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张正芳为什么没有拿到戏校的毕业证书，就离开了校园？
这是一段不那么愉快的回忆。
顾正秋在1960年代口述、1980年代出版的《顾正秋的舞台回顾》中说：
她（张正芳）是个早熟的姑娘，在我们毕业的前两年，她就和在兰心戏院演话剧的黄宗英、王微、蒋天流等熟识了……我知道她交了男朋友，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心里很不是味儿。大概没多久，她就离开学校，听说和一个姓黄的商人走了……她走之前，没和我谈过，走之后，也没给我片纸只字，我以为这个好朋友就此断绝音讯，没料到后来我在南京中央大舞台公演的时候，她忽然跑到后来来看我……
到了199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了人间的沧桑坎坷，顾正秋在《休恋逝水》中又是这样回忆的：
大概是1945年初吧，还不足17岁，正芳突然悄悄失踪了……这个消息使我很伤心——我俩不是最好的吗？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跟我说一声就走了？但转念一想，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苦衷吧？何必怪她呢？只是从此见不到她，心里难免若有所失；以为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
几十年后，张正芳在北京的寓所向我们平静地道来。
“七七事变”，她的父亲失去工作，生活就一点一点落魄了：先是把一楼客厅租了出去；接着，二楼男女主人的主卧也租了出去；最后，亭子间也有了租客。不仅如此，家中原来的红木家具也尽数变卖。就这样，张正芳和她的父母及三个哥哥，一个曾经富庶的小康之家，就住进了原来那幢房子的“假三层”。尖顶棚的两边斜下来，狭窄的墙壁上有一扇窗，窗下就是张正芳栖身的小床，甚至伸不开脚。父母睡在屋中的一个大床上，旁边再放一张大哥睡的小床，二哥、三哥则每晚打地铺。那时的家里，已经困难到连吃饭都吃不饱了。雪上加霜的是，1943年，44岁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由于无钱医治，贫病交迫，最终，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丢下一家子离世了。
大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越来越能体会别人生命的苦和选择的无奈。对比这两段文字，能看出顾正秋的心境。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让张正芳做出这个“破天荒”的决定？
父亲一走，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终于散了架，兄妹四人也只能各自寻找生活门路了。
张正芳的大哥从小喜欢吹口琴，便经人介绍到王庆隆口琴学校去教习，顺便抄写谱子挣点钱。此后，又被生活所迫，到一家舞厅去吹口琴，当起了那时人们口中的“洋琴鬼子”。在舞厅，大哥认识了一个舞女，二人结婚后，便离开了家庭。她的二哥失学后，到苏州一个亲戚开的钱庄当学徒，便离开了家。三哥辍学后选择了学皮鞋匠，也离开了家。
那时的张正芳才14周岁，已是上海滩小名角儿了。但仍在戏校学习的她，只能靠在学校领点伙食费。“大概相当于现在100斤籼米吧。”张正芳说，这些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她和母亲两人的生活，吃饱饭都很困难。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改嫁给了日伪政府的一个副官。当时的张正芳虽然年纪小，但也寻摸出了其中的“滋味”：“这个人很恶毒，他和我妈结婚，很可能是奔着我来的，一心要拿我做摇钱树……送到小广寒，或者送到什么长那里去。我知道，家里不能待了，简直是狼窝了。”于是，她只能借宿在同学家里，左思右想之下，和母亲摊了牌：“这个人要害我，你要他就没有女儿了。”无奈的母亲也说了真话：“你要是能养活我，我就跟你走。”
离家的哥哥们听说了母亲改嫁的消息，便也逐渐和妈妈脱离了关系。
回忆这段往事，张正芳难以平静。她端起水杯，像是喝水，又像是思索：“在戏校的时候，这个长，那个长，还有大资本家，一请吃饭，必然是校董、校长带着我和顾正秋出去应酬，这样的场合太多了。有时，他们喝多了就说，‘差不多了吧？’老师们说，‘慢慢来，再等两年嘛’。起先我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可到了十二三岁上，也就逐渐逐渐理解了。”
张正芳感慨，到了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当年父亲不让她学戏！“社会上的‘下九流’，那些剃头的、修脚的、妓女、戏子……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你，仿佛理所当然。在学校时学校要维护威信，还有校长、老师保护我们。可毕业后，离开了戏校你到哪儿唱戏去？要唱戏就要有人来捧你，捧你的人有多少是不怀好意的。你想有一个完整的身体吗？这不可能。老宋家书香门第，我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民国之后还在《申报》当过编辑，都是有文化的人，对我来说，怎么可能？”
几十年后，张正芳的眼中，依旧是深深的无奈。在那个时代里，一个十多岁的少女，仅仅是希望能过上普通人平静的生活，希望能有尊严地活着，却无法仅凭自己的努力就实现这平凡的愿望。她挣扎着，试图在左右为难的夹缝中为自己寻找一种可能。
就在这时，张正芳遇到了顾正秋口中的这个“丈夫”。
那时，十几岁的张正芳在台上光彩，可每每回到家中，走进弄堂，总被邻里说成是“拖油瓶”（上海方言，妈妈改嫁了，她原来的孩子就是拖油瓶），这让好胜要强的她觉得丢人。经历家变的张正芳早已比同龄人更成熟，改嫁了的母亲无法细致地顾及她的前途，周遭那些非亲非故的同行、朋友也没几个能真正替她考虑和着想，她只能自己为自己的命运谋划着、争取着——女孩子早晚要嫁人，也许嫁得一个好人家，清清白白，会比待在梨园行里好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想法被周围人观察到、揣测到了。正好就在此时，一位朋友无意间提起，一位姓黄的商人家中夫人亡故，想续弦。
朋友口中的黄先生，是南京钱庄的一位襄里（副经理），一表人才，每次来上海，必然请校长、张正芳和顾正秋一起吃饭，还给张正芳带一些玩具。1945年的春天，张正芳16岁。二八少女风华正茂，对社会上的事情没有太多戒备。她当时只是觉得黄先生人挺好，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虽然比她大12岁，但看上去却是真心对待自己，而且能把自己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保持清白。就这样，张正芳选择了相信和托付，她那时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黄先生在婚后能赡养她的妈妈，而那位黄先生自然也是一口答应。
于是，张正芳还没毕业，就跟着她新婚的丈夫到了南京。
她说：“我一心只想着离开荪吉里那个臭窝，离开上海，离开是非之地，不再唱戏，做个清清白白、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去过一种正常的、全新的生活，并把我的母亲也带进幸福里。就是这么简单。”
1940年代的戏剧名角，面临着一个选择的困境，是要舞台，还是要清白？似乎这样的问题，在今天都没有过时。
张正芳的选择，让她此后的人生，与其他传统戏曲演员不尽相同。
婚后的生活也算得上美满，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日常生活井井有条。他们南京的家安在了青石街十五号。独门独院、楼上楼下还算宽敞。张正芳的母亲也跟着到了南京。只是丈夫为了赚钱养家，应酬颇多，有时会很晚才回家。
然而，妈妈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一个月后，就丢下张正芳回了上海。母亲说：“吃姑爷的饭我不习惯，你既然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在南京吧，我走了。”而在张正芳的理解中，母亲之所以回上海，是因为“她还是留恋上海那个家”。
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张正芳怀孕了。那时，她只想着做个贤妻良母，安此一生。后来顾正秋曾回忆，自己1946年带团在南京演出，时居南京的张正芳不仅把团里的“正”字辈同学都请去家中吃饭，而且还特地做了好多肉松让同学们带回团中改善生活。家宴中一道红烧蹄，顾正秋一生未忘。“正芳已是一个能干的妇人，我还是一个未解世事的姑娘呢。”
1945年，日本投降，这对全中国人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然而，却又成为了张正芳人生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钱庄倒了，丈夫失业了，做生意又赔了很多钱。对于沉浸在小日子中的张正芳，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然而，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1946年年初，丈夫的弟弟从天津来到南京，带来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消息——丈夫并非丧偶，家中那位由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当时仍然健在，他们还养育有三个孩子。
那位黄先生没有做过多的辩驳。张正芳相信，从日常他们夫妻的感情来看，这至少是一段自由选择、努力经营的感情和婚姻。如果不是时局的变动，丈夫肯定也是希望小两口能在南方从此安稳度日的。至于丈夫家中那位“夫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只是在那个年代里，能一力抗争、休妻再娶、追求新式婚姻、成为时代先锋的人，毕竟需要太大的勇气。无论是张正芳，还是丈夫黄先生，其实都只是巨大时代变动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两人都只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尽个人最大的努力，在找寻幸福而已。
旧时代女性一次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却走到了这样的结局。难道仅仅“不谙世事”这样个人的原因，或是“遭人算计”这样一推了之的概括能解释的吗？也许，不身处在当时的境况中，我们谁也没有能力回答如此复杂的问题。
“这时你说我怎么办？我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只有委曲求全。把孩子带好，认命吧。”这是张正芳最后的决定。
但是，一家子如何生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