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先生有次對我談起他：
“從文這個人，你不要認為他總是溫文典雅。骨子裏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這是真的。
倒也是對了。如果解放以後不斷地寫他的小說的話：
第一是老材料，沒人看，很容易掃興；第二，勉強學人寫新事物，無異弄險。老媳婦擦粉打胭脂，難得見好。
要緊的倒是逢到“運動”，抓來當“醜化新社會”，“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會是很高的。
當時下決心不寫小說，恐怕他也沒有太多的“預見性”，不過只是退出文壇，省卻麻煩而已，也免得擔驚受怕。
這個決心是下對了。
30多年來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出了成績，就這點看，說他是個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一直工作到咽氣的研究者，
怕還不過分吧？
文學在他身上怎麼發生的？
他的故鄉，他的家庭，他的稟賦，他的際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閃即過的機會的火花，這都是他成為文學家的條件。
在作品中，他時常提到故鄉的水和水上水邊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時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
加上年輕的活躍時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對于自己未來命運的嚴肅的“執著”。
他說的那本“大書”，是他取之不盡的寶藏。他的用功勤奮，特殊的記憶力，都使他成為以後的這個豐盛的“自己”。
他成為作家以後的漫長年月，好像就沒有什麼認真的玩過了。他也不會玩，他只是極好心、極有趣地談論，傳達別人的快樂。
為別人玩得高興而間接得到滿足，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了解這個特點。
他敏感于幽默。他極善于掌握運用幽默的斤兩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誠實而守信。擁有和身受過說不盡的欺騙和蒙受欺騙的故事。卻從不自我欺騙或欺騙別人。
他頑固的信守有時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當常常成為家中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