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批评家都爱对中国小资进行文本分析，频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各种西方品牌——例如《上海宝贝》里的CK内裤，《支离破碎》里的杜蕾斯避孕套，等等——这一大堆名词，最惹批评家生气。据他们揭发，这些名词做为西方时髦文化的符码，构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的核心，“表征了中文书写相对于西方文本来说是一种次级的文本”，是“自我殖民化的结果”，也是跨国资本“文化同质化的阴谋或共谋的产物”。名可名，非常名。名词，好在双方都不缺。
罗兰巴特认为，名比实更令人激动。就文本分析而言，小资和他们的文本分析者其实都是“名牌/名词”阴谋的受害者。尽管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但是我也经常受到频繁出现在另一些文本中的“名牌/名词”的迫害，在那些文本中，做为名词的各种西方名牌并未散发出任何“后殖民欲望”气息，也丝毫没有小资或中产气质，倒是令人绝望地嗅出了一阵阵阴谋的味道。
哈尔滨“宝马案”一波未平，西安“宝马案”一波又起。几经波折，西安男青年刘刚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那辆“宝马”，做为这个事件的读者，我也从文本中得到了更多的“宝马”——算上哈尔滨“宝马案”，我在这两起新闻报导的文本中所接收到的做为名词的“宝马”，应在五百至一千次之间。也真是邪了门了，不知何故，汉语新闻文本中的那些“名牌”近年来老是跟违法犯罪有关。在两起“宝马案”疑云密布、黑幕重重的文本中，“宝马”二字虽然以超乎寻常的频率出现，却与这一符号在中国想象里能指的中产生活浑身不搭界。以“名牌/名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而论，Nielsen/Netratings去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若以特定顾客浏览数及浏览页面计算，ebay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名牌奢侈品售网站，证据是以LouisVuitton做为关键字的搜寻次数在ebay每日达53万次，Prada以34万次次之。我在中文Google上以“宝马”做为关键词展开搜索，结果虽有46万6000项，一时竟也难以分清哪些是奢侈品，哪些是罪案。
在某些报导里面，文本中的名牌确实与案情有关，因为名词所代表的那个物件不仅是案情的直接证物，同时也是“贵重消费品”或者“富人”的能指，而在另一些报导中出现的名牌，我实在读不出它与案情有更多的关联。据台湾某报：“台中市警方前天晚上在兴中街一家宾馆内，查获一男一女从房间内一同走出，上前盘查，发现该名女子是四川籍的曾××（二十六岁），于是将其带回派出所侦讯。长相清秀的曾女身着露背装、迷你裙，打扮相当入时，尤其她手提高档的LV包包，让警方眼睛为之一亮。”
虽然警察也有权是LV的爱好者，不过就文本来看，让警察“眼睛为之一亮”的显然是一起风化案而不是名牌手袋盗窃案。当然，“眼睛为之一亮”的超隐喻也可以是：“提LV包包的女人竟然也涉嫌卖淫活动了”，或者“LV包包实在太贵，爱慕虚荣的女人为了拥有它竟然要去卖身……”。NND这种报导读多了，不觉就暗自形成一种心理上的阅读期待。台湾报纸上的另一则新闻：“内政部长苏嘉全的妻子洪恒珠在老家屏东市，光天化日下遭飞车抢匪抢走皮包及包里的一万多。”该抢案在五天内侦破，我也像追电视连续剧那样连追了五天，追到大结局，心中竟怅然莫名。经自我反省，盖因所有报导中无一字提到那个被抢皮包的牌子，太没专业精神了吧。
“名牌/名词”在新闻报导文本中的能指远较小资文本来得丰富。非常不好意思地向各位坦白，我第一次知道BVLGARI除了珠宝香水手表酒店之外还卖纱巾，并且第一次近距离仔细看清了其中某款丝巾上那种被描述为“方形中棕色圆点体现出珍珠的形状”的图案，不是专卖店，也不是时尚杂志，而是央视国际网站。那条政治不正确的丝巾就出现在那个超文本（对一则网络报导的回应和解释，公文体）里面。BVLGARI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因此而一直忧心忡忡，担心那些脸颊两侧各有两小块圆点状“高原红”的女人们从此都上不了电视。
CK是小资及其文本分析者在各自的文本中最爱引用的一个名词。说CK，CK就到，上周有外电说，卡文克莱在曼哈顿雀儿喜区（Chelsea）某餐厅吃饭时，忽有一客人趋前自称是CK内衣的超级粉丝。目击者称，那位仁兄突然对卡文克莱说：“这就是你的卡文克莱产品。”接着便迅速将裤子脱下，秀出著名的CK内裤，退休设计师卡文克莱为之“震惊，当场满脸通红”。当我们在“宝马案”或“丝巾案”一类的新闻文本中遭遇名牌，感觉会不会像遭遇过度热情粉丝的CK那么糟糕呢？事情也许就像索尔贝娄在《像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中所说的那样：“没错……事情的糟糕保证它是个真正的经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存在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