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远航》，至少蕴涵着三方面的航程。女主人公雷切尔·文雷丝乘船远航，在航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出了另外两个象征性的航程：即由天真的少女成长为成熟的少妇这个发展过程中心灵的航程，以及从生命的欢乐到死亡的寂灭这样一个人生的航程。在文学领域中，漂洋过海的远航，历来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关于人生历程的一种象征。航船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使乘客们与外界隔离而暂栖于一个小小的社会之中。因此，他们在航程中的悲欢离合，就具有格外强烈的意义。这是一个在英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爱·摩·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康拉德的《吉姆爷》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主人公的成长、发展，直至死亡这样一个线索来讲述故事，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布局模式。而本书的两个象征性的航程，与这种传统的布局是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的。
女主人公雷切尔·文雷丝，是一位极有天赋的音乐爱好者。她在幼年时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这使她显得天真无邪。她已经二十四岁，却依然不谙人情世故，更缺乏爱情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在她的母亲逝世之后，她由两位姑妈抚养成人，在家庭的小天地里过着宁静的生活，和同辈的少年男女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因此，对于那些使他们困惑的、撩人心怀的感情纠葛，她也漠然不知。她缺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社交场合显得既无魅力又无风度。正和监护她的那两位姑妈的少女时期相仿，雷切尔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对于爱情抱一种天真纯洁的态度，至于性生活的问题，则完全超出她理解力的范围之外。她爱好音乐，对于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她热情、敏感而娴熟地弹奏钢琴。这是在她身上蛰伏着感情潜力的唯一线索。
雷切尔乘她父亲的船出门旅行，在船上遇见了姨妈海伦·安布罗斯。起初海伦姨妈觉得雷切尔是个呆板乏味的姑娘。后来她发现，这是由于雷切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在她的身上还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海伦姨妈觉得，她的外甥女应该得到一个充分发展其个性的机会。因此，她邀请雷切尔到她的家中来作客。雷切尔欣然从命。当时海伦姨妈和她的丈夫里德利·安布罗斯正在南美洲长期居留。于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就开始描写这三个人物在南美洲别墅中的生活。这是一个与当时英国的现实生活隔绝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与英国的社交规范相疏离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海伦姨妈所期待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雷切尔认识了更多的、更有趣的人物；她直接观察了人们的婚姻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懂得了爱情。她有机会观察了两性关系的若干种模式：—对新近订婚的年轻恋人；一场令人吃惊的厚颜无耻的调情；一个有妓女嫌疑的妇人被逐出了当地的旅馆；几对结了婚的男女不时争吵，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亲相爱而是互相折磨。她对这一切感到惊讶、困惑。最后，爱神丘比特的金箭终于直接射中了雷切尔。这就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主题。
少年老成的特伦斯·休伊特闯入了雷切尔的生活，向她求婚，并且成了她的未婚夫。他比雷切尔年长几岁，却显得比她成熟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受过完善的学校教育。特伦斯坚韧不拔地追求着他的理想，雷切尔心满意足地接受她爱人所说的一切，这两者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雷切尔和特伦斯之间的关系，在一系列具有内在意义的瞬间和事件中展现出来。当雷切尔初次看到那对订了婚的恋人互相拥抱，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甚至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她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很文明的行为。这一方面显示了她缺乏生活经验、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又促使她自己坦率地和特伦斯互相交谈。与此相似的一些经历，使雷切尔与特伦斯更为迅速地消除了拘束感而轻松自如地建立起友谊。这使得雷切尔在精神上、心理上渐趋成熟。
特伦斯与雷切尔在一种颇为紧张的心情中开始互相倾诉自己的爱情，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爱慕之情已经得到了对方积极的回应，才开始尝到了爱情给他们带来的欢乐。伴随着他们之间爱情的增长，他们对于自身和对方的了解也日益深化。特伦斯正在创作一部以《寂静》为标题的小说，它取材于人们“口中不言而心中所思的各种事实”。他们俩形影相随，并肩工作。特伦斯为了他的创作而博览群书、寻章摘句；雷切尔则在一旁弹奏钢琴、答复信件。他们在花间月下散步，在旅馆里拜会亲友，在僻静之处喁喁情话、互诉衷肠。他们谈论着未来的共同生活，似乎只要彼此相爱，其他一无所需。雷切尔认为，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们需要爱情，持久的爱情。他们需要生活，真正的生活。亲友也为他俩的订婚祝福，寄来了不少贺信。正当他们充满着幸福感给亲友们写回信之际，厄运骤然降临。雷切尔忽然患病身亡，小说也就突兀地结束了。在此书的最后部分，描述了旅馆中的邻居们对雷切尔之死的不同反应：有人为这位可爱少女的不幸夭折感到惋惜，也有人对此漠不关心。在旅馆里，生活依然宁静舒适。在户外，一场狂风暴雨刚刚过去，湛蓝的天空深远而肃穆，在清新的空气中，地上的景色又显露出鲜明的轮廓。
在结尾部分，伍尔夫试图使这部小说更加合乎当时一般读者的口味。但是，这里呈现出明显的缺陷：那象征的涵义过于明显；那最后的论断太过生硬。在这部小说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被凑合在一起。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一部具有明显的故事线索的人间喜剧。同时，这又是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隐含着抽象的意味。这种品质预示了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发展前景：现实主义小说模式是她随时可以采用的艺术形式，在此书之后，她把这种模式又使用了两次；但是，她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此，她要努力寻求摆脱这种常规的封闭形式的可能性。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思想交流、友谊和爱情。在她展示这主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互相颉颃、互补共存。
去寻求爱情，发现自我和另一个自我，这是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心灵的航程。特伦斯和雷切尔可以说是两个象征性的人物，他们可以代表正在经历这种原型化的航程的任何人物。然而，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典型。他们是特殊的个体。他们与其他人物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他们异乎寻常地敏感、有教养、有才气。他们不必辛勤劳作、糊口谋生，也不必为金钱担忧。特伦斯善于内省，后来雷切尔也染上了这种习惯。他们都有潜在的艺术家气质。换言之，他们和伍尔夫以及布卢姆斯伯里的青年朋友们属于同一类型。因此，这部小说所探讨的，不仅仅是友谊和爱情。两位主人公的友谊和爱情，由于雷切尔的夭折而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证明了布卢姆斯伯里关于爱情和友谊的理想是有缺陷的，不容易完全实现的。这不过是一种美妙的理想罢了。伍尔夫原来是按照这种理想来探讨友谊和爱情问题的。但是，雷切尔之死使这种探讨突然中断。这也说明伍尔夫当时尚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密切注意人们婚后的生活体验。雷切尔之死使她摆脱了某种尴尬的局面：她可以不必直接去描绘婚后的性爱了。由于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因，性爱是伍尔夫所十分厌恶而不愿涉及的一个方面。
当海伦姨妈开始执行对于她的外甥女的教育方案时，她特别强调和异性接触的重要性。海伦在她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她的外甥女：“这姑娘虽然已经二十四岁，却从未听说过男人对于女人有某种欲望，尽管我对她作了解释，她还是弄不清楚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她对于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事情也全然无知。”海伦认为，这种惊人的天真幼稚是她过去所受的“愚蠢”教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这正是妇女们遭受不幸甚至失足的根源。经过海伦姨妈一番苦心的启发诱导，雷切尔终于有了进步。海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她还有许多偏见并且喜欢夸张，她现在多少可以算是个有理性的人了。”由于某种机遇，继续教育雷切尔的责任落到了特伦斯的肩上。如果说，一开始特伦斯和雷切尔尚未达到海伦所理想的水平，建立起一种男女之间公开坦率、亲密无间的社交关系、那么他们是在逐渐地接近于这个水平。在人际关系方面，伍尔夫试图确立她那种布卢姆斯伯里式的理想标准。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开始反抗维多利亚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他们在谈吐、行为、思想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新的作风。
特伦斯与雷切尔承认爱情“极其重要”，这似乎与19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并无二致。然而，他们之所以强调爱情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将导致婚姻的缔结、家庭的建立、社会地位和生活阶段的改变，而是因为陷入情网的恋人在内心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情绪上的根本变化。伍尔夫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心理效应。
特伦斯开始意识到他爱上了雷切尔，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总是想“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在这位姑娘面前，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俩无所不谈。家庭、艺术、友谊、两性之间的关系、爱情的本质，这一切都成了他们谈话的内容。而无论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实际上他们都是在谈论他们自己。尽管他们真诚坦率，还是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他们无法完全了解对方。不论他们之间的关系何等密切，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音乐家；一个受过大学教育，一个几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之间缺乏互相了解这一事实，是小说家用间接的、嘲讽的手法来加以暗示的。这位姑娘心地善良、头脑单纯、态度矜持、热情执著，这些品质凝聚在一起，在她对于特伦斯的爱情里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使他感到大为困惑。
在订婚之后，“他仍旧需要他所一贯需要的那些东西，他尤其需要和其他人交往，或许比以前更加需要。”也许这反映了男女两性心理上的差异，或者说明他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更为广泛的生活经历。但是，到了下面一个阶段，情况似乎发生了逆转。现在是特伦斯在抱怨雷切尔：“我不能像你满足我那样来使你感到满足。……在你身上，有某种我把握不住的东西。你并不像我需要你那样需要我——你总是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对于特伦斯的这种判断，雷切尔默然认可。除了爱情之外，她的确还需要许多别的东西。当初他们俩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除了对方的爱情之外，他们还会有别的需要；爱情并不等于一切。他们在恋爱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情绪上的挫折，说明伍尔夫已经开始意识到，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关于友谊和爱情的理想是有局限性的。“他们俩无能为力；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足以克服这一切障碍，而只有超越一切的爱情，才能使他们真正感到满足。”他们发现，当他们俩拥抱之际，爱情使他们心胸开阔，使他们所处的世界突然间变得“坚固扎实”。因此，尽管爱情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正是因为发现了友谊和爱情的局限性，他们才更加趋向于强调艺术的重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艺术不仅是供人欣赏的审美对象，而且是促进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当特伦斯和雷切尔待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无法分析她的品质，因为他似乎出于本能地了解她。而当他不在她的身边，有时他又似乎觉得他完全不了解她”。他们俩本能地、直觉地，甚至神秘地互相吸引、互相接近。在感情上，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理智上，他们又有某种程度的隔膜。他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感受，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许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界定为理智的和情绪的，或界定为明确的和神秘的。所谓神秘的，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但这仅仅是一系列歧异的一个方面而已。特伦斯确实意识到，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存在”。在一个层次中，他们仅仅是像一般人那样相会、交谈；在另一个层次中，他们一起深深地下降到意识的底层。雷切尔逝世之后，特伦斯突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因为，在某一个神秘的世界中，他们曾经心心相印、同感共鸣，这种精神上的和谐一致，决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然而，当他的目光注视到桌子上的茶杯和碟子，他忽然意识到，在这儿还有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再也见不到雷切尔了。”伍尔夫无疑是在暗示读者，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日常现实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相识、相爱、订婚、航海、生活、死亡；另一个是内心的世界，在这个精神的世界中，上面所提到的一切都可以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种两个不同的世界二元对立的观念，经常在伍尔夫的小说中出现，成为她的作品中显著的特征之一。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可以在大多数人身上同时并存。它们也可以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同时并存。但是，要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因素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却需要一定程度的艺术素养和灵巧的艺术手腕。在伍尔夫写这部处女作时，她尚未充分具备这种素养或手腕。《远航》可以说是一部行为喜剧，它与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实在太相近了，其中充满了用餐、舞会、散步、谈情说爱之类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她用这些生活细节作为支点，来支持在某些重要的瞬间闪耀出来的象征主义的光芒。
在这方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在这部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互相联系的场景。在这两个场景中，特伦斯和雷切尔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爱情。这一对年轻人遇到了一个难题：对于雷切尔来说，她体验到某种模糊的情绪激动，她无法肯定这是否是爱情；对于特伦斯而言，虽然他更有阅历，但也觉得这一次有点异乎寻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部小说的作者而言，这也是一个难题。在小说的开端，轮船尚未启航，海伦·安布罗斯和里德利·安布罗斯在海滩上散步，宛如两个神话中的人物。作品的视野随着轮船的出航而逐步展开。首先是船上的场景；然后是旅馆和别墅中的场面；最后两位主人公脱离了那封闭的社会，到一个土著的村庄中去远足。在这个事件中，作品的视野又突然缩小了：雷切尔和特伦斯连续两次在河边的树林里散步，此后他们就进入了爱情的梦幻一般的气氛而与世隔绝了。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其他人物仍旧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置身于这个小小的爱情和情感的世界之外”。在雷切尔死后，这部小说的视野又变得开阔了：作者首先展示了留在旅馆中的人们的生活，接着我们又看到那些到南美洲旅行的人回到了英国，回到了更加广阔的日常生活环境之中。在前面那个视野狭窄的爱情场景中，作者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雷切尔和特伦斯这一对恋人身上。当他俩第一次在树林中散步，在一个紧张、尴尬而调子低沉的场景中，他们互相承认爱上了对方。在第二次散步时，特伦斯对爱人谈论他自己的情况，因为他觉得，“除非她了解他的一切，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使对象了解自己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但是，这段对话写得过于简略，似乎不足以传达人物当时的真情实感。实际上，这一对恋人的互相了解还不够深刻。在他们倾诉爱情时，缺乏一种互相发现对方内心世界的无限喜悦之感。伍尔夫优美细腻地表达了恋人们在爱情萌发阶段的疑虑和激动，表达了他们由于得到了爱情而摆脱了孤独之后的幸福感。但是，他们的对话拘谨而生硬。作者对此作了解释：由于附近有其他人物在场，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感到很不自在。其实，问题不在于此。伍尔夫试图运用一种启发式的艺术手段，来暗示一种持续不断的、更为强烈的情感交流。由于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分超过了象征主义因素，读者对于这种间接的表达方式缺乏思想准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伍尔夫采用了传统的艺术方法，由作者亲自出面点明结论：“现在，他要重新试图把自己的缺点告诉她，对她说明他为什么爱她，而她将会向他描述她在聆听他的倾诉之时的内心感受，于是他们俩会一起来分析解释她的这些感受。”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显然不能协调、平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和谐性。
在涉及这对恋人的肉体关系的某些段落，同样的问题又重复出现了。伍尔夫发现她自己难以在作品中讨论两性关系。对于她的后期作品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声称，这是由于作品的重心在于内心意识而不是在于外在行动。我们也可以声称，那种象征暗示的后期模式，使两性关系的直接描写变得毫无必要。但是，《远航》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把躯体方面的亲近浓缩为象征化的场景，似乎不太恰当。因为，人间的恋爱本来应该是身心交融的结合，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伍尔夫显然也意识到两性关系的重要意义。例如，雷切尔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想要和特伦斯合为一体。她也对特伦斯的爱情作出了躯体上的反应。“一种奇异的想要占有对方的欲望压倒了她，她意识到，现在她可以抚摸他了，她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然而，伍尔夫的描述就到此为止。我认为，在小说中过分露骨地描写性爱是不恰当的。但是，对于女主人公爱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一定的气氛渲染，还是必要的。否则作品就会显得缺乏某种连贯性。
我们既要指出伍尔夫艺术创新的缺陷，又要指出她的大胆尝试所获得的成就。这部小说预示了她日后即将采取的更为成功的试验：用观察人物环境或行动的办法来戏剧性地再现人物的性格；使用意象或象征来提高描述能力或拓宽人物外围的参照框架；依靠神话传说或象征性的主题来打破19世纪的情节结构。
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伍尔夫的艺术创新是和传统的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故事的线索是清晰而有趣的。主要人物的形象是精心刻画的。次要人物往往带有一种机智的反讽色彩。主要情节的发展，早已有了合乎逻辑的伏笔。雷切尔的命运，早已凝结在启航的瞬间。部分旅客要到南美洲去旅行，船上的旅客向他们告别之时，预感到这不是短暂的分别，而是永久性的生离死别。这些都是我们在19世纪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先例的传统笔法。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就表明了她的女权主义立场。她告诉人们：妇女必须争取她们的权利，开阔她们的视野，改善她们的地位。有人对雷切尔说，如果她整天弹钢琴，可能会扭伤她的手臂，这就会有损于她的风姿而使她嫁不出去。我们的女主人公听了这话，未免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对于这种妇女必须以其姿色来取悦于男子的传统观念，伍尔夫显然极为不满。雷切尔之所以愿意与海伦·安布罗斯夫妇待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和那些世俗之徒迥然相异。他们似乎为她提供了“一间与整幢房屋隔离的房间”，提供了“一片森林，一个避难之所”。而一位像雷切尔那样的女性，也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来保证她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她的心灵中充满着幻想，她的心灵是和她父亲的航船、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贝多芬优美动人的乐曲联系在一起的。
轻松的社会评论、扎实的情节线索、真实可信的人物，使《远航》成为一部动人的小说。笔调流畅、语言优美、机智而有魅力、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使这部处女作不同凡响，受到了布卢姆斯伯里朋友们的赞扬。书中反复提到，特伦斯打算写一部以《寂静》为题的小说，试图写出人们心中所思而口中不言的某种意境。这说明伍尔夫和特伦斯在共同尝试小说形式的实验，说明此书也是伍尔夫本人的《远航》。这是一位天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在浩瀚无垠的文学海洋中开辟新的航线的首次航行。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此书标题的第四层涵义吧。
如果说《远航》是开辟一条新的航线的大胆尝试，那么，《夜与日》却回到了原来的港口。它显然是一部模仿维多利亚时期古典爱情小说的作品。
妇女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远航》的基本论题之一。在这第二部长篇小说中，它竟然成了中心主题。伍尔夫对于妇女问题抱有持久不衰的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在作品中广泛地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两对年轻的恋人由于感情不合而分离，然后找到了中意的对象而终于缔结良缘的爱情故事。作者的意图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借这个故事来说明当时英国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书中主要的女性有三位。二十七岁的凯瑟琳·希尔伯里小姐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她的家庭环境十分优越。二十五岁的玛丽·台却特小姐是一位乡村牧师的女儿，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是为了糊口谋生，而是为了使精神有所寄托。卡珊德拉·奥特韦小姐是凯瑟琳的表妹，她是一位情窦初开的美丽少女。书中主要的男性有两位。拉尔夫·丹纳姆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律师，他不得不为了生活而辛勤地工作，但是他对于生活充满了幻想。威廉·罗德尼是一位诗人，他思想保守、诗才平庸，但是非常敏感，虚荣心极强。主要的配角是凯瑟琳的父母，特别是她的母亲，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往往由她来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一位妇女应该如何来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婚姻对于男性和女性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位女性而言，事业和婚姻的价值何在？夫妇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如何？这些就是18、19世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所提出的问题。它们也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和戴·赫·劳伦斯所关心的问题。与劳伦斯的人物相比，伍尔夫笔下的人物较少谈论她们自己的感情或人生哲学的思辩。但是，像劳伦斯一样，伍尔夫的情节具有象征意义，尽管从外表上看它们相当合乎传统。
威廉·罗德尼曾多次向凯瑟琳求婚。她犹豫再三，因为她深知自己并不爱威廉。但是，后来她终于答应和他订婚。玛丽钟情于拉尔夫，但她拒绝了拉尔夫的求婚，因为她知道拉尔夫所梦想着的爱人是凯瑟琳而不是她自己。凯瑟琳一再向威廉说明她自己的爱情理想，威廉也知道他与这种理想相去甚远。后来，他又被天真烂漫、姿色秀丽的卡珊德拉所吸引。凯瑟琳察觉了威廉的意向，决定玉成他和卡珊德拉的好事，尽可能为他们俩安排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同时，她也开始与拉尔夫建立起真诚的友谊。最后，威廉和卡珊德拉、凯瑟琳与拉尔夫，这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失恋的玛丽献身于工作和事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情节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的喜剧，而凯瑟琳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的确经常提到莎翁，把他的喜剧作为一个参照系，作为春天、爱情和青春的象征。
尽管此书情节曲折而充满着偶然性，它是伍尔夫所有的小说中最为平庸的一部。它考察了传统的婚姻模式，探讨了20世纪初的女性在这方面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某些新观念。这种探讨使此书合乎逻辑地成为《远航》的一部续篇。作者灵敏的才智，富于魅力的描绘，优美的文笔，以及她所塑造的形象丰满的人物，使这部小说具有较大的可读性而受到当时一般读者的欢迎。不过，它在艺术上却没有脱离前人窠臼，缺乏艺术形式上的独创性和意味性，因而使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们深感失望。
书中的三位女性以不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选择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作者在书中并未简单地判断这些模式的优劣。伍尔夫注意到，个性气质、家庭教养，甚至家族姓氏或居住区域都可以成为限制束缚一位女性作出抉择的因素。尽管如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每个人物还是具有某种选择的自由，而她们的抉择必须以某种合乎理性的考虑为基础。作者对于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作了十分细腻的描绘。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发生和另一些问题的解决。
起初，凯瑟琳·希尔伯里似乎除了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她的前途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作为一位少女，她必须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就是她生活的中心。成年之后，她应当嫁一个被她的父母所选中的、和她的家庭门当户对的男人。一个新的家庭将会成为她生活的中心。她要为她的丈夫而生活，接着是为她的孩子们而生活，直到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组建他们的家庭。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生活模式，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在家从父，嫁则从夫，夫死从子”这一套伦理规范。在这种循环模式之中，妇女始终没有独立的意志、人格和地位。她始终是以某个男子为中心的家庭中的附属成员。凯瑟琳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预先决定了她必须恪守这个循环模式。仅仅由于凯瑟琳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本身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所以她最后认可了女儿背叛传统的罗曼蒂克行为。
尽管凯瑟琳是在高雅奢侈的贵族化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是维多利亚后期或者早期现代派女性的典型人物。她过着维多利亚后期贵族小姐的高雅而舒适的生活。每天上午，她要协助她的母亲撰写关于外祖父的回忆录。她必须清理书桌，把所有的书信、文件、材料整理好，以便她的母亲可以井然有序地工作。至于她本人的兴趣究竟何在，她的父母根本不予考虑。她爱好数学和天文。但她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悄悄地演算数学难题，因为这不合乎大家闺秀的身份。凯瑟琳本人的意愿受到了挫折，但她并不忿恨。她依然默默地履行当女儿的职责。除了上午的工作之外，她可能还要为母亲办几桩小事，招待家庭的宾客，在傍晚还得给她的父母阅读文学名著。凯瑟琳安于家庭生活的现状，上述这些日常事务她完成得还不错。这使她成为“某种十分广泛的职业队伍中的一员。迄今为止，这种职业没有名称，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按照希尔伯里夫妇和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观念看来，在父母的家庭中生活，从事于家庭所需要的各种活动，是未婚女性最适当的生活方式。伍尔夫把这种枯燥乏味的家庭生活称为某种“职业”，这表明她对于这一代女青年所受到的限制约束十分不满，因此她带有讽刺意味地使用了这个词儿。同时，她也在思考开辟某种新的道路的可能性。凯瑟琳在生活中扮演的是一种依附性的角色，而她本人的意志和兴趣都被压抑了。她把她自己真正的兴趣隐匿起来。因为她父母的兴趣在文学方面，而她那个社会圈子中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然科学与女性无缘。
我们必须明白，凯瑟琳之所以违心地接受了威廉·罗德尼的求婚，和上述情况是有内在联系的。她想要逃避这种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而结婚似乎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促使她尽早作出抉择。然而，与罗德尼订婚之后不久，她就发现，如果她和罗德尼这样一位思想保守的男子结婚，她不可能获得多大的自由，她的职责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她的自我感觉也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对她来说，他的要求太过分了。他希望凯瑟琳能成为一个依附于他的贤妻良母；而她觉得，这显然会压抑她的个性、限制她的自由。尽管她知道，其他姑娘或许会非常乐意地满足他这种“合理的”要求。她不爱他，并且知道她并非他所想要的那种女人。和其他人一样，威廉·罗德尼认为凯瑟琳是一位切合实际、通情达理、认真负责的好姑娘。她也确实具有这些品质。但是，他却没有料到，在她的个性之中还有罗曼蒂克的一面。虽然她的确考虑过她可以缔结一种并无爱情的婚姻，然而，她出乎直觉地意识到，她或许不可能把她的这个决定坚持到底。
凯瑟琳最后选中了拉尔夫·丹纳姆。他是一位律师，在业余时间撰写学术论文。但他也是一位诗人，一位梦想家。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摆脱日常公务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梦想着能够拥有一座小小的乡村别墅，使他可以摆脱一大群兄弟姐妹，安静地生活和创作。他日日夜夜地梦想着凯瑟琳。当他遇见凯瑟琳之前，他正在不断地寻求一位合乎理想的女性，来使他的梦中世界更为丰满、充实。当他见到了凯瑟琳，他在心中思忖：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女性！他又在他的梦想之中描绘她的形象，稍微改变她的容貌，更多地改变她的心灵，使这个理想化了的凯瑟琳既有才智，又善于领会他的各种判断的优越性。如果拉尔夫坚持他这个愚蠢的梦想，凯瑟琳对他的态度决不会比对威廉更好一点。凯瑟琳具有独立不羁的个性，她决不会成为一个男子的附属品，或者通过他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后来威廉理解了这一点，但已经为时太晚。他终于猜想到，虽然她崇拜他的诗歌，但她不愿为他牺牲一切。可是，他无法改变他对于她的期望。他坚持要凯瑟琳当一个驯服的妻子。这种态度无疑是火上添油！拉尔夫和凯瑟琳并不如此固执，他们俩渐渐地学会了按照对方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对方，虽然这意味着必须扬弃自己头脑中原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拉尔夫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出身贫寒。当他第一次走进凯瑟琳家中豪华高雅的客厅，不免有点自卑和拘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交往，他和凯瑟琳方才弥合了由于出身不同而造成的思想情绪上的差距。根据罗杰·普尔的考证，拉尔夫的这一段经历，正是以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斯蒂芬的交往过程作为依据的。拉尔夫和凯瑟琳的恋爱，除了门第不相当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对于当时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来说，订婚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凯瑟琳和威廉要解除婚约，除了对于他们本身的影响之外，他们还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而且，只有卡珊德拉到伦敦来访问她的表姊凯瑟琳，威廉才有机会和她接触，并进一步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凯瑟琳和威廉互相默契，在表面上他们仍然保持原来的婚约，而实际上却互相承认对方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正是在这时候，威廉爱上了卡珊德拉，凯瑟琳爱上了拉尔夫。因此，这部小说才能出现两对情人缔结美满姻缘的大团圆结尾。但是，如此轻率地改弦易辙，在当时极易导致后果严重的家庭丑闻。伍尔夫对此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听说卡珊德拉“窃取”了威廉对于凯瑟琳的爱情，而凯瑟琳居然无动于衷，与一位社会地位低得多的青年男子公开来往，一位老姑妈感到义愤填膺，忍不住前来兴师问罪。伍尔夫挖苦这位老太太道：“她自命为维护婚姻和爱情的纯洁性与崇高性的战士；她的侄女用意何在，她可说不上来，但是她心里充满着极其严重的疑虑。”凯瑟琳不仅参与了威廉破坏婚约的秘密协定，而且曾经考虑过不举行婚礼就与拉尔夫同居。在她姑妈的眼中，或者按照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标准来判断，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幸亏凯瑟琳和拉尔夫最后终于默认，他们愿意到教堂里去举行传统的婚礼。凯瑟琳认为，关键并不在于仪式，一切取决于你如何理解“爱情”这个词儿。希尔伯里夫人发觉，凯瑟琳和威廉订婚之时，感情淡漠；这次她和拉尔夫订婚，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她的确爱上了那个男人。
凯瑟琳曾经考虑过要单独生活，她想要离家出走，去研究数学或天文学。但是，她决非那种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独立女性，亦非依附于丈夫的俯首帖耳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玛丽·台却特是前面那种女性的代表，而卡珊德拉选择了后面那条道路。凯瑟琳的选择介乎她们两者之间。
玛丽不是一位事业家或有特殊技术的专家。她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她是作为一名志愿人员参加工作的。但是她懂得工作的意义，她知道工作可以减轻孤独寂寞的痛苦。此书的女主人公是凯瑟琳，但是作者对这两位女性寄予同样深切的同情。显然，伍尔夫佩服尊敬像玛丽这样独立的女性，虽然她或许并未充分理解她们。玛丽并非自动地选择了独身主义的道路。当她发觉她对拉尔夫的爱情没有获得他的回应，才毅然决定献身于工作。她很欣赏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很喜欢她的工作。然而，当她对拉尔夫的爱情处于白热化状态时，她无法集中精神工作，甚至觉得“事业”还不如拉尔夫重要。于是，她不得不和自己的感情作斗争，让理智来克服感情。当她放弃了对于拉尔夫的爱情之后，她积极地投身于某个协会的工作。作者并未点明这个协会的宗旨，似乎这番事业本身的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玛丽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个心灵的避难所。玛丽想到自己曾经恋爱过，心中感到一种安慰。因此，她对凯瑟琳说：“要是一个人从不恋爱，那可不成。”此时凯瑟琳尚未解除她和威廉的婚约。她十分清楚，她自己缺乏玛丽那种激情。和玛丽的爱情相比，她自己对于威廉的感情显然是“虚假的”。玛丽认为凯瑟琳不懂得工作，因为她从来就不需要工作。凯瑟琳的确从未理解工作的意义。在她的生活中，充满着其他因素。她生活优裕，不乏追求者。在和拉尔夫分手之后，玛丽克服了她的失望和苦闷，接受了她必须扮演的“新女性”这一角色，成为一名献身于事业而不是献身于丈夫的妇女，在办公室里而不是在育儿室中消磨她的岁月。她的自尊心促使她以一种不失尊严的态度来对待失恋的痛苦。她失去了爱人。但她没有被人击垮。然而，不论玛丽或作者本人，都不是全心全意地肯定她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她们对此流露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感情。玛丽觉得她的前途变得狭窄了，从一种“具有无限希望的前景”，降格为一种“感情贫乏”的生活。尽管如此，她仍然竭力反对威廉的保守观念。他认为，不结婚的妇女“只有一半活着”，她仅仅使用了她全部功能的一半。伍尔夫指出，工作并不仅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在玛丽身上，工作成了证明一个人的本体价值的手段，它赋予生活目的和意义。
卡珊德拉·奥特韦最后选择了一种合乎维多利亚传统的婚姻。她和威廉订了婚。这个男人希望他的女人具有与他相同的兴趣爱好，服从他的意志，在各方面都支持他。但是，卡珊德拉和其他两位女性一样，也在寻求某种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但她的寻求不那么自觉，她的行为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支配。她的亲属嘲笑她那些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对她的反复无常感到手足无措。卡珊德拉对于养蚕、吹笛、诗歌、戏剧都曾经颇感兴趣。她带着一种青春的热情，对她所爱好的事情一一尝试。对于新奇的事物，她十分敏感。在卡珊德拉眼中，甚至希尔伯里家的餐桌，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那些汤盘花样精美，在汤盘旁边，放着折叠成百合花形状的餐巾，餐巾的皱褶十分挺拔，长长的面包卷上扎着粉红色的缎带，那些银盘闪闪发光，蓝色的香槟酒杯上镶嵌着薄薄的金片——所有这些东西，以及在空气中弥漫着的山羊皮手套的奇特气味，都使她极为兴奋。”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说明伍尔夫善于选择观察对象，并且精于细致描绘。在这部小说中，这样精美的细节描绘还是初次出现。这种细节描绘的精确性，极易激发读者的想象。读者们似乎像卡珊德拉一样，亲眼目睹了这些餐具的质地、色彩、形态、香味。这种细节描绘的出现，说明伍尔夫已经开始掌握了转换视角的技巧。正因为当时她是通过卡珊德拉的眼光来观察的，这张餐桌上的一切，才会放射出迷人的光彩。书中的其他人物，由于司空见惯，对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太过熟悉而感觉迟钝了。他们看不到卡珊德拉所发现的那种异常的光彩。在这段光辉的描述中，伍尔夫不知不觉地转换了视角，巧妙地揭示了卡珊德拉个性中的一个方面。
因为卡珊德拉的情绪变幻反复无常，所以她就很容易适应威廉的需要。如果他喜欢诗歌，她就会去培养这种爱好；如果他写剧本，她就会十分钦佩地拜读他的大作；如果他建议她学点英国历史，她马上就会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历史教科书来阅读。卡珊德拉可以用这种完全合乎传统的方式来使威廉感到幸福，而她本人也同时感到胜任愉快。
在某些段落里，伍尔夫把卡珊德拉和凯瑟琳作为象征性的对立面来加以描写：“凯瑟琳是单纯的，卡珊德拉是复杂的；凯瑟琳是扎扎实实、直截了当的，卡珊德拉是模模糊糊、难以捉摸的。总之，她们很好地代表了妇女的天性之中男性气质的一面和女性气质的一面。”凯瑟琳缺乏那种羞怯、犹豫、软弱的女性气质，因此她不能曲意顺从地按照威廉所需要的模式来改造她自己。她蔑视那种传统女性所扮演的贤妻良母角色，即使可能因此而被斥为不守妇道，她也在所不惜。卡珊德拉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样的角色。玛丽并未排斥这种传统的角色，但她发现自己与这种角色沾不上边。没有人会认为玛丽具有男性气质。看来还是凯瑟琳的抉择最具有吸引力，伍尔夫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人物的功能，或许是体现了作家本人所趋向的价值观念。然而，凯瑟琳这个人物将来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局，还是难以肯定的。
《夜与日》的文学价值毫无疑问要高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它的内在结构、优美文笔和象征意义都超出了通俗小说的水准。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本书对于伍尔夫而言，是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往后退了一步。和第一部小说相比，它的结构不够紧凑，比较松散累赘，缺乏独创性。但是，它的对话和描述具有更强的节奏和张力。例如，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个情绪激动的场景。在此场景中，凯瑟琳向威廉说明为什么她不能和他结婚：
她发觉自己原来被他紧握着的手臂突然垂了下来，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她看到他的脸奇异地扭曲了；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他在笑么？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他是在哭泣。他突然间变得这般模样，使她手足无措，她呆若木鸡地伫立了片刻。她绝望地感到，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打破这可怕的局面，于是她伸出双臂搂着他，让他的脑袋在她的肩膀上靠了一会儿，带领着他继续往前走去，低声细语地安慰他，直到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们紧紧地搂着；她的泪珠儿也沿着脸颊滚滚而下；他们俩默然无语。注意到威廉步履艰难，她觉得自己也四肢无力，就提出要在一棵橡树下休息片刻，这树下的蕨草已经枯萎而变成褐色了。他同意了。他又长叹一声，像孩子一般无意识地抹了一下眼睛，他开始说话了，他刚才的怒气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她忽然想到，他们就像神话故事里两个在树林中迷了路的孩子，她心里怀着这样的念头，发觉凋零的树叶在他们四周纷纷飘落，被秋风吹得这儿一垛、那儿一堆，每堆有一两尺厚。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的几个特色：句子富于节奏变化；选择词汇十分精细；意象和民间传说的适当运用。在这段文字的开头，两个人物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作者所使用的长长的句子，实际上是用分号隔开的简短的陈述句和疑问句，这些并列的短句一气呵成地倾泻出来，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随后，这两个人物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感到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作者就在这儿使用了节奏拖沓的主从复合句。在威廉筋疲力尽快要走不动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最短的句子——“他同意了。”这些句子节奏的变化，和当时人物情绪的变化正相吻合，读者在阅读时，也就可以借此体验到当时气氛和情绪的种种变化。此外，伍尔夫使用了“一闪而过”、“枯萎”、“低声细语”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来获得感觉、视觉、触觉、听觉方面的效应。枯萎的野蕨和凋零的树叶成了象征，反衬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枯萎凋谢。而神话故事中两个迷了路的孩子的意象，也恰恰是这两个人物陷入感情的迷途的一种象征。总之，精美的语言、灵敏的感觉、象征和暗示，这些伍尔夫作品中的重要特征，在这部小说中已可见端倪。
《夜与日》的主题、情节和笔调都使人想起简·奥斯丁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一篇书评中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为“当代的奥斯丁”。但是，她又指出：“当我们读完奥斯丁的小说，把它置之一旁，它的魅力并未稍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读过之后，就丧失了它的一部分力量。”的确如此，一部模仿之作，无论它如何酷肖原著，相比之下难免稍逊一筹。因为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个性气质不可能完全相同。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按照她自己的个性，去开辟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将要承担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