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05年1月27日，我们在电视中观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露天纪念仪式：大雪纷飞，冰封雪盖的集中营，黑色的铁丝网触目惊心。
六十年前，六百万犹太人，包括一百五十万儿童，仅仅几年内就被纳粹有计划地成批虐杀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人性之恶感到震惊并进行了积极的反省，但这一事件引出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以制止同类恶性屠杀，却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首先，“人性恶”并非轻易即能克服。
恶常有“善”的包装。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能够上台，依靠的口号之一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因此，看上去这个政党是“为国家、为穷人、为社会”的。但“拉拢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几乎是所有大屠杀悲剧的成功之道。
纳粹的另一个包装是“科学”。希特勒假借“科学”之名，把在二十世纪初蓬勃兴起的优生研究，引入了社会改造的领域。而且在扫除人性之后的“绝对理性”之下，以逻辑推导方式给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消灭劣等人”的结论。于是纳粹的科学家心安理得地成批杀害了德国精神病院的病人和保育院的弱智儿童。
“希特勒之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或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优越，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让别人成为“替罪羊”，如此等等。当反对的声音、人道的声音被封杀，个别人的恶与疯狂又迎合了多数人的弱点，就可能迅速变成群体的恶和疯狂。而唯有群体性恶的支持，才可能实现大屠杀。
“希特勒之恶”是一个典型，犹太人遭遇的“大屠杀浩劫”也并非历史孤例。因为只要符合“纳粹条件”，大屠杀就可能随时发生。于是“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来，国际社会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出现“新的希特勒和大屠杀”，我们怎么办？
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与“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侧重点有关，其根源也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有关。
犹太人的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重合。希特勒杀犹太人和侵略他国重叠发生。在六十年前，由于反侵略战争的进程，集中营被解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才被揭示，并震惊了世界。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大概仍然不会得到足够有力的对待。
之所以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国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反侵略自然成为最紧迫的事情。因此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其最重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主要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如何避免新的侵略、新的世界大战，而并不包括如何防止大屠杀。在揭示大屠杀事件的时候，各国强调了希特勒的残忍和疯狂，震惊于人性恶的极致，却没有深刻检讨国际社会的责任和失职，因此也就不可能进一步从国际组织的制度上对防止大屠杀有所建树。
没有对大屠杀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很多，也间接地反映出国际社会本身的众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对大屠杀可以说是间接地负有责任的。在昨天奥斯威辛的纪念仪式上，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并讲了话。众所周知，苏联的军队是在波兰境内打败德军的过程中，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解放者的。普京也提到，前苏联是“二战”受害最大的国家，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死亡的士兵最多，奥斯威辛的死难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战俘。这都是事实。假如这场纪念式是一个战胜纳粹德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事情就简单一些。可是事关大屠杀，就不那么简单。因为这并不是全部事实。
另一些事实是，当希特勒咄咄逼人地崛起的时候，斯大林与德国签订德苏和平条约，不仅出卖了奥斯威辛的所在地——波兰，还商讨了如何瓜分波兰。因此也可以说，奥斯威辛的存在本身，斯大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奥斯威辛的受难者中，有大量被纳粹从捷克斯洛伐克转来的犹太人，他们落入德国人手中、死在奥斯威辛，是著名的英、法、德、意签字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希特勒的结果之一。这些国家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时候，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的弱点之一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所以，这些事实也在阻挡当时的盟国深刻检讨“大屠杀”事件。
由于希特勒不可满足的胃口，战火燃遍欧洲，把苏联和英、法卷入战争，他们才成为“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才成为犹太人的解救者。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获得解救，不是人道觉醒的人类有意而为之，而是“二战”打下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的苏联。甚至在纳粹兴起之前，斯大林就开始了对自己国民的政治迫害，包括酷刑和大屠杀。在德军占领波兰之前，苏联侵占波兰，秘密屠杀了被俘关押的一万四千七百名波兰军官和一万一千名波兰公民。因此，在所谓的“二战”盟国中，苏联首先不会愿意在战后的国际机构中出现一个遏制“大屠杀”的机制。而各国出于对侵略战争的恐惧，自然的结果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强调，“干涉内政”变成类似“准侵略”那样的负面的词。
于是“二战”后对“大屠杀”的反省其实是有限的，甚至是含糊而误导的。它使得人们误以为，反种族迫害、反大屠杀、解救犹太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之一。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希特勒当时不侵略他国，只是关起门来在国内建立集中营，迫害、酷刑和屠杀犹太人，那么，他们就无法借战争的机会得到解救，只要希特勒愿意的话，他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国际社会在“二战”之后对大屠杀不能深入反省，因而也就不能建立阻挡它的有效机制，其结果就是大屠杀一演再演。
今天，人们在纪念之中用的都是“过去时态”，总是抽象上升到理论；总觉得，我们要好好反省，人类怎么就曾经做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让它重演。而事实上，就在人们念念不忘“要记住历史教训”，上升拔高得几近空泛的同时，大屠杀的悲剧却一直在发生。例如，在奥斯威辛被解放的五十年以后的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大屠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联合国是否“需要”干涉委决不下的仅仅一百天之间，就有将近一百万人被屠杀。
安南的犹豫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那是“内政”。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没有授权给他可以“干涉内政”。所以对大屠杀仍然只能“人道呼吁”，不能武力制止。仅仅六年之前的1999年，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对阿族屠杀和驱逐，造成“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联合国仍然“不能管”，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是在巴尔干半岛燃起的。人们宁可在文学般的语境中讨论大屠杀的教训，而奥斯威辛以后，国际社会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监督和制止大屠杀，却始终无法解决，成了六十年之难题。人们对奥斯威辛以后能不能有诗非常敏感，而对奥斯威辛以后能否制止大屠杀，却显得十分迟钝。
2005年1月27日，就在奥斯威辛六十周年纪念的同一天，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带领了一个民间各界的代表团，最近考察了苏丹和乍得边境的难民营，并作出报告。正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屠杀，导致大批难民的外逃。代表团详述发生在苏丹的种种惨状，呼吁国际干预。就是这同一天，一方面在奥斯威辛纪念会上，各国代表纷纷呼吁：“决不能让悲剧重演”；一方面面对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大家仍然无所作为。所以，一位在浩劫中幸存的犹太人在纪念会上说的话，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当年西方社会对纳粹种族清洗的冷漠，令犹太人始终无法释怀。
唯有安南，深知手中没有制度的利器，口号遂将沦为空话。安南非常现实地说，“不能重演”说来容易，付诸行动难。因此，安南只能遗憾地提醒与会者，在奥斯威辛惨剧结束的六十年之后，大规模屠杀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绝迹。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在制止大屠杀和种族清洗方面不止一次地失败”。
这是我们在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日，应该正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