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正芳和顾正秋、谭富英唱完一个月的戏，最终选择了再次离开舞台，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天津。这后来的几年时间，对张正芳的人生来说，就像是一头扎进了浑浑噩噩的无形大网、进退两难间，再次经历为艺术而浴火重生的人生历程。
黄家是一个几十口人的老式大家庭。虽然黄先生和原配夫人之间完全没有感情基础，虽然张正芳才是他自己选择的婚姻对象，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严苛的辈分和等级惯例下，这些在现代社会看来“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更难以被那个大家庭接受。
年轻的女人，本来就在那个家庭的最底层；一个自外而来娶进门的戏子，处境更是可想而知。由于原来的夫人将几十口人大家庭的生活照料得也算井井有条，家庭成员们便天然地对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保持了敌意。于是，倔强的张正芳咬住牙去吃残渣剩饭，咬住牙每日只睡几小时，咬住牙早晨起床也要给奶奶婆婆倒尿盆……生活上的难处也许可以克服，但各种仪式上、礼仪上体现出来的尊卑上下，却让她无法忍受。过年时的磕头仪式，婆婆让张正芳给丈夫的原配妻子磕头。张正芳没办法，只能磕。磕完后，轮到小辈给长辈磕头，丈夫与原配所生的姑娘给张正芳磕头了，可两个儿子却不肯跪拜，气得张正芳只能跑进厕所关上门哭，心里的委屈无处诉。婆婆在厕所外砸门大喊：“你哭什么，大过年的，你给我出来！要哭上外边哭去，回你娘家哭去！”
如今回忆起来，80多岁的老人虽然仍会感情激动，热泪盈眶，但平静后却这样评价：“我曾经在舞台上的本领到了这样的家庭一点儿用都没有……”张正芳颇有感触地说，其实我不是恨这个人，更不是怪这个家庭，当时的社会里，这一切似乎都那么天经地义、司空见惯。我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已，但在那时，在一个旧式家庭，无论我个人如何努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而已。
“回头来看，我们谁也拗不过那个年月。也许，错的不是我，不是他，更不是他们。”年过八旬的张正芳，已经能心平气和却又意味深长地看待这段岁月。她甚至能找出“感谢”的理由——至少，这是一段我自己选择的婚姻，是我的丈夫让我远离了是非之地，保住了我的清白；至少，这五个孩子是我和他爱情的结晶，并带给了我一生的亲情愉快；至少，在旧式大家庭的那段生活，给了我从那里走出来并继续奋斗、追求演艺事业的动力。
那时，张正芳的丈夫才30多岁，失业后总不能长期待在家中，于是又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也成了张正芳借机离开天津老家的正当理由。丈夫也很是体谅她的心情，为她在北平租了一间小房子。
虽然离开了旧式大家庭，但日子依然不好过。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低矮的屋子里也生个小炉子，每日上午九十点钟生火烧水做饭，做完饭就熄灭火——为了省煤。张正芳带着孩子，一天需要烧多少煤球、吃多少粮食和菜、用多少油，丈夫都是给计算好的，钱只能按照数量按月付给，绝不多供。这让张正芳只能每天掰着手指过日子，煤球是每次只买10斤，米面油量更是每日挎着篮子外出，用多少买多少。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
人在落魄不得意时，对遇见熟人总是抱着矛盾的心态。
有一天，张正芳在小屋的门口碰到了王金璐老师。这位老师是京剧界的武生泰斗，北京中华戏校毕业，在上海演出时曾为上海戏校的学生讲课。那天，王金璐显然也看见了张正芳，但目光即将触碰时，张正芳赶紧低头快走几步，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丢人啊，”张正芳回忆，“我曾是上海戏校的名角，可如今到了北京如此落魄。那天回到家中我哭了很久。”
王金璐虽是教武生的，却也和张正芳有过交集，还给这个小姑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上海戏校时期，有一次丁永利师爷应邀来校给刘正忠同学说《林冲夜奔》。他带着王金璐同来，说戏时先让王金璐示范动作。戏中，林冲进了庙门之后有一句“待俺关了庙门，休息片刻，再行躜路便了”，说罢起飞脚，单腿落地，连续探海、射燕、变脸、蹾地、卧鱼亮住。这是个优美但却有一定难度的身段，刘正忠看过示范后，由于过度紧张，飞脚落地后，连续几个技巧都没找对，走了很多遍也没成功。王金璐不烦不恼，一次次反复做示范。老师越耐心，学生反而越心急，找不到“范儿”的刘正忠竟掉了眼泪。
当时，张正芳正在墙边长凳上练站跷功。对这段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乘中午大家回家吃饭，便好奇地按自己心中掌握的方法，在地毯上试验走着——起飞脚，随之找准了单腿落地的位置，再伸腿绷脚面、探海、长腰、射燕、变脸、蜷腿提气、蹾地、卧鱼。这几个连贯动作，竟走得很顺。王金璐知道后，小小地吃了一惊，心中对这个女孩子开始刮目相看。
不久春节到了，戏校的老师带着张正芳和刘正忠，到丁永利师爷下榻的金老公馆（专接北京名角到黄金大戏院演出的寓所）拜年。一进屋门，众人首先遇到了王金璐老师，正芳和正忠马上向王老师双膝跪地：“王老师，给您拜年了！”不料，王金璐见状竟也立即向这俩学生跪倒，还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也给你们拜年，祝你们长命百岁！”
他这突然跪地的动作，弄得孩子们不知所措。这也是张正芳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别人这样的礼待。王金璐当时已是著名演员，又是首次赴沪陪着李玉茹担任挎刀当家武生的，而正芳和正忠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学生，如此对拜，怎么敢当！
事情虽已时过境迁数十年，但张正芳却依然历历在目。“谦虚厚道，平易待人”这八个字，张正芳说，是王金璐老师用行动教给自己的，会一直记在心上。
若干年后的一个春节，张正芳打电话给王金璐老师拜年。王老师问：“正芳，1947年你是不是在北京啊？”
“是在北京。”张正芳回答。
“我看见你了。”王金璐说。
“我也看见您了。”
“你看见我怎么不说话？”
“当时我非常落魄，孩子他爸把我丢在北京，就住在东半街七号，挎着一筐煤球，我是十斤十斤地买着烧。”张正芳还是选择吐露了实情。
“你怎么不找我，找我我就帮你想办法。”
“我哪有脸去找您啊！”
作为旁观者的顾正秋，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
正芳与那位黄先生养了五个儿子，是离婚之后才又出来唱戏的。我听了一点也不诧异。那个婚姻如果没能给她幸福，又何必勉强维持呢？正芳有她的才华，扮相美，功夫也到家，确实不应埋没啊！
历史的戏剧之处在于，张正芳离开京剧舞台之后的那几年“噩梦”，也恰恰是中国京剧江河日下、噩梦连连的岁月。这也许是张正芳没有看见，也不愿看见的。
1946年年初，上海社会局和警察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强令戏曲演员和妓女一起登记，伤害了演员和观众的感情，引起民愤。田汉、于伶组织了“上海市剧艺界拒绝艺员等级委员会”，“麒麟童”周信芳等名角都有参加，抵制强迫登记和检查，维护戏曲的尊严和权利。同时，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剧目的审查，稍有不利于当局则会遭禁、受罚；戏剧界进步艺人收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受军警特务盯梢、威胁，加上流氓、戏霸干扰演出现场，欺诈与压迫，艺人们生命无保障，艺术无自由。
同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征收的娱乐税高达60%，比敌伪时期还增加了20%。也就是说，如果一张票价格1000元，交税就要600元，但剧场和演员仅能从中分得400元，加上通货膨胀，除了天蟾舞台和中国大戏院等几家大剧院还坚持着，其余小剧院只能纷纷关门了事。为了维护表面的繁荣及给军政要人演出，国民政府面对诸多剧院关门的现状，只能在上海大兴土木，1947年至1948年分别建造了“介寿堂”“新亚大戏院”“太平戏院”等多家戏院。表面的繁荣下，不少著名老艺人潦倒奔波、贫病交加、晚景凄凉，年轻艺人则挣扎在饥饿线上。
当时的京剧舞台也是怪象频出。粗制滥造、卖弄机关布景、噱头魔技，乃至淫秽、恐怖充斥着京剧舞台；纯娱乐的节目，南腔北调，降低了艺术品位，如以僵尸为主角的《冷月凄魂》，演出中竭尽淫秽、恐怖渲染之能事，让僵尸一边拜月，一边跳“四脱舞”；《杀子报》，制造出血花飞溅、洒向观众席的情节；《盘丝洞》，无不以香艳肉感、明眸风骚、美不胜收的庸俗言辞和表演招徕观众。
张正芳说，转折在1949年1月31日之后渐渐发生，那一天，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上海戏院纷纷倒闭，“共舞台”的老板首先逃跑，“中国”“大舞台”“天蟾”等戏院老板也相继逃走。
解放后的北京，戏曲界于1949年8月8日在民主剧院举行了戏曲讲习班，上海则是从1949年7月22日开始，先后举办了三届戏曲研究班。欧阳予倩、田汉、马少波、周信芳等担任老师，讲述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社会地位，讲戏曲改革京剧的前途，讲社会发展史、文艺方向等。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戏曲界四位特邀代表之一，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齐，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她后来回忆说，会议期间，每天早晨服务员都给她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恩来考虑到她生过肺病而特意关照的。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个月，北京成立了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京剧研究院，田汉兼校长的戏曲实验学校，马彦祥兼经理的大众剧场和马少波兼经理的新戏曲书店……到10月底，文化部下面成立戏曲改进局（戏改局），一场轰轰烈烈的戏改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几番关照，要“团结、改造、关心戏曲艺人”，发起给老艺人送温暖，送棉衣等活动……
这一切，今天的张正芳可以如数家珍地道来，但当时的她却都没有经历过。
那时，她甚至不知道戏剧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想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她没有意识到解放对她意味着什么。
在她关于自己的记忆中，1949年的北京生活，是“20块钱一个月，要带两个孩子，柴米油盐都包括在里头，吃饭都吃不起，一斤粮票可以买5斤地瓜，经常拿粮票买地瓜，以地瓜充饥”。
这年10月，张正芳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我丈夫曾答应过年来照顾我，但那年月，生活也终究是艰难的，他曾试图放下工作来照料，但最终无法成行。于是，只得到过年前来了封电报，给我多寄了10块钱。”
终于熬不下去了。
1950年，张正芳又搬回了天津。在公公的支持下，她不再回到那个大家庭，而在南市的一个小胡同租了间小屋子，单独住下了。“房钱便宜，也挺蹩脚，但好在是独立了。”
那间小屋子在一个老式的宅院里。“我就想，我还年轻，今后的日子总不能完全靠他，必须自己谋生，可干什么呢？”张正芳顿了顿，说：“我那时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再演戏，我演戏去了，孩子交给谁呢？”于是，她想到了学缝纫，在家里就能揽活干活，还能照顾孩子。随后，她就照着一张广告上说的，报名参加了4个月可以毕业的缝纫学校。每天学习两个小时，边学习边实践，没想到两个月就全都学会，毕业了。
搬到天津独居后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旧式家庭解放出来。这时的张正芳也开始渐渐觉出了时代的不同。
“街道会把家庭妇女都组织起来，说解放了，可以出来开会了，”张正芳心里暗暗惊讶，“过去你哪能出去开会啊，一是你得在家带孩子；二是过去国民党那会儿好像也没这组织，街道里委会也不管这事儿。”张正芳说，解放了，有妇联了，妇女们都组织了起来，我才能参加开会。
“参加开会”，对今天的妇女而言可能并非大事，但对张正芳那个年代、那个阶层、那个群体的妇女们而言，无疑是社会身份得到提高的一种自我肯定。而更实际的意义，则是“能知道国家大事”。她说：“知道有抗美援朝，我们不能上阵打仗，但可以做军需物资，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抗美援朝啊。”一听说这个消息，张正芳就报了名，参加了缝纫小组。
小组的主要任务从做军袜子开始。她记得，军袜的底子是要“纳”过的。跟鞋垫一样，袜底每寸13针，袜帮扎4圈，再把帮和底缝在一起。一人一天做15双才算完成任务，可以获得1元5毛钱的收入。张正芳当时又怀孕了，还带着两个不大的孩子，这不多的收入对母子3人而言就是全部的口粮。因此除了加紧赶工做军袜，她还做军帐。军用物资需求量减少时，她又找了糊信封、订黄历的活。“一针下去，两针上来，一本五针”。张正芳记得清楚，是因为每一分钱对她而言都十分重要，做100本黄历才能得8毛钱，而一天1元钱是这个家庭活下去的最底线。
2012年4月的一个夜晚，春雨缠绵，淅淅沥沥。
张正芳说到动情处，拍了拍作者的肩膀：“真的，我翻身感特别强。”
作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我们可能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在一个时代里，渺小的个人仅仅是想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人的尊严，却无法依靠自己的本事来达到目标。张正芳也曾试图像大多数女子一样，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获得幸福，但她失败了，或者说，她注定要失败。张正芳是这样，她的丈夫又何尝不是如此。
解放，这样充满政治意味的抽象词语，对张正芳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女性而言，确是那么具体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基调和走向。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生活对她不再只是被动的施予，她也可以依靠自己来主动地争取和改变。她不仅能用自己的手养家糊口，还能有了“爱国”的权利，能为抗美援朝作贡献，能在原本与她无缘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了微小但同样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的变化让那时的张正芳兴奋得不得了，在缝纫组里她始终是名列前茅，在1952年春还被评为街道支援抗美援朝缝纫组的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到天华景开大会、领奖。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没有想到我还能成为劳模。这是我第一次从家庭中走出来，获得这样的荣誉，真的很光荣。”几十年后，张正芳依然满眼都是光彩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