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民国京剧，没有人能绕得开上海戏剧学校。从1939年到1945年，一个存在仅6年、培养了仅一届学生的戏校，却成为中国京剧史上的奇迹。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要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于江南办起这所京剧专科学校呢？
还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20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这段时间上海的纺织工业、缫丝工业、卷烟、火柴、搪瓷、造纸、榨油、肥皂、颜料等轻工业，甚至煤、铁矿等重工业均有所发展，银行也从1911年的8家增长到1919年的48家。城市资本家、工商业者，开始寻找刺激和娱乐，同时农村地主、官绅进入城市加入到城市文化的消费之中，这为上海京剧发展提供了社会、群众和资本的基础。
这段时期，京剧空前繁荣，至1919年，上海先后成立70余家新式剧场。除原来的“富连成”外，欧阳予倩主张“养成演剧之人才”，并身体力行，于1919年创办南通伶工学社，1929年在广东创办戏剧研究所；1930年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还出现报纸如《梨园公报》《戏世界》；杂志如《戏剧月刊》《戏剧丛刊》《国剧画报》等。更不用说名角辈出。
岁月匆匆。也许还有长者记得，1931年6月，杜月笙为了庆祝浦东杜氏祠堂落成大典，邀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杨小楼、高庆奎、言菊朋、马连良、周信芳、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等赴沪演出，除余叔岩、盖叫天之外，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所有顶级名角。一连3天，盛极一时。当时的上海街头，连黄包车、三轮车工人都不时哼唱着“好一个聪明的小韩信”，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张正芳还记得，1935年秋，北京富连成科班“盛字辈”毕业生来沪演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爱好京剧的人士纷纷议论：偌大的上海，连一个培养京剧人才的科班都没有，真是遗憾！
这一年，是上海戏校开办前的4年。
也是这一年，许晓初意识到，上海必须有一所自己的戏校。
许晓初，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五四运动”时期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最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时，他已是一个拥有几十家大中企业的实业家了。《顾正秋的舞台回忆》一书中记载，许晓初在“七七事变”时，已在上海工商界拥有40余单位，身任16个厂家的董事长及14个公司行号的总经理。身家资产可见一斑。
许晓初先生（当时是公共工部局的华董）是个有心人，有了开办戏校的想法后不久，就与同窗好友江一平、陈承荫等进行了详细的筹划。1939年，许晓初联系一些社会人士，如虞洽卿、林康候、袁履登等，正式提出创办上海戏剧学校。
紧接着，校董会在他的倡导和具体操办中成立了。对于了解民国历史的人，这是一份可以感受到上海戏校背景和许晓初良苦用心的名单。
虞洽卿任名誉主席，林康候为主席，许晓初、袁履登为副主席。校董有：闻兰亭、江一平、许冠群、顾光明、俞松绮、张敬礼、李润田、李佑震、姚俊之、孙雪影、项康元、高培良、虞兆兴、裘悼其、刘叙云、金宗城、沈长庚、张福康、王皋荪、吴发来、魏廷荣、鲍和卿、金亦阱、李时敏、江子诚、蔡仁抱、李宝森、金信民、董兆斌、费穆、张松山、黄宪中、邱长荫、范鑫培、史致富、陈星五、金廷荪、裘星五、陈承荫等。同时，许晓初找到了当时著名的京剧艺人、教学家关鸿宾先生，希望他能加入戏校。关鸿宾知道后，欣喜若狂，欣然接下了戏校教务主任一职。
张正芳拿着这份名单，年过耄耋、经历风雨的她，如今更能明白当初许先生创办戏校的不易。她说：这些人都是当时上海的企业家、实业家、影剧家、法律家和大剧场、大饭店的经理，从这些不同职业的人选上便可看出许晓初办学用心之良苦。他把办学校前后可能遇到困难而需要的各方面人选，都纳入了校董会。而这个校董会也确实在人力、财力、物力上为学校建立了功绩。
在资金上，创办戏校也比设想得更费钱。最初，许晓初准备了5万元办戏校。
真是天晓得……在学校办起来的第二年，早已经花下去三个五万也不止，不过这些钱也置了很多东西。这批学生在学六年期间，学校里做过四套衣箱，一共是四十大箱，这些行头，到最后都送给了夏声剧校。
除了精益求精，花费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上海戏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演出补助。这不但吸引了当时一些贫苦人家的子弟，扩大了参与戏剧传承的人才范围，也引起了京剧界前辈艺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如此费心创办戏校，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娱乐所需吗？
显然不是。
“提倡与整理中国传统戏曲，培养京剧人才。”这是《中国京剧史》给出的答案。对此，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亲历者，张正芳还补充了两点。第一，她认为上海戏校使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的戏曲——京剧和昆曲事业，在上海生根开花，培养出一代江南的戏曲人才。第二，戏校更“深远的意义”是爱国。
张正芳拿出了许多当时演出的戏单，从这些剧目上，今人也可以对上海戏校极其创始人，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上演过全部《儿女英雄传》《庆顶宝珠》《祝家贤庄》《和番出塞》《平贵回窑》《鼎盛春秋》《缇萦救父》等剧目，这些剧目都是以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和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为内容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这些剧目的选择与演出，可以看出许先生的爱国之心是何等强烈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海戏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合影。
后来，在《顾正秋的舞台回忆》中，许晓初的这样一段话也印证了这种猜想：
在沦陷区里，如果想办正式学校来教育青年，一定会受到种种限制，如果办个戏剧学校，敌人便不会注意。而我们的戏剧，又都是讲忠孝节义（即是爱国）的。能借此办学机会给孩子们灌输一些国家民族观念，岂不是一举两得？
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上海，爱国主义是京剧不争的主题。在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带领下，中华剧团、移风社等演剧团体纷纷成立，以京剧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进步活动，编演了一批借古鉴今、爱国图存的剧目，《渔夫恨》《桃花扇》《明末遗恨》《史可法》等，一时风靡，影响很大。
回顾上海戏剧学校办学之初的设想时，许老还提到，创办专业京剧科班，与他的祖籍也有关。他说：“徽调的发源地是我的家乡（安徽），京剧是在徽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然后才成为一种极高尚的舞台艺术的，我从做大学生时起就非常喜爱京剧。”
上海戏校就这样开始运转了。
但正式开学后，第一个学期就不像许晓初筹划得那么顺利。即便花费巨靡，但还是没能实现简章上所规定的解决学生食宿问题，入校后各方面条件也达不到北京科班管吃管住的标准。校舍是租用当时法租界白莱尼蒙马浪路A41号的一处二层小楼，“校址非常简陋，你都想象不到”。大小共6间，加上过道不足200平方米，既无食堂，也无宿舍，更谈不到浴室。
到底简陋到什么程度呢？
张正芳印象深刻。她回忆说，当时的练功房是个“过堂屋”，也就是一进大门通向楼梯的过道，都是水泥地，只有两条非常破旧还打着补丁的一平方米左右的小地毯，是专为“跑虎跳”“砸键子”、“翻小翻”练筋斗用的。那时练习基本功没有海绵垫子，只有两个用麻袋片拼凑起来，内装碎稻草的大草垫子，摔、打、跌、扑的毯子功就在草垫子上练。练“拿顶”“下腰”等基本功，都是双手直接按在水泥地上，三九严寒男女同学的手没有不冻裂的。但学生深知，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才能有一技之长，要想凭唱戏挣钱吃饭，没有真功夫是不行的，因此也都每天练得热火朝天。
学校楼上仅有3间相连的房间。前中两间打通了，中间算是舞台，前间是老师看功和乐队伴奏处。后间隔着一块板壁，留出上、下场门空当，其余的就算是后台了。3间屋的面积总共不到100平方米。前间通往右侧里边有一间办公室。教务、总务、财会等各摆一张写字台办公，但有时也要让给文戏老师作教室。后间的右侧里边还有一间祖师爷供堂，大约10平方米。除了供奉祖师爷，那里白天也轮流作为许紫云、罗文奎、刘嵩樵等老师授课的教室。夜里，刘嵩樵老师带着他的孙儿刘正裔就住在这间，正裔很小就失去父母，是爷爷带大的，祖孙俩相依为命，以校为家，就住在这祖师堂里。
办校之初经费困难，除去付房租和必要的开支外，仅够维持老师们的微薄薪水。所有学生的伙食补贴也是等了10个月后，学生演出有了收入，才发下来的。但尽管条件如此艰难，学校仍坚持办了下去，老师都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学生们也竭尽所能努力学习。张正芳说：“这除了要感激许晓初先生坚定的信念外，还要感谢那些对京剧事业充满热忱、为扶植我们成材富有责任感的老师们。”几十年后，说起戏校的师生情缘，张正芳依然满脸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