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营剧团，身份变化了，心情也变化了，但生活作息和专业训练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无论是私营剧团还是国营剧团，都是按照戏曲演出和排练的规律来安排演员工作与作息的。张正芳记得，当时每天上午10点开始上班排戏，到下午1点结束；下午则休息，到了傍晚5点上班，就开始化妆、准备；晚上7点准时开戏，10点散戏，各人收拾回家。如果有特别的演出任务，则夜里10点半，演出结束后演员自愿排戏。有时加班加点，排戏直到夜里2点，也是常事，并没有“加班费”一说。紧张、忙碌的生活，张正芳过得倒也心满意足。而几乎天天演出，又天天有人看的情况，可见当时京剧是普通人日常娱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排戏方面，张正芳曾在烟台期间，和储金鹏等老前辈合作，改造了一批传统戏，新编了不少历史剧，并赢得了当地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大满堂。到丹东后，张正芳正好把之前学习的编戏、改戏本领用上了，她的新戏，特别是现代戏，同样成为叫座的好戏。
1955年张正芳与徐菊芬合作排练《春香传》，这是张正芳加入丹东市京剧团之后排练的第一出戏。
“传统戏毕竟有限，要想长长久久地演下去，就一定要排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她说。这种戏不够演的状况，亦可见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
张正芳入团后排练的第一出戏是《春香传》。这是一出朝鲜戏，原本京剧里没有，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对这剧目不陌生，对它在当时的火爆程度也很了解。打听到当时的天津市越剧团在排这个戏后，丹东市京剧团就也决定要上这个剧目，立即安排了一个队伍，包括导演、舞美、主要演员等，到天津去观摩学习。
这出戏有很多朝鲜舞场面，很多龙套都要在场上跳朝鲜舞。为此，剧团专门请了朝鲜族的老师来教舞蹈。排戏时，京剧团人手不够，就发动全市文艺团体都来支援，评剧团、歌舞团、文工团的青年们云集一堂。张正芳说：“这让我体会到了国营剧团的优越性，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组织的力量是巨大的。那时张正芳京剧团唱得再好，也就是唱戏拿钱走人，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她还回忆，后来1957年排练新戏《香妃》时，剧团又请来了维吾尔族舞蹈老师。“总之，就是一切为了工作需要，一切为了文艺需要，需要什么，就调动全市，甚至全省的老师来教、来排，这是私营剧团做不到的。”
1957年，张正芳在丹东排练新编历史剧《伊帕尔汗》，饰演香妃一角。
回顾这段岁月，张正芳很形象地总结说：“当时是来社会上什么运动我们就唱什么戏，上头有什么号召下头就有什么行动。”那个年月里，上演现代戏是政治任务，观看现代戏也是政治任务。于是，促成了一大批符合当时社会价值观的现代戏的诞生。
要排练什么戏、演什么剧目都由艺委会开会决定，开会时间不固定。艺委会由六七人组成。张正芳记得，自己进入艺委会不久，就提升为艺委会主任，其他成员还有罗宝城、刘骥、王宾亭、陈啸翔、徐啸山等。总之，生、旦、净、末、丑等各行当都包括了。在艺委会内部的分工中，一般是集体讨论出选题；然后由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的张正芳等主要演员，提出大概的排演思路；最后，再组织剧院内部的编剧们，写成剧本。比如，1955年参加辽宁省好剧目会演的题材，就是由罗宝城提出的《乱点鸳鸯谱》，然后提交给艺委会开会，讨论戏怎么编，头场是什么、二场是什么，主演什么时候上，看点是什么，在此过程中，陈啸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并最终确定由张正芳和陈啸翔作为主角。讨论完后，艺委会成员分工，文化程度浅的写故事梗概和自己扮演角色的台词等，文化程度高的，则负责统筹全剧剧本，比如，最后决定由罗宝城来整理全剧。剧本初稿完成后，再提交艺委会，由全体成员二次讨论，修改剧本。剧本定稿后，就召集团内相关演员开始排练了。这样的合作保证了当时新编、改编剧目的产量和质量。一言以蔽之，即由艺委会保证国营剧团的剧目选定、角色排定等公平、科学和高效。
比如《刘介梅忘本回头》，刘介梅本是黄冈农民，解放后当了农会主席、区土改工作组组长，但他开始梦想发家致富，拒绝入社，所以是“忘本”；但后来表示悔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是“回头”。一时之间，刘介梅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甚至惊动了毛泽东。1958年电影《刘介梅》上演，各地剧团都排演戏剧《刘介梅》。
按照宣传部的指示，配合“整党运动”，演好刘介梅，组织教育全市人民，京剧团积极响应。张正芳组织艺委会成员连夜开会，讨论如何尽快排练现代京剧《刘介梅》，在讨论中，罗宝城介绍了剧本的主要场次、开头和角色，主要演员纷纷提出如何完善人物形象，张正芳主动要求担任配角，前后饰演刘母和刘妻两个角色。在艺委会高效的组织动员之下，由剧团里几个有写作能力的编剧各自分工，每人一场，短短两天就拿出了剧本，第三天就开始排练，几天之后，一出全新的现代戏《刘介梅忘本回头》就登台亮相了。
戏排出之后，如何保证上座率？
张正芳亲自骑着自行车，多次前往中小学、机关党委安排演出场次和组织观众，这也考验着她的协调能力。有一次，她去一个服务行业安排演出，对方单位的领导向她道了难处：“张正芳同志，你们能来演出，让我们受教育，我们很高兴。但我们是服务行业，剃头的、洗澡的……很多人早晨7点钟就要上班，上班之后根本没有看戏的时间。除非，你们7点钟以前给我们演出一个早场，我们的职工才能去看啊。”
张正芳把情况向剧团领导汇报了，她算了算说：“如果要7点之前结束，那么最晚清晨5点就得开戏。”5点开戏，就意味着演员们几乎不能睡觉，半夜要起来化妆做准备，辛苦可想而知。没想到，张正芳回剧团一说，无论是领导还是演员，都热情高涨地说：“党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我们愿意3点钟起来，5点钟演出。”这真是那个年代里特有的“革命热情”啊。
就这样，剧团带着《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戏，早上5点演出一场，7点以后又演一场，9点再演……一天总共要演五场。张正芳记得，“大跃进”时期，辽宁省的各个剧团之间甚至打起了“擂台”，看哪个剧场的演出场次最多。那是1958年，张正芳所在的丹东市京剧团一年总计演出850多场，不仅在全省排第一名，而且创造了京剧史上一天连演5场戏的历史。
据张正芳回忆，对于剧团而言，包场收入仅相当于自由卖票的40%，但场次多，几乎场场满堂彩，这样就能同时把场次任务和经济任务都完成了，因此剧团也会很愿意在这类戏上投入。除《刘介梅忘本回头》外，丹东市京剧团当时还演出了《向秀丽》《钢铁显神威》《人民公社好》《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等一大批“应时应景”的现代戏，京剧成为了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
排演现代戏也是剧团间交流，特别是地方剧团提高业务的一个途径。
1958年，中国京剧院首创京剧现代戏《白毛女》。丹东市京剧团听闻后马上组织人员到北京学习。“我们去学习都很艰苦，”张正芳介绍，“比如，今天出发，我们一般是唱完了今天的戏后，当天晚上坐通宵的夜班火车到北京去，明天一早下了火车就到京剧院要本子学习，晚上看北京的剧院演戏，后天实地学习、排练一整天，大后天就赶回剧团，加紧练习。不久就能演出了。”虽然日程紧张，但张正芳也承认：“自从学习排练《白毛女》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规的现代戏。”
现代戏的排演还为张正芳这些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走向生产一线，了解生活的机会。
1963年，为表彰丹东市一名全国劳动模范韩秀芬，并号召全市人民向她学习，丹东市京剧团组织排演《向阳花开》。作为主演之一，张正芳被派到韩秀芬所在的工厂丹东市丝绸一厂，跟班劳动、体验生活。从小就在戏校、戏班中成长的张正芳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到了本专业之外的工作。她记得，去了工厂整整100天，在那儿吃，在那儿住，和同仁们一起三班倒，不仅了解了真实的工厂生活，甚至还学会了如何织布。这让她对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形态、精神风貌，都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了解，也更利于她贴近实际地去创作和表演了。
当然，现代戏更为这些参与其中的演员，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誉和资本。
1965年，张正芳被借调到辽宁省京剧团参与排练现代戏《红石钟声》，并担任女一号妇女队长车凤。那次，她与当时东北知名的京剧演员杨元勋、范成玉、张晓贤同台合作，在东北三省汇演中以该戏夺冠，并被邀请至东北三省各地巡回演出。
当然，现代戏也不是那一时期剧团的全部工作，除了传统戏之外，新编历史剧也是重要的剧目来源，而且很受当时观众欢迎。
张正芳还特意讲了排演新编历史剧《双玉蝉》的前后经过，这出戏让她至今难忘。
京剧《双玉蝉》是从甬剧移植过来的，它与《天要落雨娘要嫁》《半把剪刀》一起并称为甬剧的“三大悲剧”，在江浙一带地区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双玉蝉》讲的是少女曹芳儿18岁时，父亲为其定下一门亲事。青春年少的她以为爱情就要来临，非常高兴，精心梳妆打扮，等待丈夫到来。没承想，过门那日父亲却抱回来一个18个月大的男婴沈梦霞。原来，这个男婴的父亲跟曹芳儿的父亲在外出做买卖时，在一条船上认识，两人交好。结果后来船翻了，男婴的父亲死了，曹芳儿的父亲就把男婴带回家中做女婿，真正一出人间悲剧。
张正芳在戏中就扮演主角曹芳儿。她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本期待爱情的少女，忽然看到自己只有18个月大的小丈夫时，该是什么心情啊？从喜到悲，心情的起伏又该是怎样的呢？
全戏最精彩的要数一段45分钟的独角戏。那是曹芳儿的小丈夫七八岁上学时，曹父已经过世，只有两人相依为命。沈梦霞一直以为曹芳儿是自己的姐姐，而曹芳儿却只能默默遵守族中规矩，等待沈梦霞成人后嫁给他。后来时局动荡，姐弟俩逃难到了一户官宦人家处，弟弟与官家的小姐年龄相仿，感情日深。曹芳儿有苦在心说不出，只想待沈梦霞能独立门户后，便依约过门成亲。然而，她的小丈夫终于得中头名状元之时，曹芳儿却独自一人，拿出镜子整装打扮。镜中人早已脸色发白，两鬓泛白——命运弄人，青春不再，对爱情的美好希冀，也早已成为了镜花水月。这45分钟的女主角表演，每次都能让观众感动到流泪。这出戏也是张正芳参与过的诸多新编历史戏中，在丹东演出的时间最长的，整整两个半月，几乎每场满棚，不留空座。
954年，张正芳演出《贵妃醉酒》的剧照。
真正感人的戏都是深入人心的。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正芳下乡劳动，常常要挑煤、卸车，后背上还垫着一块白布，写着“三反分子张正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艺术权威”。有一次，一个她不认识的老太太忽然走过来，手里还拿着四个热乎乎的鸡蛋，趁没人的时候塞给张正芳，低声说道：“哎呀，张正芳，你快拿着吃吧……唉，太可怜了，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啊，你的戏演得太好了，那《双玉蝉》，我连着看了九遍，哭了九遍哪，我还想看，你可一定要保重啊。”
直到今天，张正芳依然没有忘记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我自己都没有料到，《双玉蝉》会如此打动人心。几十万人口的丹东，就有一个老太太能看九遍；而且直到我受冤屈时，她还能冒着危险来看我。这观众对我的厚爱，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