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写的文字，偕美丽而勇敢的死难者长存。
鲁迅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北京一时盛传：当局要抓他。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鲁迅和许广平去了上海。又分手，相约过两年再见面。师生情侣频繁通信。《两地书》是二十世纪的经典情书。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这所大学背山靠海，鲁迅几乎独住一栋临时安顿他的生物学院的三层楼，夜里听呼呼的风声，白天看茫茫的大海。
鲁迅也到沙滩上捡贝壳。
他整理《汉画像考》、《古小说钩沉》，并将这两本书付印。此前的《中国小说史略》已在北京出版。以及杂文集《热风》。
编古籍，伴随着孤寂。
教学的头绪很多。累了一天，独自上三楼，有时自己做饭吃，自斟自饮。学校的教员多玩家，且排外，鲁迅和他们格格不入。
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形容厦大的孤寂的生活：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面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坟冢；一粒深黄色的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寂静喧嚣着。
这是我读过的关于寂静的最出色的文字。寂静之色香味扑面而来。这是海洋般的寂静与喧嚣。
寂静与坟冢，于鲁迅仿佛有某种亲和力。
他在坟前照了一张相，并寄给北京的朋友。
肖红写过鲁迅先生走夜路将“鬼魂”踢成活人的故事。
对死亡的敏感，对孤寂的亲近，几乎是一切天才思想家的先天素质。历数西哲或诗人艺术家，谁不敏感着死亡呢？以布勒东、阿拉贡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宣称：死亡乃是唯一的主题。有个巴黎诗人布置他的房间，墙上贴满了“死亡通知书”。死亡是人生的极限，是无底的深渊，是短暂者返身打量一切生存的最佳的炽热地带。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西哲云：“不知死焉知生？”
两个追问，在鲁迅身上合而为一。
而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圣人将死亡与知性相连，表明思之力已抵达“坟”前。可惜圣人止步了。
可惜鲁迅在坟前留影，并给一本杂文定名为《坟》，学者们似乎鲜有思考。
鲁迅太熟悉寂静、孤独、死亡与黑暗了。思想的原发地带，此四者为常态。
现实的层面，则是无声中听有声，听惊雷；黑暗中寻光明。
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启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着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
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向中华民族挥舞着屠刀。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鲁迅与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六月，副会长杨铨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暗杀。鲁迅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他去参加杨铨的追悼会，出门不带钥匙，赴死之心已决。
大雨滂沱送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无情最是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血呀，血呀，同志的血；同胞的血……
三十年代的鲁迅，写长篇巨作几乎不可能。炮火威胁他的寓所，使他几度出走。
杂文一本接一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论战激烈。短兵相接。鲁迅对他的论敌毫不留情，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这倒不是说，鲁迅全对。没人全对。有一些争论的对手后来明白鲁迅是对的，公开向他认错，赤子之心如鲁迅。比如闻一多。
真理一词在德语中含争辩之意。中国人，太多的是折中面团，太少的是唇枪舌剑。
鲁迅形容说：两个中国人见面，通常互问台甫，拱手，假笑，然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中国人哼哼哈哈的本领倒是称冠于全球。
鲁迅中年得子爱怜有加，有人却拿这个说事儿了，嘲讽他。鲁迅付之一笑，写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的旧体诗，现代罕有企及。
鲁迅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盛唐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为此作了很多准备，却未能如愿。这非常可惜。
三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正是工农红军屡遭围剿极艰难的时刻，鲁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敬意。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拍贺电，托人给红军送去火腿。他细听陈赓、冯雪峰讲长征的故事。这人类历史上的壮举，在鲁迅杰出的大脑中长时间再现着酝酿着……
鲁迅写杨贵妃的念头则起于二十年代，1924年他去过西安。他眼中的盛唐时代和杨玉环这样的悲剧佳人会是怎样的呢？他多次讲，决不相信女人祸国的。
伟大的思想家小说家写盛唐及盛唐之衰，将是何等景象？
鲁迅不是专治史学的，可他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性眼光强于任何历史学家。历史学离开了历史性，势必变成一堆唠叨。历史性，乃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鲁迅写杨贵妃的冲动，是否包涵了瞄准他自己身上的某些盲区？
可是所有这些，只剩下深深的遗憾：民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
鲁迅先生病了，病情时好时坏。
肖红这样写：
“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