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曾说过“整理国故”——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部门。我也曾提出我们致力研究的一方面便是中国思想史。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词，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我并举出我对禅宗史的研究，以及我如何从头改写禅宗史，用它作例子［来说明我们整理国故的方法和过程］。
今天早晨我想来谈谈中国［传统］小说，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门。在以前诸章里我曾举出那几部小说名著，它们都已经畅销好几百年。由于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至大。我也指出，这些小说名著便是过去几百年，教授我们国语的老师和标准。我并强调那些对这种小说有热爱的中国男女和在学青年，于潜移默化之中，便学会了一种有效率的表达工具。这工具便是这一活的文字——白话。它不只是口语，而且是文字，因为这些小说名著已经把这种活的文字的形式统一了，并且标准化了。
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的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才对。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我想我实在不必在这方面去鼓吹，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因此从1920年到1936年的十六年之间，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传统小说名著。同时我也督促我们的出版商之一的“亚东图书馆”在这方面多出点力。“亚东”是一家小出版商。它除掉陈独秀和我们一般朋友，编写了一些书交给他出版之外，简直没有什么资本［来印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说服了他们来出版我们的……德刚，我应该怎么说？——［德刚答道：］“整理过的本子。”对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三大要项，就是所谓“整理过的本子”了。
“亚东”首先选了两部较短的本子来付印。其一便是那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我常用英文把它译成“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iClass”（知识阶级稗史）［德刚插话：大陆上的英文版译为“TheScholars”］。对的，大陆出了部新的英译本叫“The Scholars”（学问家），那也是相当正确的译名。
这是一部在18世纪出版的部头比较小的小说。这部小说在［20年代］当时并非畅销书，但是它现在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书前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和我的序言。当这本书在1919年出版时，竟然一纸风行，深为老幼读者所喜爱。这一来我的出版商也相信这也是个生财之道。后来果然如此。
那时陈独秀、钱玄同和我对本书皆甚为推崇。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能替本书作者，我的安徽同乡吴敬梓先生作篇全传。因此在该书出版之后，我也就开始收集有关作者传记的资料，这项探幽访贤的工作甚为有趣。因为一般目录学家对吴敬梓的作品都没有著录，所以我把吴氏著作查明交予我的书商，要他们加意搜寻。
有一天，一位书商果然带来了一厚册吴敬梓的诗集［《文木山房诗集》］，集后还有编纂人——吴氏颇有天赋的儿子［吴烺］——一首有关选印诗集的诗。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孤本，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的诗集。我只花了一块半钱［约合当时美金五角］便买到了。我把吴氏的诗文集和安徽《全椒县志》参校研究，所以在《儒林外史》标点本出版后三年，1922年冬，我就能写出一篇相当完备的《吴敬梓（1701～1754）年谱》了。
我研究的第二部小说是《水浒传》。《水浒传》很像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传奇英雄的故事。赛珍珠（Pearl S.Buck）把它译成“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在很差劲。《水浒传》原义是“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The Bandits of the Marshes”）。那是一部谈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故事，他们被苛政所迫，不得已违反本意，落草为寇。
所以大陆今日竟认为它是一都“普罗小说”，事实并不如此。不过那是一部具有反抗意识的文学作品，则是无可讳言的。
这部小说在中国一直是一部畅销书，因为它描述一种“罗宾汉”一流的英雄好汉，为青年读者所喜爱。同时也是因为这一百单八条好汉中几位领袖，都有其特出的性格。
我于1920年7月发表了篇详尽的《〈水浒传〉考证》；翌年6月，我又写完与前文几乎一样长的考证续篇。两篇加起来总共有四万五千多字。算起来，比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为他所写的剧本所加写的导言的平均长度还要长一些。
在这篇序言中，我指出这部小说不是一气呵成的作品。它是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逐渐演变出来的［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中国［传统］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历史小说，这种小说是经过长期演变出来的。每部小说的开始，可能都只是些小故事；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才逐渐变成一种有复杂性格人物的长篇小说。
《水浒传》便显然是发源于11世纪一篇描写三十六条好汉的故事。终于由三十六人逐渐演变为一百零八人，从一个短篇逐渐发展成长篇的章回小说。像《水浒传》这类的章回小说，其发展的过程，和中古欧洲那种“罗宾汉”浪漫故事的发展大致是一样的。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第二种，便是一些个体作家创作的小说。我在上节所提到的那18世纪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便属于这一类。
现在我们要研究上述这两种小说，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方法因而也就大有不同。在我为《水浒传》所写的两篇序言里，我就指出，要研究这种历史小说，我们就要用我所说的历史演变法。我们必须要从它那原始形式开始，然后把通过一些说书人、讲古人所改编改写的长期演变的经过，一一搞清楚。
在1030年，那时市面上所通行的《水浒传》便是那部已流行了三百年的七十一回本。这个本子三百年来一印再印，已不知道印过几百万册了。这部七十一回本，也的确是一部善本。人物性格的描写皆栩栩如生，因此一般读者都视为当然，认为这就是《水浒传》了。但是我指出，这部小说实在是经过长期演变的。正不知有多少无名作家，逐年逐月，东修西改，不断删增，才达成这最后的形式的。我说从早期的记录看来，明朝的《水浒传》无疑的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本子。这部大书有一百回本，有廉价通俗的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我举出这三种本子来说明《水浒传》在不同的时代，却有其不同的发展。
在我第一篇考证发表几个月，我便收到来自日本的通信，说这三种不同的本子，在日本都可以找得到完好的版本。这真使我惊喜交加。在数年之内我们又发现，不但日本有，中国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就颇足自豪地买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我又花了一块钱一部，买了好几部一百十五回本，分赠朋友；并以此来说明我的考证，不只是历史的幻想［而是有物证的］。渐渐地其他版本也不断地出现了。例如还有一种粗制滥造的一百二十四回本，便是其中之一。其后十年之内，商务印书馆便出了一部一百二十回的善本，我并且为这部书写了一篇长序。同一时期我的朋友李宗侗，又校印出一部一百回本。所以我研究的结果，发现了《水浒传》是代表一种历史小说。其最后形式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完成的。例如十六七世纪之间所形成的一百回本，原是从11世纪末年［一种较简单的本子］演变出来的。
可是在17世纪时，中国出了一位有革命性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号人瑞，1627～1662］。圣叹［于康熙元年（1662）］由于领导反抗清官吏的一些政治迫害，而被贪婪无知的清廷官吏［巡抚朱国治］所杀。金圣叹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学革命思想的文学批评家。他就能指出《水浒传》是一部足与最上品古典文学平起平坐的杰作，在文学上足与两大史学名著《左传》和《史记》媲美。这部七十一回本——通称“贯华堂本”，便是他校评付刻的。这部七十一回本后来甚为流行。在这部书里，每一回都有金圣叹的评语。他对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别有其批语，这些批语都十分精彩。这部金圣叹批《水浒传》一直被重刻了三百年。这个本子风行之后，其他较早的本子就逐渐被湮没了。
可是我指出《水浒》的故事还有许多更老的本子。最早的一本是仅有数千字的小故事叫作《宣和遗事》。那是一部约在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的作品。但是在元曲盛行的时候，许多剧作家就利用这故事来随意衍伸渲染［创作戏曲］。我便指出后来《水浒》里的许多性格人物，与早期元曲里同一人物的性格描述，却完全不同，有时甚至相反。那也就是说在14世纪元曲作家采用这一故事时，《水浒传》还无定本去限制作家的构思，所以他们还可根据自己的幻想去创造人物的性格。
时日推移，那些说故事的民间艺人，乃根据元曲和古今各种不同的本子去说书，而这种说书人简直可以随心所欲、有始无终地编造下去。最后在16世纪［明代中叶］，乃逐渐有人综合这各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编成一部巨著——例如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至17世纪［经过金圣叹一批］，乃又被缩成七十一回本，在文学内容上说，这七十一回本实在比其他各种版本要高明得很多。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七十一回本形成经过的历史，我们就必须要体会到它经过正不知有多少无名作家，不断增删而成的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以上便是我所提倡［用来整理传统小说］的历史方法，这也是我致力于整理中国传统小说而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第二步［也是更实际的］工作。
我所致力的另一部小说便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最近曾由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稍事删节，译成英文。他以前已经出版过一部节译本。本年［1958］他又加以补译，另出一本比较完备的译本。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就说来话长了！
这里我想稍微多说一点，来解释为什么大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对我有关这部伟大小说的研究还不肯放过的道理。
第一，我要说的便是《红楼梦》是我上面所提过的“第二类小说”的代表。那是个别作家的创作，迥异于长期演变而成的历史小说。对这种第二类的小说，我们必须用一般历史研究的法则，在传记的资料里找出该书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状况。在许多方面，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第一篇《红楼梦考证》是在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之后我立刻又获得了许多新材料，在许多细节上又加以补充改写。现在我《文存》中所收的那一篇，也是新版《红楼梦》里所附印的那一篇，便是我在1921年11月所改写的。
经过多年的搜寻，我于1922年发现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一位友人敦诚的长篇诗文集——［《四松堂集》］的钞本。这钞本是部孤本。敦诚出身满洲宗室。他的诗文集有刻本，也有钞本。但是这钞本比刻本有用，因为钞本中有许多有关曹家的事为刻本所无，所以在1922年我就把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了。
五年之后我又购得另外一件重要资料，那是《红楼梦》的一部残缺的钞本［后来“红学家”通称为“甲戌本”，是现存《红楼梦》最早的钞本］。这钞本只有前十六回［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但是全书却有［“脂砚斋”等人的］详尽的评注。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注［刚按：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故曰“自注”。但是继起的“红学家”俞平伯、周汝昌、林语堂、赵冈、潘重规、周策纵诸先生，则认为“脂砚斋”另有其人。周汝昌君认为“脂砚斋”是位女人，甚至是曹雪芹的老伴“史湘云”！林语堂先生也深信此说。其实也都是些证据不足的“假设”而已］。评注的另一部分则为作者曹雪芹的两三位好友［畸笏叟、梅溪、松斋］所作［刚按：脂砚斋以下的“批书人”，以畸笏所批，最多最详。周汝昌认为这位自称“老朽”畸笏叟是“史湘云”的另一笔名，是耶？非耶？总之自适之先生以后，“红学界”值得一提的二世祖、三世祖，以周汝昌君用功最勤，发现也最多，但是胆子也最大。今姑存其说］。我这一发现实是《红楼梦》最早的钞本。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部更全的七十七回本，号称八十回本［此钞本后来红学界通称“庚辰本”，为北平徐景署所藏，书名与“甲戌本”同，亦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也替这部更全的抄本写了一篇很长的考证［《跋乾隆庚辰（1760）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于1933年发表了［原文见商务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页403～415］。
所以从1921年至1932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时十二年之久，先后做了五篇考证的文章。这项前所未有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在我做考证之前，研究《红楼梦》而加以诠释的已有多家，简直形成了一门“红学”。让我且举颇有惊人之笔的三家为例：
第一家认为《红楼梦》是反映清朝开国之君顺治皇帝的一段恋爱故事。书中的男主角“宝玉”便是隐射顺治，那美丽而短命的女主角“黛玉”则隐射董鄂妃。
第二家就更离奇了。那是我的上司、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所首倡的。蔡氏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射汉民族抗满的［政治］小说，［书中的故事］便是整个康熙一朝的政治现象。“宝玉”是隐射康熙皇帝的废太子［胤礽］，大观园中的诸美人则是暗指当时的名士。例如“黛玉”便是暗指朱彝尊，黛玉的情敌“宝钗”则是暗指高士奇。诸如此类。
第三家倒是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家说《红楼梦》是描写满族名士纳兰性德的身世。纳兰在英文《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Vol.II，p.662.）中有专传。我这里不妨顺便说一说。纳兰性德（1654～1685）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是［康熙朝］当时一门有权势的满族世家［武英殿大学士（俗称“宰相”）纳兰明珠］的公子。这位青年倒是一位文学奇才。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颇有才名。他的情诗［《饮水词》］也真是美艳感人，因此才有人把他和《红楼梦》扯在一起。
但是我在我的长篇考证里，便把上述三家斥为无稽之谈。我指出这部名著与上述三大家的惊人之论毫无关系。否定诸说之后，我也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议。我认为要认识这部巨著，一定要找出作者的身世，并且还要替这部名著的版本问题作出定案。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雪芹原名曹霑，雪芹是他的别号。
为搜查曹雪芹的家世，我们又找出他的祖父曹寅来。曹寅诗文皆佳，原为康熙皇帝遣往江南来羁縻当地士子的秘密文化特务。作为清廷的秘密文化特务，他获任当时南京、扬州一带收入最丰的优差肥缺。他的收入倒不是去贿赂或收买当时的读书人，而是有意地去救济全国的寒士——特别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贫儒寒士。
我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寅的父亲曹玺——也就是雪芹的曾祖——曾在南京做过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私家账房、内务府，管辖南京一带丝绸纺织工业以备宫廷御用的财务官］。曹寅本来已在苏州做过四年的“苏州织造”；后来调往南京，又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在此同时，他又在扬州四度兼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两项官职是当时大清帝国之中最能充实宦囊的优差肥缺。
曹寅死后，其子曹颙又继承父职，做了三年“江宁织造”，死于任上。曹氏殁后，曹寅一位过继的儿子曹頫——可能就是雪芹的父亲——又接着出任“江宁织造”至十三年之久。所以他们曹家三代出了四位“织造”，任期加起来，先后逾五十八年！这件事实便是《红楼梦》上所常常提到的所谓“世袭恩宠”了［刚按：在适之先生以前的文章里，他总说曹頫是曹寅的次子。在本章中则说是“过继的儿子”，这是他接受周汝昌的说法而改变的］。
任何人读《红楼梦》，都会感觉到那［荣、宁二府里］荣华富贵的气氛，一种官宦世家的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先要了解那种五十年不断的“江宁织造”家庭背景，然后才能谈到了解这部小说。这便是我考证的一方面。
但是康熙皇帝死后，诸皇子争位。雍正虽然终承大统，但是他［这位四皇子］也没有什么名正言顺的承继特权。所以他一旦即位之后，便对原先和他争位的弟兄，乃诛囚不遗余力。在这场夺权斗争之中，曹家也受到株连。不特与曹氏有关的皇亲国戚悉被推翻，曹家自己也受了“查抄”之祸。家产充公，婢仆星散，树倒猢狲散，转眼也就穷困不堪。曹雪芹长大之后，正赶上这场不幸，而终至坎坷一生！
这许多遭遇，作者在他的《红楼梦》的前几回中都说得清清楚楚。他也向来没有掩饰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但是我这一自传小说的说法一旦提出之后，却不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一般读者的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早已为上述诸家的政治故事、民族意识等说法，先入为主了。因此我和我的朋友们，真是历尽艰辛，找出这些传记资料——不特是曹雪芹的传记资料，而且是曹氏一家的资料——来说明这部小说原是一部自传。
这小说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项自传性的证据，便是那一段描写贾家在皇帝南巡时曾经“接驾”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接驾一次，而是接驾数次。史料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佐证的。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驾”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驾”，而且招待随驾南巡的满朝文武。康熙在扬州和南京皆驻跸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这样的“接驾四次”，也就足够使他们破产了。
我考证的第二步，便是《红楼梦》本文上的问题。我指出根据早期各方资料，《红楼梦》全稿未完曹雪芹就死了。雪芹死后，他的遗嘱可能把这部未完的小说，以钞本方式，廉价出售。这钞本大致只有八十回。可是后来我发现，甚至前八十回也非全璧。其中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各回中也都有些残缺之处。这些都说明作者死后，只遗下一部八十回的残稿。这残稿在传阅之中，又经人一再手抄，而抄书的人又可能只是些低能的录事，因而错误百出。
这样经过二十五年的传抄，始由两位有心人来加以整理，赞助付刻。其一［程伟元］出资印刷；另一人为汉军旗人高鹗乃加以续写，把残稿补成全书。高鹗一共补写了四十回，才竟全功。在他程、高二人的序言里，他们便坦然说出他们续了四十回。
他二人所说的故事原是这样的。他们先发现了［八十回以后的残稿］二十回，后来又在一肩挑旧货贩卖的“鼓担”上，无意中又发现其余二十回的残稿。拼凑之下，果然“接榫”。所以据他们说，这部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实是在多少年耐性搜寻之下，忽然喜从天降，果然在一个鼓担小贩的杂货之中发现了。但是这位学者高鹗，倒颇为续写而自豪。他始终没有完全否认那后四十回是他补写的。他曾把此事告诉他的朋友，似乎也是他的姻兄张问陶。张问陶后来写了一首诗［送高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提到《红楼梦》。在这首诗的小注中，他也提到后四十回［为“兰墅所补”］，是指高鹗续作的。
这些都是当时人的见解，所以我根据我的青年朋友顾颉刚、俞平伯二人所发现的证据，来说明《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所以与前八十回不大一致的道理，那实在是出于高鹗的善意作伪之所致。
我同时又找出全书前后更多的矛盾之处来说明《红楼梦》是出诸两位作家的手笔。这第二位作家高鹗，显然是熟读前八十回之后才动笔的。但是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巨著，能补得天衣无缝的，所以高君续稿中的破绽是可以理解的。在高君的破绽中，我们便很容易看出哪些不是原作者的手笔了［刚按：胡先生这些话不但太武断，而且也“破绽”重重。曹雪芹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已成书八十回，此时距他死还有七八年之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该书已经脂砚斋“四阅评过”，此时距雪芹“书未成，泪尽而逝”也还有三年。那么雪芹在“泪尽而逝”之前在写些什么呢？所以林语堂先生断定高鹗是“补”足残稿而不是“续作”，是极有见地的话，也是笔者深信不疑的。见林语堂著《平心论高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8年11月第二十九本《庆祝赵元任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页327～387］。
所以我在《红楼梦》考证文章的结论上说，我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小说。我同时也指出这个“考证法”并非舶来品。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作“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