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说：在半夜12点开车，看见红灯还停的，全世界只有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给外界的印象是理性、死板、偏执、缺乏激情。但是偏执的性格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正直的品格，不那么圆滑，说到就要做到的品性，形成喜欢较真的劲头，不那么马虎，要做就要做到极致。从而培养出了特别讲究严谨的精神，特别能够成就事业的职业伦理精神。20世纪科学界的许多重大发现，大部分是讲德语的人做出的。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名言，任正非对此始终信奉不已。任正非也有着德意志民族的那股倔强，偏执的“一根筋”，那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造就了华为的成功。
这种偏执成为任正非的特色，在他身上体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以做事业的态度做企业，不走一时的捷径，坚决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突破口，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
孟子有一段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非凡的定力是不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顽固不化”，任正非才成就了后来的大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沧桑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由于长期的内忧外患，加上不断的战争破坏，经济濒临崩溃。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任正非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出身于社会底层，兄妹七人，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按常理而论，作为家中的长子，早就选择找份工作支援家用了。但是“贫贱不能移”，他的父母并没有那样短视，他们省吃俭用供儿子上了大学。
任正非的人生经历满是沧桑。他经历了苦难的“文革”，在那时“打倒一切权威”，只有工农最受欢迎。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也受到冲击，但是他还是教育儿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正是由于这些，他在人心浮躁、“激情燃烧”的年代孜孜不倦地读书，为他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男女老少纷纷“下海”捞大鱼。经济的“肥皂泡”越吹越大，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许多人沉浸在大发横财的美梦中。企业转行的转行，投资的投资……浮躁、投机取巧之风蔚然盛行。然而，在这样充满诱惑的年代，任正非不为暴富动心，没有做代理赚取稳定收入，而是走上了未来还是未知数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当IT泡沫膨胀的时候，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厂家放弃对现有的交换机的研究开发，而全面转入下一代NGN交换机的研究，任正非仍然加大对传统交换机的研究投入。“泡沫经济”破灭后，西方公司又开始动摇了它们推崇的下一代NGN交换机，对世界下一步的潮流走向产生了迷茫。“雪上又加霜”，财务状况不好，开始大量裁员。而华为却坚信NGN一定会取代传统的交换机，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NGN上也一直加大投入往前冲，于是华为又赶上了它们，进入了世界前列。目前，华为的传统交换机占世界总量的16%，而下一代NGN则有可能占世界总量的28%。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任正非坚持着知识的力量，淡泊名利，不为贫穷所吓倒，不为暴富动心，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
现在，许多企业做大后都在走向多元化。它们都想效仿通用，采用韦尔奇的多元化战略迅速提升品牌，但是“韦尔奇道路”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万科集团最初不断做大，走向多元化，但问题不断，只好收缩，走向专业化，目前获得了健康发展；三九集团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已严重失败；五粮液集团在慢慢走向多元化，但已出现危机。
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也就是外在的“公众形象”。品牌是支撑企业的“门面”，具有无形的价值。但是打造品牌绝非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时间地艰苦努力。企业只有专注，在一段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才能做到精益求精。“东张西望”，见着利润大就上，是很难做出自己的特色的。
任正非偏执到只做通信产品，并在《华为基本法》中确定下来。《华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第三十七条再次强调了：“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在制定重大投资决策时，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润项目，同时要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新产品的成长机会。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任正非铁了心要做有高度的事业，就要经受风头浪尖上的考验。通信产品前期投入大，周期长，而且产品研发出来也不一定能满足市场需求。但是任正非，这个“偏执狂”，全然不管这些，他的目标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
为此，他顶着倾家荡产的压力，投巨资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产品。他为了融资，出卖安圣电器，卖掉华为3Com的股份，放弃盈利的小灵通。
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任正非“不惜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地搞通信设备的研发，并为此坚持不懈。
任正非清楚，虽然华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华为还在成长，与国际老牌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任正非为了企业的迅速发展，不断整合企业资源，将所有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体系上，争取取长补短，迅速提升华为品牌。
正是凭着这股偏执劲头，他带领华为人打进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在200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上。
从C＆C08机到排除万难建立北京研究所，到3G“豪赌”，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就做通信产品，而且要做就做到最好。
3G是目前通信行业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一个话题。所谓3G技术，即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它比前两代技术更先进，能够提供更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谁掌握了3G先机，谁就有可能掌握未来通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取得优越的竞争优势。
任正非瞄准了这一势头，坚信下一代网络技术必将是3G的时代。因此，他孤注一掷，不惜“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开始为自己偏执的“信仰”努力了。
华为南方研究所的一位员工说，华为对3G的热忱已经到了“从芯片做起”的程度，每次投片（将设计好的芯片交IC厂投产）所需费用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加之高额的设备投入，累计已达40亿元人民币。
为了3G，任正非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一心研发3G，忽视了小灵通，让同城弟兄中兴着实赚了一把。为了3G，忽视CDMA，致使在联通CDMA的两轮招标中，华为接连失利。
2002年是世界通信业十多年来挑战最为严峻的一年。国际电信业停滞不前，众多设备商收入锐减，业务开始大面积缩减，“冬天寒气直沁入人的骨髓”。
但即使是这样，任正非也不认输。对于CDMA和小灵通上的失误，任正非很不服气地说：“PHS技术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想到连续5年来会持续建设，这是政策造成的，但是不是后悔，得过几年再来总结。”他“撞破南墙不回头”，仍然继续将大量资金和研发力量投入到3G技术上。
然而，巨额的投入并没有马上收回来。任正非雄心勃勃地投资，但中国的3G产业标准一再延迟，3G市场迟迟无法启动。对于这点，他自我解嘲式地说：“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胜出者。”
2003年10月30日召开的3G全球峰会传出的消息称，由于3G标准完善工作的推迟、终端技术的不成熟、移动数据业务市场不理想等的开发现状以及难以预测的前景等等，大部分运营商开始要求推迟3G牌照的发放日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可能放缓3G许可的进程。
果然不出所言，中国政府关于3G的计划一再推迟，直到2005年1月，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任正非苦苦等待，希望3G能够云开见日。
但是任正非仍旧没有灰心，他相信选择3G是正确的。2005年，3G泡沫过去之后，国内3G产业环境已经形成，系统解决方案日趋成熟。华为呼吁信息产业部借此机会启动3G。信息产业部高级顾问徐木土分析认为，随着3G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成熟和商用化，信息产业部将根据中国电信业务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放3G经营许可证。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华为押宝3G上并非万无一失。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透露的信息，中国在3G基础设备的采购上投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这个被称为中国电信基础设施最后一次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将在3～5年内完成，平均每年为300亿～50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量。如果按照每年300亿元的市场容量计算，华为能从中分得多少？除了华为，中兴、朗讯、北电、阿尔卡特等众多国际巨头也都在争抢这一杯羹。凭着那些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多年的拼打和雄厚的实力，不让它们分一半是很难的，那么留给华为的最多只有100多亿的采购量。因此，即使3G时代马上来临，华为在3G业务上的国内空间也很有限。
但是，任正非并没有动摇，只要3G一启动，华为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任正非带着华为轰轰烈烈闯出了一番成就，但是他始终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躲在幕后半遮面，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无论是2000年荣登《福布斯》杂志富豪榜，还是2003年与思科激烈交锋；无论是地方领导参观，还是大腕媒体采访；无论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IT名人”，还是“最受尊重的企业家”……这一切他都不屑一顾，他拒绝领奖，拒绝采访……这么大的“架子”，想拜访他，真有点难度。
但是，也有些人要见他是很容易的，那就是客户。任正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他说：“我不是不见人，我从来都见客户的，最小的客户我都见。”
2004年4月22日，华为与文莱电信公司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当时在文莱最豪华的酒店举行，华为邀请了全球40多个运营商，一起讨论文莱下一代网络的商用部署和市场发展。
那天一大早，任正非就西装革履地站在会议大厅门口，手握一大沓名片，见到进场的客户，无论大小、中外，都挨个儿亲自送上自己的名片，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用带些乡音的普通话说：“我是华为的，我姓任。”
任正非只见客户，而且是偏执地只见客户。2002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带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来到华为总部，任正非只派副总裁费敏接待。事后罗奇感到很遗憾地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但任正非却不以为然：“他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如果是客户的话，最小的我都会见。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买机器的人呀。”
一次，某前任部级官员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华为总部，希望能见任正非一面。负责引见的人员说得口干舌燥，虽然千里迢迢也没给人家面子，没办法人家只好原路返回了。
李嘉诚说：“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如果你不过分显示自己，就不会招惹别人的敌意，别人也就无法捕捉你的虚实。”
对于媒体，他也十分冷淡。他经常说：“媒体有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他在解释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他们说了，我们改进就好了。对媒体来说，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
任正非执著地认为，客户是华为的生存之本，为客户服务是他和华为的职责。对于媒体和其他知名人士，他主张“守拙”，不要过分招摇。
任正非不喜欢与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交朋友拉关系。他不与一般的官员吃吃喝喝，给人的印象是清心寡欲，远离官场。据说，深圳市政府几位副市长曾多次去华为视察，华为总是派出一位副总裁接待，任正非从来不出面。但“架子很大”的任正非，在处理与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格外热情与尊重。
任正非走的是上层路线。在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任正非与国家领导人的被放大的合影照片。甚至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也没有忘记提到，自己和胡锦涛主席的接触。
早在1994年，任正非就受到江泽民同志的亲切接见。1996年，朱镕基视察华为，为华为带来了救命的贷款，还在政治上给予华为足够的重视。2000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2001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国访问，点明任正非随团出访。2003年4月11日～1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深圳考察工作，再次视察华为，要求华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999年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准备参观华为。任正非非常重视，亲自安排接待事宜。安排任务过后，他去生产部门看看准备的情况，突然发现设备明显地重新摆放过，而不是常规生产的样子——这就相当于欺骗领导嘛。任正非赶快把一位负责的总监叫过来，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么能欺骗别人呢？一气之下，他竟然踹了那总监一脚，对方躲过去，本能地想跑，任正非说：“你还跑，回来呀，把设备摆回去。”
经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到今天内心仍然忐忑不安、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走上层路线也就不难理解了。
任正非就是这么偏执，坚持走上层路线，既可以避免官商勾结的嫌疑，又可以为华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