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性的《雅各之室》到登峰造极的《到灯塔去》，伍尔夫接连创作了三部有分量的意识流小说，她感到有必要写一点轻松的作品，来减轻她精神上的负荷。她在1927年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严肃的、富有诗意的、带有试验性的作品的形式，我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说真的，完成了这些作品之后，我感到需要逃避一下。我想休息，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子。我想把一年四季映入我脑海中的无数的、点点滴滴的想法与事情体现出来。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将是非常有趣的。这样，也可以在我开始创作我想动手写的下一部非常严肃、神秘、诗意的作品之前，让我的脑袋得到休息。
在伍尔夫的严肃作品中被小心翼翼地用象征隐喻来加以掩饰的某些问题，在这部幽默、讽刺的幻想传奇中，却直言不讳地公开讨论。从躯体和精神两方面来说，个人是否他的祖先所遗传的各种成分的混合体？如果这的确是事实，我们可否用一个人物作为实例来加以证明？在那些比较敏感的、艺术型的人物身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是交织在一起的么？如果的确如此，创造出一个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两性人物作为书中的主角，岂不是更妙？这些就是伍尔夫企图在这部幻想作品中探讨的问题。
此书的主人公奥兰多是个传奇人物，他驻颜有术，活了四个多世纪，还是个年轻人。在1586年，他是个翩翩少年，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二百年后，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这时他的性别发生变化，成为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在此后的数年之中，她经历了整个维多利亚时期，进入了“当前的时代”，即1928年的英国。换言之，她生命中的时间和历史上的时间不是等值的，她的一年要相当于历史上的许多年。最后，奥兰多完成了她在16世纪就开始创作的长诗，还生育了一个儿子。在这四百年中，奥兰多的外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是服饰随着时代而改变，另一方面是性别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位仪表非凡的美少年，他的眼睛宛若“沾着露珠的紫罗兰”，弯弯的眉毛好像“大理石的穹窿”。性别改变之后，她又成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少妇。文学和爱情是她主要的生活内容。她创作了四十七部作品，其中包括剧本、历史、传奇、诗歌，有些是韵文、有些是散文，所有的作品都是罗曼蒂克的长篇巨著。在她的屋子附近，有一棵枝叶扶疏的参天大树，那位现代少妇奥兰多经常在这大树下休憩。这株古树使她回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少年生活，她那首长诗的灵感也得之于这棵大树。
伍尔夫把此书献给她的密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维塔是奥兰多的原型。此书的各种版本，都附有维塔的肖像。维塔是一位外交官的夫人，她喜欢和女人搞同性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者们或许会感到惊奇：弗吉尼亚这位高雅之士的皇后，如何会染上同性恋爱的恶习？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布卢姆斯伯里另一位女作家的意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192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我们既非男性，又非女性。我们是这两者的混合体。我选择会在我身上发展和扩大我的男性特征的男子；他选择我，是为了使他身上的女性特征得以增强。
伍尔夫本人，也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一种是男性的力量，另一种是女性的力量，……男女双方和睦相处，在精神上一拍即合，可谓正常的、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结合一经产生，人的思想就会非常充实，人所有的才能方才得以施展。
按照这种观点，每个人身上都兼有男女两性的气质，但这两种气质不是平衡的，男性气质强者为男性，女性气质强者为女性。但亦有男性气质很强的女性，和女性气质很强的男性。因此，某些人从同性中寻找自己的补充，多数人则追求异性。伍尔夫厌恶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她和伦纳德·伍尔夫是精神上的夫妻。她和维塔的同性恋爱，也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她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平衡和满足。
两个相关的主题——个人和时间的多元性——赋予这部幻想传奇一种整体感和方向性。没有一个人物的本体是纯粹的、一元的，他至少含有男女两性的因素。时间也并非线性的延续，除了客观的钟表时间之外，还有主观的心理时间和循环不息的宇宙时间。这相关的主题也是结构上的要素，它们为奥兰多奇特的性别转换和青春常在提供了可能性。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本体是单一的。人的自我是多元的。在一个人的本体之中，蕴含着诸多的自我。伍尔夫曾经对利顿·斯特雷奇说，她是由二十个不同的人物构成的。在《奥兰多》中，她认为一个人可有二千多个自我。因此，在一个人大声说话时，这些自我意识到它们之间互相矛盾，并且试图彼此交换意见。但是，一部传记不可能把人物本体的一切方面都加以表现。“如果它仅仅说明了六七个自我，就可以认为是一部完整的传记了。”《奥兰多》就是一部这样的传记。它记录了一个生活了四百年之久的人物所经历的一些主要变化。这部幻想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自我，也是多元的。女公爵哈里特·格里塞尔达，原来就是大公爵哈里的化身。奥兰多的丈夫玛马杜克·邦思洛甫·夏尔默丹，也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品质。当夏尔默丹和奥兰多初次相逢，他们俩就惊奇地发现，彼此之间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从来未曾想到：“一个女人竟然会具有男子的毅力，而一个男人竟然会带有女性的神秘。”然而，在各人身上，只有一个性别居于主要地位。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夏尔默丹扬帆出海、建功立业；奥兰多留在英国，照顾家庭、生儿育女。
作为一位作家，奥兰多力争独立自主：她的写作风格带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气息。但是，她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时代的影响。在17世纪后期，用散文来写作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这股寒流“冻结了诗的温泉”，于是，奥兰多“辞藻华丽的风格就被迫制止了”。到了19世纪，她不由自主地、用模糊或流利的笔调，来描述青春的死亡和衰朽。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使她有可能完成那部长诗。不论是作为情人的奥兰多还是作为作家的奥兰多，她的性格都是多元化的。
至于奥兰多的长生不老，则可以用时间的多元化理论来加以解释。时间对于人类心灵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而心灵又以同等复杂的方式反作用于时间。对于一个人的心灵而言，一个小时可以比它在时钟上标出的长度延长五十或一百倍，也可以像一秒钟那样短暂。客观的钟表时间和主观的心理时间的这种剧烈的反差，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这两部小说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在前面也对此作过详尽的分析。然而，伍尔夫在这部小说中又引入了宇宙时间的概念。于是我们便有了三种时间概念。钟表时间是指按编年顺序往前延续的时间，其计量方法是有规则的、固定的。例如，一天可分为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可分为六十分钟。宇宙时间是一个日夜交替、四季轮回的无穷循环。钟表时间不过是宇宙时间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而已。心理时间是心灵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思索，它是无规则的、不可计量的。伍尔夫曾经在《论现代小说》中说过，生活不是一副副匀称的眼镜，而是一个透明的封套。钟表时间的机械性近乎匀称的眼镜，而宇宙时间的无限性好比那透明的封套。人的心灵可以在这两种时间中自由地活动，它可以任意操纵机械的钟表时间，也可以辨认出个人与“出生——成长——死亡——再生”这个无穷的生命循环之间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循环发生在宇宙时间之中，而且历来就是神话的素材。
奥兰多就生活在上述三种时间之中。这部小说带有幻想性质，因为它把主观的心理时间确确实实地表现出来，于是奥兰多的生命就跨越了几个世纪。作者一再强调主客观时间的不一致性。奥兰多吃过早饭出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回家来用晚餐时，至少有五十五岁。有时候，几个星期给他的年龄增添了一个世纪；有时候，几个星期顶多不过给他的年龄增添了三秒钟。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精确地按照他们墓碑上所刻的时间，不多不少地活了六十八岁或七十二岁。”伍尔夫嘲笑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机械的实证主义精神，同时也嘲弄了她的父亲。她写道：“一个人一生的确实长度，不论国家名人大辞典上如何记载，总是有争议的。”她认为，“只要接触到任何一门艺术，”就会打乱时间的客观顺序。
浏览一下奥兰多所经历的四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伍尔夫用讽刺嘲弄的笔触勾勒了文学领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概貌。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忽视贫民的痛苦。安妮女王时代的社交活动是令人厌倦的；那些18世纪的纨袴子弟缺乏真正的机智，他们只会玩弄辞藻。伍尔夫如此描绘维多利亚时期的来临：奥兰多看到，在圣·保罗墓地后方凝聚着一团小小的云雾，它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散开去，直到整个城市都被它所吞没。不久之后，茫茫苍苍的黑暗笼罩着整个伦敦。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传来时，已经到处一片漆黑。“一切都在黑暗之中；一切都在疑问之中；一切都在混乱之中。18世纪已经过去；19世纪已经开始。”接着，夜晚阴凉潮湿的空气悄悄地布满了每一个角落。“就这样，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标出具体的日期，也没有人知道，英格兰的结构要素就改变了。而这种改变的影响是到处可以感觉到的。”人们觉得凉飕飕的，用厚厚的衣服把躯体裹起来。人们觉得那股寒气就在他们的心底里，就在他们的脑袋里。“爱情、生命、死亡，都包涵在各种各样美妙的辞藻里，”迫使两性进一步分离。在文学领域里，“句子臃肿，堆砌辞藻，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原来只占一栏篇幅的微不足道的散文，现在成了十卷、二十卷的百科全书。”
上面这段幽默、机智、讽刺、夸张的引文，显示出这部作品典型的笔调和风格。伍尔夫在此书中为她本人和当前的现实建立了一个参照系。她甚至还在其中埋藏着一些小小的隐喻。例如，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奥兰多是1928年10月11日，而这正是这部小说出版的日子。
伍尔夫在世之时发表的作品中，只有《弗勒希》与《奥兰多》是游戏文章。《弗勒希》似乎比《奥兰多》更为通俗，但是，不论从个人的角度或文学的角度来衡量，它都比不上这首充满灵感的爱情幻想曲。
伍尔夫不仅能够在轻松的幻想小说中，而且能够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中，自由奔放地运用她极其丰富的想象能力，使我们不得不对她的才气横溢表示惊叹。
1928年10月，伍尔夫以《妇女与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作了两次学术演讲，一次在纽厄纳姆学院的艺术爱好者协会，另一次在格顿学院的艺术爱好者协会。1929年发表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以这两次演讲的内容为基础写成的长篇论文。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为妇女历来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从表面上看，它的论题不过是想要说明：“一个女人要是想写小说，她必须拥有少量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实质上，它是以高度的幽默、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展开论战，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和从事文学事业的权利。此文不仅讨论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也探讨了创造性才能和天才的本质问题，并且预言法西斯主义必定灭亡。这篇论文写得生动活泼、表达清晰、有说服力、非常风趣，的确堪称论说文中的杰作。
此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描述了她在牛桥大学的一番经历，借此说明妇女在一所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在男学生的学院中用了一顿极为丰盛的午餐。午餐之后，因为她是女性，人们禁止她在学院的草坪上散步，不准她进入著名的学院图书馆。当天晚上，她访问了牛桥的女子学院。那顿菲薄的晚餐，使她意识到女学生在该校显然是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第二章中，她描述了英国博物馆的情况。她在馆中看到大量由男性作家著述的有关女性的书籍，其中尤为特出的是某某教授的大作。此书断然声明，妇女在智力、体力、道德诸方面都比男子略逊一筹。伍尔夫嘲笑这位教授先生对于妇女的傲慢态度。她认为，这是由于居统治地位的男性觉得自己的权威并不稳固，因此才虚张声势、贬低女性。她说，只要浏览晚报上的各种新闻，即可证明英国是一个由男性家长统治的父权社会。她告诉我们：幸亏一位姑妈给她留下了一笔五百英镑年金的遗产，这才彻底改变了她的社会地位，使她有可能写作。
在第三章中，伍尔夫充分发挥了她的想象能力。她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姊妹，她具有和莎翁相等的文学天赋。她是否会像她的兄弟一样，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伍尔夫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认为，莎翁姊妹的诗才必定会被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埋没，她不得不在屈辱和压抑之中虚度终身。因为，她17岁就要定亲，如果她胆敢反抗，就会遭到父亲的毒打。在男女不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不可能发挥其才华。
在第四章中，伍尔夫追溯了女作家登上文坛的艰难历程。到了17世纪后期，阿芙拉·贝恩崭露头角，女作家方才扬眉吐气。她的作品为她挣得了稿酬。伍尔夫认为，这个事实是妇女开始得到解放的标志。然而，甚至到了19世纪，大多数伟大的女作家仍不得不使用一个男性的笔名。例如，玛丽·安·伊文思的笔名是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化名为柯勒·贝尔；艾米莉·勃朗特化名为艾丽斯·贝尔；安·勃朗特化名为阿克顿·贝尔。或许简·奥斯丁是唯一的例外。
在这一章中，伍尔夫提出了两个鲜明的论点。第一个论点是女作家必须寻求某种女性的句法，而不是借用男性的句法，因为女性的气质和男性的不同，必须用另一种独特的句法方能表达她们纤细微妙的感受。第二个论点涉及天才的本质问题。伍尔夫以《战争与和平》为例，来进行论证。她写道：“当你阅读此书之时，你把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场景都放到那亮光之下去验证——因为，说来也奇怪，大自然似乎赋予我们一束内在的光芒，可以用它来判断那位小说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整体性。或者可以这样说，大自然由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用隐形墨水在人们心灵的四壁上预先勾勒了一幅隐而不见的图画，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它确实存在，也就是把这幅隐形的草图放在天才的火光面前烘烤，使它显现出来。”
第五章相当重要。因为在这一章中，伍尔夫清楚地表明，她并不希望妇女变得男性化，她并不提倡那种抹煞性别界线的时髦观念。实际上，她认为妇女应该强化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区别，因为只有如此，她们才能充分实现她们的自我。
在最后一章中，她赞同柯勒律治的观点，相信诗人或小说家创造性的心灵应该同时具备男女两性的特征。有些畸形的人，在躯体上同时具备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也有些特殊的人，在心灵中同时具备男女两性的素质，虽然以躯体而论，他们是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当这位男作家或女作家心灵中的两性因素协调平衡之时，可以写出最好的作品。她写道：“我想，或许一个纯粹男性气质的心灵无法创作，正如一个纯粹女性气质的心灵也无法创作。”
在此书的最后几页中，她庄严地申明作家所应该担负的责任，而这也是她本人终身恪守的信条：
只要你去写你所想要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至于这重要性可以维持几年或几个小时，那可谁也不能说。然而，要是你为了遵从手捧银杯的校长或袖藏尺码的教授的意愿，因而牺牲了你心目中的幻象的一根头发、抹去了他脸上的一丝光彩，这就是最卑鄙的背叛。牺牲财富与贞操，一直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和上述背叛相比，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文坛泰斗，而且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一间自己的房间》可以说就是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而这篇宣言又是写得多么酣畅淋漓、才气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