽南语歌，但仍然成不了主流。
因此，《向前走》一推出，马上就引起一阵轰动与旋风，在流行乐坛中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不仅仅是那种创新的曲风，同时它也让大家发现，原来闽南语歌也可以这么摇滚、前卫、流行、有人文深度。在当时处于十字路口、人心茫茫的台湾，林强以那种傻傻的形象，用不太标准的国语，唱出了许多到台北奋斗、不向现实低头、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的心声，也激起了许多人“只要向前走，什么都不怕”的雄心壮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首《向前走》都是许多人喜欢选用的竞选歌曲。
这首MV的拍摄地是当时刚建好的台北新火车站，背景画面很好地描述了许多外地人对台北新火车站的第一印象。我的大学同学说，当初他坐火车北上到台北读书，对前途一片茫然时，随身听里放的就是《向前走》这首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台北，台北对他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
其实他这样讲，多少也表现了“台北”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性。因为许多住在台北市的居民，心里很自然地会有种首善之区的优越感，过了淡水河出了台北市，就算是河对岸的台北县，也好像低了一级。总之，这里的人很习惯用台北市的角度去看台湾的其他地方。
再加上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台湾一直有所谓的“南北差异”，北部人跟南部人在思想及个性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当然，这个“北部人”指的是台北人。南部人会说台北人太冷漠，还是南部人热情；可是台北人会说那是因为台北人够理性冷静，不像南部人常常那么粗鲁做事不经大脑。长久以来，电视节目也有这样的画面：台北人低调奢华，中南部人有钱却像暴发户；台北人“高水平”讲国语，中南部比较“乡土”讲闽南语。诸如此类的事，从个性、思想，一直到建设、政治立场，都能拿来吵或互相讥讽。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战南北”，就是南北部人在那边打嘴仗吵来吵去，大部分都发生在网络上。
总之，台北人常常有种莫名的优越感。最近台湾经济不景气，股市一泻千里，所以，当财政官员在电视上表示希望“中南部的有钱人一起救台股”时，你就知道这句话又将要引发“战争”了。
台湾有些人会觉得台北人有点儿骄傲。于是他们一方面讨厌台北，但另一方面又想要到台北来闯闯。同学说，台北车站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当初刚一下车，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与台北这座城市发生关联。
林强在那一年可说是红透了半边天，那一句“向前走，什么都不怕”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不过，他后来也慢慢退居幕后。而这首《向前走》在台湾百大流行歌曲里排名第六，在一向是国语歌统领的流行歌坛里，能得到这种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从这首歌之后，闽南语歌如同灌入活水般有了新风气。
现在我也在外地工作了，心情郁闷时就会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推荐大家有机会听一听。
1989年初秋，我进入了初中。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妈妈总是骑着脚踏车载我到学校附近的补习班先预习初中一年级的功课。妈妈跟大多数妇女一样，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比别人更强，喜欢拿别人家的孩子来作比较。当时我不了解，为什么她们这些妇女都喜欢这样比来比去。后来更大一点儿时，我才明白，原来她们那一代人，成长在台湾最穷困的时代，成长过程中不一定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现在有些钱了，总是希望儿女好，去完成一些他们以前无法做的事。一方面，看着儿女有成就，她们会有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弥补了心中的缺憾。
在妈妈载我去过几次后，就换我自己天天骑着那辆买菜用的淑女车，穿梭于家和补习班之间。后来，初中也办了入学前辅导班，妈妈很自然地把我送去读，提早感受初中的生活。这一年，我终于不再想弹钢琴了，妈妈似乎也放弃让我继续学了，转而逼着妹妹继续学下去。在传统台湾人的心目中，如果有点儿经济能力，家里的女孩子都应该送去学钢琴，而娶媳妇若能娶到一个会弹钢琴的，那似乎就是幸福家庭的保证。
九月，正式入了学，许多女孩子不得不把漂亮的长发剪短。我也剪了一个比较好整理的平头，感觉很蠢。我们这个学校还好，是男女合班的，有些学校是男女分班，甚至还有纯男生或纯女生的初中。
同学们都来自学区内的不同小学，但也有几个同学是以前就认识的，幸运地被分在同一班。比较特别的是一对双胞胎，张忠仁和张忠义，因为是台湾成功分割的第一对连体婴兄弟，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他们都是社会注目的对象。在小学时，他们也跟我同校，但不同班，初中时同班。在小学时，其实大家并不太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对别人有不太礼貌又粗鲁的举动。倒是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家长都能对他们有所理解，并劝小朋友们多多体谅他们。也因为他们，我们班教室从四楼搬到了一楼，方便他们两位行动。不过这样一来，教室就在训导处旁边，我们变成了天天被盯的对象。
因为在训导处旁边，所以天天都可以看到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一听到训导主任广播“某年某班某某人，到训导处报到”，就知道有好戏看了。过了不久，就能传来打屁股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
上初中后，可能是认识的人更多了，看得更多了，欲望也就更多了。有一阵子，我偷父母的钱偷得很凶，偷到妈妈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多出财物来。我又喜欢摆阔，这些钱都会拿去买东西请同学吃，因此交了一堆酒肉朋友。但是，后来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偷钱的欲望突然全都消失了。跟几个初中同学不经意间聊起这个话题时，才知道大家几乎都偷过父母的钱，以前都很不懂事，都是大了后才去跟父母道歉。
初中的生活不如小学那样快乐，经常都是在考试及体罚中度过，因为老师也有业绩压力。可的确，那时候玩心太重，不受点儿小小的处罚也不会主动去读书。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容易看得出来谁主动谁被动，谁能用功读书谁爱玩。而到底谁未来有出息，等到我们这几年同学聚会时，才发现，这还真没有个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