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芳说：“回想起来我到丹东后其实很‘幼稚’，只知道挣钱养家吃饭。别人向我提起革命，我还想：‘什么革命？唱京戏还跟革命有关？不懂！’但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在政治上从一个无知的旧思想唱戏演员，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在丹东的头十二年，也就是1954年到1966年，受益匪浅，从市劳模，到省劳模，最后还成为了全国劳模……”
但，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1966年，丹东市的第一张大字报竟然就是贴给张正芳的。一夜之间，整个京剧院到处都是打倒“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分子张正芳的大字报，认为张正芳演才子佳人是毒害人民，“三改玉堂春”是张正芳向党进攻的大毒草。
“三改玉堂春”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当时丹东市京剧团紧缺小生演员。于是，张正芳请来了上海戏校时期的师哥薛正康“救驾”。薛正康在学校时文化程度比较高，不光能演，还能编导。在丹东待的半年时间里，他就编排了《新编玉堂春》。其中有一处细节的改动，在当时很受业界和观众的认可。在“洞房”一场中，他增加了这样一段戏。王金龙赠予苏三一只锦盒，要苏三猜“内装何物”。苏三猜是“珍宝”“官印”，都不对。最后打开一看，竟原来是当年苏三赠予王金龙的一缕青丝。这青丝体现了王金龙落难又发迹后虽然做了高官，但始终没有忘记对苏三的情意，破镜重圆之日，珍藏多年的信物终于物归原主。苏三在感动之下唱出了：
见青丝不由人喜出望外，
这才是青丝情丝分不开，
他一绺青丝身上带，
万绺情丝系心怀，
果不负我历尽艰辛苦等待。
三郎啊！我与你鸾凤和鸣比翼双飞永不分开。
这样的修改，无疑为末场的“洞房”一折增加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又使“青丝”这一信物和它所代表的情意前后呼应。但被认为是美化了资产阶级王金龙，张正芳就将最后的结尾改成王金龙去探监，让苏三吃后中毒身亡，苏三中毒之后就大骂。改后的剧本，直到现在张正芳还保留着。即便如此，“文革”期间也被称为“大毒草”。
1962年，当张正芳沉浸在师哥“救驾”的快乐之中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的“黄昏”。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文艺界的“风向”就发生了变化，由原来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转为现代剧“独领风骚”。各级文化部门表达出明显的“现代剧”倾向。这句著名的话“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家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便是江青在全会期间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谈话时提出的。就在这时候上海的柯庆施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以后的舞台上“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得到了江青的赞赏。在这样的风向引导下，1964年年底，传统剧逐渐停演；至1966年《海瑞罢官》事件后，新编历史剧也退出了京剧舞台。在实践中，所有的传统戏和历史剧都被说成是“毒草”，只剩下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现代京剧。
张正芳说，对于她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文革”似乎就是“一夜之间忽然来的”“我从小就演才子佳人，怎么就成了大毒草了？”“1966年那场政治风暴是刻骨铭心的。但后来回想时我明白了，就凭我当时的身份，在那样的时局下，受冲击是肯定的”。
即便到了这时，张正芳还不太“懂政治”。当她被带离团长室，进入反省室写自我检查和揭发材料的时候，她不以为然，她觉得只是换个屋子写材料而已，因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直到1966年8月27日，“革命群众”把京剧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要求把张正芳拉出来批斗，到深夜也不散去。京剧院的领导请示市委，决定把她送到公安局。夜里12点，公安过来打破玻璃，把她从窗户里拉出去，送到一辆写着“打倒张正芳”的大卡车上。公安局长在公安局门口迎接她，才告诉她这是“保护性拘留”。
这样的安排让张正芳很感动，也坚定了她“不以为然”的信念。当她进入一个单间囚室的时候，她脑子里甚至在想自己演过江姐，却没有体验过铁窗生活，这下圆满了。
第二天，京剧院党支部书记来找她说：“昨天夜里革命群众没有找到你，十分愤怒，今天要在劳动宫举行批斗你的大会。这完全是为了保护你，你只要承认一切罪名，党了解你，他们说什么，你都答应，平一平民愤就过去了。”
张正芳照做了，批斗之后又被送到公安局。张正芳觉得很轻松，以为自己从此解脱了，不料一周之后，书记又来到公安局，说上次在劳动宫批斗，革命群众不满意，今天要在青年广场举行万人批斗会。
批斗会上，张正芳想，既然上次他们不满意，这次就实话实说吧。她说：“他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说为什么我是？共产党说什么我演什么。他们说我演的是才子佳人，我说我演的就是才子佳人，不演这个，能卖座？能被邀请加入国营剧团？……当时广场就乱了，只好散场。”
她补充说：“革命小将怪我搞砸了会场，都打我，谩骂我。把我押回劳动宫，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满头都是血……”
回到公安局之后，张正芳想到自杀，可是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她抬头看到了电灯，准备找个东西垫脚，去触电……可是，被门外看着的人发现了。他们怒斥了张正芳“畏罪自杀”的行为，张正芳自己一想：“也是，我死了就等于承认我的罪名了，我要真是死了，我老妈、儿子怎么办？”
对张正芳的第三次批斗，是一次游街大会，她的双手被抹上黑墨，向前平伸着，站在卡车后面……她感到羞愧极了。只能自我安慰道：“我到丹东十多年了，每天忙于演戏，这次由市长、市委书记陪斗，坐在车上终于有机会游览丹东市的全貌了……”
与这种“拉出来”的形式相比，当时给张正芳罗织的“罪名”则更让她受伤。
“我听到自己的罪名时，一下子就蒙了。”
这些“罪名”有：“走资派”（副团长）、“白专道路”（演传统戏）、“戏霸”（主要演员）、“特嫌”（顾正秋在台湾）、“资本家小老婆”（她前夫的特殊身份）……
“特嫌”的意思是“特务嫌疑”——这是张正芳最想不明白的，这顶帽子从何而来呢？
这里是一段沉重得有些黑色幽默的插曲。早在1961年，社会上有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提法。在一场已记不清由谁组织的动员大会上，张正芳站出来表态，说自己有个好同学顾正秋就在台湾，还堪称“台湾梅兰芳”，在当地很有影响。她还详细地说过，在台湾，蒋经国、“财政部长”任显群，以及一位空军的部长，三个人都围着自己的同学顾正秋转。张正芳甚至还“天真”而一腔热诚地希望组织上信任她，派她去向顾正秋做说客，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特殊时代背景下，张正芳的做法其实很普遍也很能被理解。但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这番不经意的表达，却成为了别人手中的“铁证”。
那些批斗她的人说：“你台湾那位同学那么牛，传说蒋经国都要追求她，那她把你留在大陆干什么呀？做什么工作啊？显然你有特务嫌疑！”于是，张正芳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了一顶叫作“特嫌”的帽子。而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和因由，竟然是多年以后，她重返丹东时才有人告诉她的。
游街回来之后，张正芳被安排打扫剧场、厕所等工作。她被安排住在剧院的锅炉房内，工作就是给演员们洗“水衣子”（演出时贴身穿的衣服，主要作用是吸汗，可以防止汗水对戏装的破坏）。
有一次，剧团演完《智取威虎山》，让张正芳把剧中的白披风都洗干净。张正芳埋头洗了一整天，可没想到，锅炉房里拉着的那根绳子会掉色，她刚把披风搭上去，接触的地方就被染成了蓝色。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拿下来，已经来不及了，那条明显的蓝色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于是，张正芳求锅炉房干活的人帮她去买一点漂白粉，可没想到，却被造反派发现了，说她这是企图“破坏样板戏”，并禁止她用漂白粉漂白披风，只许继续用肥皂和清水洗。那个夜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双手浸在寒冷的水中整整一夜，不停地搓啊、揉啊，到天明时，蓝色的线才勉强被洗掉。尽管如此，此后这件事还时常被造反派拿来“做文章”。
那段时间，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与压抑。她真的想不明白：“我是共产党、毛主席从旧社会解救出来的，感激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是的，那段荒唐的岁月里，又有什么是可以被“想明白”的呢？
那年，才38岁的她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折磨后，两鬓竟泛出斑白来了。
在造反派中，有一类人批斗张正芳是最“狠”的。有一些曾认为自己可以挑梁唱戏，却处处比不上张正芳的演员，发现“文革”到来后，自己终于有机会演戏了，便抓住“文革”的机会，把怨气全发泄到张正芳的身上。那时的京剧演出已经不再卖票了，可当这些人走上舞台主演时，他们的戏依然留不住观众。多少年后，也有个别人终于承认：“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是要靠角儿才行的。”
其实，张正芳的遭遇在当时绝非个例，京剧界是“文革”的“重灾区”。甚至可以说“文革”是从京剧界开始的，大家所熟知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姚文元的批判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自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之后，各地除了北京、上海、山东三地的几个少数“样板戏”剧团以外，其他剧团主要骨干演员一律“靠边站”，再也没有人练功、练嗓、钻研业务。剧团演员像学生“红卫兵”一样去各地搞“串联”。各地剧团大多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
当年的京剧界，骇人听闻的故事不仅是张正芳。比如，她的恩师荀慧生在“文革”初被关押在北京孔庙，与老舍、萧军等一起顶着8月的炎炎烈日，跪在地上接受教育、焚烧戏服，忍受皮鞭和谩骂。揪斗和毒打更是家常便饭。后被解往京郊的沙河农场，做起超负荷的体力劳动。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摔倒在冰天雪地，无人理会，达4个小时之久，却被说成是逃避劳动的“装死”，几天之后便与世长辞，终年68岁。又比如，周信芳因反对江青，“被押在高架电线修理车上游街示众”，“鼻孔里，嘴角上，都流着血，头发被紧紧揪住，脸青一块紫一块”；夫人裘丽琳被殴打致死，儿媳妇敏祯被用军用皮带抽打至昏厥，孙女玫玫被剃成牛鬼头示众，最终吓疯。再比如，李少春几乎天天被批斗，还被叫去掏大粪、背粪桶、跪玻璃碴；风华绝代、才貌双全的言慧珠被迫自杀……
如果当时的张正芳知道了这些前辈、同行的遭遇，不知她会作何感受。对当时的她来说，唯一能得以安慰的是，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有不少人敢于顶住压力，替她说话，帮助过她。
“‘文革’时期，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了解我，在那种背景下不能公开支持我，就私下和我沟通、给我安慰。”张正芳说，要特别感谢一位敢于站出来替她讲话的化妆师，高云海。
这位高云海，年纪很小时就跟随张正芳，成为她的化妆师了。高师傅为人精明强干，做事情脚下“一溜风”，无论化妆、穿装，还是饮场、赶场、卸妆，都非常利落。化妆师在京剧中被称为“包头桌”，在剧团里的地位很是卑微。但张正芳无论是刚刚重登舞台，或是后来名声大震，都从未歧视过他。她要求自己的孩子们都管高云海叫舅舅。高云海出身好，所以在“文革”中就什么都不怕，站在张正芳的立场上，该说什么就替她说什么，还曾在造反派批斗张正芳时公开呵斥过他们，让他们对张正芳的问题“不要夸张，不要放大”。
还有一个让张正芳感激的人，是她三子的好友，叫徐培成。那时，张正芳刚刚被批准可以回家住，她的三子就和徐培成一起从沈阳的戏曲学校回到丹东，住在张正芳家里。第二天，门被造反派砸得山响，催张正芳去劳动改造，接受批判。这时，徐培成“哗啦”就把门打开了，腰中别着两颗练手榴弹的教练弹，大声喊道：“张正芳是我姨，我看了所有大字报，没发现什么问题。你们对她客气点，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故意双手叉腰，露出腰间的教练弹。霎时，那些拥在门口的造反派全吓傻了，骂骂咧咧地一溜烟跑了。此后一段时间，造反派对张正芳还真是“客客气气”的了。
剧团的年轻人，也是让张正芳颇感欣慰的。1967年年初，剧团分配来一批辽宁戏校的学生，这些年轻的学生有文化，又稍稍懂政治，所以刚到剧团时，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表态。但过了一个阶段，就有人站出来替张正芳说话了。一个叫何伟的同学说：“你们说张正芳是戏霸，不培养年轻人？这不可能！她最支持年轻人了。1963年，省人代会她为大会演出，她的配角都由沈阳京剧院完成，其中缺少一个演‘孟良’的演员，我那时才是戏校四年级的学生，杨元勋老师推荐由我来扮演。那时的张老师是大角儿，没想到她完全没有意见，立即同意，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耐心地给我说戏。演出后，她不仅给予我很高的评价，并鼓励我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这是不培养年轻人吗？！”
还有几位同学，比如王孝先、李佐、张启明，就曾批评那些造反派是“嫉妒”，是“狼崽子”；赵巧媛、王丽华等年轻人也明里暗里支持、鼓励张正芳。年轻人中还有一位专案组成员叫刘云凯，曾私下跟张正芳说：“张老师，您不用怕，我们会主持公道的。”
看到本书前面的老戏单和剧照，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张正芳没有被抄家吗？这些“封资修”的戏单、剧照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这也要感谢好心人的帮助。张正芳三子有几个发小，比如张正芳的义子高宝生，还有臧玉琪、宋振家、王桂玉（后来成为了她的三儿媳）等，在张正芳被抄家前，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剧照、戏单等资料分别拿回家去珍藏。要知道，这种行为在当时可是“窝藏封资修”，是要挨斗的。可大家都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还帮着打探消息。一有什么动静，高宝生就第一时间偷偷跑来告诉张正芳，让她或躲一躲，或教她如何对待。臧玉琪文化水平比较高，每一次造反派让张正芳写材料、写检讨，张正芳都请他帮助修改，以求能顺利“过关”。
“这些青年们的无私，在精神上帮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张正芳说。直到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每个曾经帮助过她、安慰过她的好心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