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而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受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呆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辛其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