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想起了对你们说来似乎是伟大作品的那些小说——《战争与和平》、《名利场》、《特立斯顿·香弟》、《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维列蒂》——如果你们想起这些书，你们确实马上会想起某个人物，他对你说来是如此真实（我的意思不是指酷似生活），他有力量使你们不仅想起他本身，而且使你们通过他的眼光来想起各种事情：宗教、爱情、战争、和平、家庭生活、乡村舞会、夕阳的余辉、上升的明月、灵魂的不朽。
从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第一，伍尔夫对于优秀的古典作家极为推崇，认为他们的小说是伟大的作品。第二，不论他们是什么流派的作家，只要他们塑造了活生生的人物，让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眼光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他们就是伟大的作家。
伍尔夫把托·斯·艾略特和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称为乔治时代的作家。由于他们对于文学传统的破坏，“破裂、砸碎、毁坏的噪音”，成了乔治时代压倒一切的声音。伍尔夫要她的读者回想莎士比亚、密尔顿、济慈、奥斯丁、萨克雷、狄更斯等古典作家的光辉业绩，把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互相对比。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往昔的旋律是多么优美，乔治时代的噪音是多么悲切。
但是，她又指出，只要传统的文学规范“不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而成了一种障碍”，现代作家就不可避免地要向传统规范冲击，发出破坏的噪音。现代作家所面临的困境，并非由于陈旧传统的崩溃，而是由于缺乏一种作家和读者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的准则”。
显然，伍尔夫认为，往昔的传统虽然伟大，但是它已不能适应西方世界的现状，而成为一种削弱表达力量的障碍物。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丰富和发展文学传统。
伍尔夫认为，诗化、戏剧化、非个人化的小说，可能就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她对于小说发展方向的这种推测和建议，并非得之于自发的灵感或神明的启示，而是得之于对文学传统的深刻研究和对社会现状的细心观察。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指出：伍尔夫不仅极其尊重传统，而且十分善于继承传统。她所提出的关于小说革新的建议，几乎都可以从传统的文学中找到其渊源。
伍尔夫十分重视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她曾为此撰写过专题论文。她说：“如果曾经有一颗心灵是闪闪发光、不受束缚的……它就是莎士比亚的心灵；”“如果有人曾经在他的作品中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就是莎士比亚。”
伍尔夫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似乎站在一个特殊的视点来观察生活，这使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最为突出的品质。
伊丽莎白时代诗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心理的深度，然而它并不向我们提供具体的生活细节。伍尔夫写道：
我们渴望理想、梦幻、想象和诗意。伊丽莎白时代戏剧家的光辉业绩之一，就在于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我们。那位诗人（按：指莎士比亚）总是能够超越哈姆雷特与奥菲莉亚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他给我们提出的疑问，并非关于他自己个人的命运，而是关于全人类的生活状况。……如果莎士比亚给了我们这种深刻的思想，这种心理学的洞见，与此同时，他就不再企图给予我们某些其他的东西。作为“应用社会学”来看，这些剧本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不得不依靠它们来获得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某种知识，我们势必茫然失措。
如果我们把《哈姆雷特》和《达洛卫夫人》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伍尔夫关于小说诗化的观点是从何而来的。这两部作品都很少使用“那种令人惊异的写实能力”。哈姆雷特和克拉丽莎这两个人物，他们住什么房屋、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莎翁和伍尔夫都未交代。作品的焦点是人，不是物；是人的内心活动，不是外表形态。克拉丽莎关于生和死的内心独白，似乎脱胎于哈姆雷特“活还是不活”这段著名的独白。它们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它们所提出的疑问，并非关于个人的命运，而是关于全人类的生活状况。哈姆雷特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全世界是一所牢狱，”要由他来“重整乾坤”。克拉丽莎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像一座黑暗的地牢”，因此她要“点亮灯火，照明屋宇”，举行宴会，给人们带来一点光明和温暖。当然，她这种渺小的努力，与哈姆雷特重整乾坤的雄心相比，似乎有点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伍尔夫的确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继承了一种像“伸缩自如的封套”一般的艺术形式，富于想象和诗意的思想内容，脱离了具体细节和个人命运对于人类生活状况的概括理解，以及一种思想和心理上的深度。伍尔夫把这些因素都移植到她的小说实验园地中来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十分推崇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斯特恩的名作《特立斯顿·香弟》。她说：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书，但是，我们以往从未注意过它。此书的词藻极其华丽，然而决非片断的章句。虽然此书的感情基调一直在变换，但是在变化转接之处天衣无缝，……在这儿，你看到了诗歌流畅自然地转化为散文，散文又转化为诗歌。斯特恩站在稍为离开生活一点的地方，他伸手轻轻地抓住了想象、机智和幻想；他既然把手伸到了生长着这些精巧果子的高高的树枝上，对于生长在地面上的那些比较坚硬的蔬菜，他当然毫无疑问会自愿放弃他的权利。
显然，伍尔夫从斯特恩的作品中继承了下列因素：从生活后退一步的宏观透视方法；感情基调的复杂变化和散文、诗歌之间的自由转换；抓住诗意的想象和幻想，把细节真实这种“坚硬的蔬菜”弃而不顾。这就使小说真正成为一部“充满诗意的书”。
斯特恩主张，在叙述体的小说中，情节的发展无须遵守严格时间的顺序和连续性。他认为，小说结构的基础是情感性的而非逻辑性的。他对于揭示人的感受中的微妙差异极感兴趣。他在《特立斯顿·香弟》一书中，嘲弄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在心理分析的方式和“内心独白”的深度方面，他颇有独创性。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影响了伍尔夫，也影响了现实主义小说大师托尔斯泰。
伍尔夫提出小说诗化的观点，不仅是受到斯特恩的启发，也受到了德·昆西的影响。伍尔夫在讨论德·昆西散文风格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诗歌和散文历来被认为是不同的文体，各有其不同的使命。然而，为了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散文作家们忽视了在孤独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心灵中的狂想和梦幻”。更有勇气的作家，在他们作品的语言方面进行实验，通过“发展、丰富和影响”散文风格，来为文学艺术作出贡献。德·昆西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他把诗歌的感情火焰、集中凝炼、象征能力都带到了散文之中。
伍尔夫之所以赞扬夏洛蒂·勃朗特，是因为她具有诗意。她对艾米莉·勃朗特评价更高，因为她是一位“更伟大的诗人”。艾米莉有一种非个人化的倾向，她被某些普泛的思想观念所激励。“通过她的人物口中说出来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而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恒的势力’……。”勃朗特姐妹俩都感到需要一种言语或行动都无法表达的、“象征着人性中浩瀚无垠而又蛰伏着的热情”的因素。于是，她们就借助于大自然，来描绘一种“非此无法表达的心境”。这种诗化、非个人化以及借助自然景色来表达思想情绪的象征手法，不仅被伍尔夫的小说理论所吸收，也渗透到她的小说创作之中。她在《海浪》这部作品中，不是大大地发展了这种诗化、非个人化和象征化的因素吗？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大师之中，伍尔夫特别推崇托马斯·哈代。她说，在阅读哈代的作品之时，心灵的另外一面被显示出来了，那是人们在孤寂之中方始占上风的阴暗模糊的一面，而不是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的光明清晰的一面。我们并非通过作品与人们个人发生联系，而是与大自然和命运发生联系。
伍尔夫指出，在哈代的每一部小说中，总有三四个人物处于主宰地位。“他们作为个人而存在着，并且作为个人而各不相同；但他们也作为典型而存在着，并且作为典型而有相似之处。”他们既是“受到他们自己的热情和癖性所驱策的”特殊的个人，又是具有“某种我们大家所共有的象征性因素”的典型。伍尔夫认为，哈代的这种把个性和共性融为一体的能力，是“真正的小说家的能力”。而伍尔夫本人则在她的后期作品中特别致力于发挥那种人类所共有的象征性因素。
伍尔夫认为，哈代的贡献不在于细节真实，而是在于某种更为宏观的因素。他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关于某时某地生活的写照，而是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展现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力、一种深刻的诗意的天才、一个温柔而富于人性的灵魂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幻象。在伍尔夫的后期小说中，她不仅着意追求这种宏观的、诗化的视野，并且把这种视野进一步加以扩展。
对于现代英国小说最肤浅的评论，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俄罗斯的影响。……如果我们想了解灵魂和内心，那么除了俄国小说之外，我们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找到能与它相比的深刻性呢？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物质主义感到厌倦的话，那么他们的最不足道的小说家，也天生就有一种对于人类心灵的自然的崇拜。
俄国作家的目光会穿透血肉之躯，把灵魂揭示出来——只有那个灵魂在滑铁卢的大街上游荡，向人生提出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这些疑问还在我们的耳际萦回不已。
很清楚，伍尔夫从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继承了两个极其可贵的因素。首先，是在小说中把人物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其次，是向人生提出一些重大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又无明确的结论。因此，小说不是以传统的大团圆方式来结尾，而是以一连串的“？”号来结尾。这是一种开放性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思索余地。
伍尔夫在《俄国人的观点》这篇论文中，高度赞扬了俄国作家抓住灵魂、捕捉人物性格的本领。她认为，俄国作家所使用的创作方法，反映出一种优雅精致的创造性和极其讲究的艺术趣味，而它又被一种真诚的态度控制着，除了在俄国作家中间，在别处再也找不到可以与此媲美的品质。伍尔夫把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三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能手作了比较，把“最伟大的小说家”这顶桂冠给予托尔斯泰。她说：“除了这个称号之外，我们还能给《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以什么别的称呼呢？”那么，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伍尔夫指出：“在所有光华闪烁的花瓣儿中间，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活着？’”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和列文不断地追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又应该是什么？”
如果伍尔夫从这三位作家那里所借鉴的是一种重视心灵的精神主义，以及对于人生目的的严肃思考，那么，她从屠格涅夫那里继承了另外一些因素：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用来表达深刻的内心情绪的优美动人的散文；简洁完美的结构形式。
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只要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你就无法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因为，屠格涅夫反复修改他的作品，“以便清除一切不必要的枝节，而把真理显露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分主次，认为一切都是重要的。”伍尔夫认为，屠格涅夫既有“平衡”又有“深度”，因为他能够摆脱他个人的和文化的各种偏见。这种平衡和深度，也是伍尔夫本人所追求的艺术品质。
在心理小说家中，对伍尔夫影响最大的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一点我在第十章中已经论及。除了这两位作家之外，对伍尔夫影响较大的是美国的心理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伍尔夫发现作品的重心已向内心世界偏移，使心灵摆脱了陈旧累赘的压力。伍尔夫在《论心理小说家》中描述了亨利·詹姆斯在透视方法上的变革：
迄今为止一贯如此活跃地、不断地描摹田野、农舍和脸庞的视觉，现在似乎失去了它的功效，或者正在运用它的力量来照明那内在的心灵，而不是外在的世界。亨利·詹姆斯必须找到心理活动过程的某种同义对应物，来使某种心灵状态具体化。
伍尔夫认为，这种新的透视方法，使我们看到了正在活动着的心灵。它设计各种模式的能力，以及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不一致之处呈现出来的能力，使我们兴味盎然。
伍尔夫把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作了对比。亨利·詹姆斯的人物生活在一个用各种最精巧的思想意义织成的茧子里，深深地埋藏在联想、暗示和猜测之中。作者使用了各种官能和独创的技巧来表现他的人物。普鲁斯特的人物似乎是由一种不同的实质所构成的，思想、梦幻和信息就是他们的一部分。那些人物的最普通的行为，也不是一种机械的动作，“而是在它们的过程中重新勾起了一连串的思想、情绪、观念和记忆，它们原来显然是沉睡在心灵的底壁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文化的网编织得比较粗糙，人物的情绪更加单纯、强烈、深刻。伍尔夫认为，狄更斯的心灵“不过是放在我们与人物之间的一片玻璃，或者至多不过是围绕着这些人物的一个框架”，而对于那三位心理小说家来说，“似乎只有把作品的其余部分变作一个思想情绪的深深的水库，”那些微妙复杂的人物才会涌现出来。
但是，伍尔夫并不满足于这些心理小说家所取得的成就，她要“进一步实验，来理解越来越多的东西，并且要从作者时刻在场的没完没了的指导以及他的种种安排和忧虑之中解脱出来”。通过不断的实验，伍尔夫终于在心理小说的领域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在这一章中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伍尔夫关于小说的诗化、非个人化等理论观点和创作实践都是从某种传统的因素继承发展而来，决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伍尔夫曾经说过，当我们论及形式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某些具体的情绪被安排到它们相互之间的恰当关系中去。小说家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安排：有些方式是他从传统中“继承”来的；有些方式是他把传统的东西加以“扭曲”而造成的；还有一些方式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伍尔夫对于文学传统的态度亦是如此：或者继承，或者改造，或者创新。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对于文学传统，她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继承；她的改革创新，亦非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她主张把内容和技巧都熔铸于艺术形式之中，成为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她的心目中，最主要的文学内容，就是现代西方人特殊的内心感受。因此，她在各种文学传统中寻找并且继承适合于表现这种内容的因素，扬弃和改造不适于表现这种内容的因素，从而为创造新的传统开辟了道路。继承、改革、创新，这三者围绕着一个中心、一个目标；力求更加真实地把现代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反映出来。
我国的学术界往往只谈伍尔夫如何否定传统，对于她继承传统的一面，则讳莫如深。这是不公允的。我认为，与其说伍尔夫对传统抱否定一切的态度，毋宁说她对传统持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观点。文化的血缘是无法割断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够完全丢开传统而又确实有所创新。伍尔夫在音乐、绘画、戏剧、诗歌、小说诸方面都有深辟的修养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她不是片面地把一切传统全盘否定，而是以她自己独特的贡献丰富了西方的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