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晚，贾樟柯在位于北京东部一大片安静而路面昏暗的艺术区出现，他即将为一本以性感风格著称的时尚杂志拍照。他的作品和思想力（或许还有其简单但十分得体的穿衣风格）让他成为时尚杂志的宠儿，仅仅就在几天后，他又因被评为“年度导演”而出现在另一本时尚杂志的演讲台上。
拍照当晚，他谈起自己觉得最残酷的电影《站台》。“那部电影说明，人会无可避免地老去，被体制化。”他穿着绿帆布鞋坐在化妆室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脸蛋和头发交给化妆师。
人们担心贾樟柯正在走向他曾经的反对者。在过去几年中，他的新身份包括电影家协会理事、年度时尚先生、上海世博会纪录片总导演、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创意小组成员。音乐人颜峻的评论被媒体反复引用：“这位独立电影曾经的旗手，一夜间主流起来。”他为服装品牌“无用”拍纪录片；接受华润投资拍摄《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一面被说成世博会的宣传片，另一面又被盛传“由于韩寒言论过激而导致审查受阻”。
他受到指责，因被认为迎合意识形态和资本，所以背离了自己曾受到拥戴的最初理由——现实主义，而走向伪现实主义。
张赞波，一位纪录片导演，他的作品《天降》拍摄了湖南一片拥有16万人口的地区20年来先后数十次地迎接从天而降的火箭残骸的故事，张也曾撰写论文《二十四城记：贾樟柯完整的影像实验》。他以邮件回复《人物》记者的采访：“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对贾樟柯走出地下后的表现颇有微词，认为他是在向体制投降，堕落了。这样的舆论尤其在独立电影圈比较普遍，我身边有不少的独立电影同人甚至朋友都对解禁后的贾樟柯不屑一顾，甚至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我几乎能在任何一次独立影展上碰到有独立电影人骂他，呵呵。”
“你今天所获得的是否与你能够容忍、妥协有关？”《人物》记者问贾樟柯。
他毫不犹豫地反驳：“有一点我想纠正一下，我不愿意妥协，人们往往认为跟体制沟通就是妥协，这是错误的。你研究我的作品，它们是毫不妥协的结果。”他谈起《二十四城记》，“你们不知道当时内部审查引起的轩然大波，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这部电影，其实它在讲计划经济如何伤害了一个群体，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忌。”他又谈起《海上传奇》，“也是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它涉及了中国两个历史上最敏感的层面，1949年怎样把人造成两岸离散，‘文革’又怎样影响了家庭。”
“最终通过就是一个坚持的结果，而不是妥协的结果，你觉得妥协能得到通过吗？”他反问。
但审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大部分时间里，贾樟柯拒绝谈论此前与体制的博弈过程。他只是兴奋地谈起新片《天注定》被“原则上通过”。但片中仍有必须修改的镜头，比如被每人送一袋白面的承诺组织起来去机场为煤矿老板接机的村民，在机场喊出“共赴小康，和谐社会”一类的口号。
贾樟柯并不标榜形式上的反叛，正如他的支持者张赞波所分析的那样：“他对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尊严的体恤和悲悯、对这个畸形时代的反思和批判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他并没有如某些人所愿直接喊口号，举牌子而已。”周黎明也认为：“《天注定》我现在没看过，但我听它的故事，我觉得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了。因为很显然，这个故事碰到钉子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我不认为说几句脏话踹几下门就是反叛，我认识很多人身处逆境却充满教养。真正的反叛是（《海上传奇》）儿子坐在那里很平静地说，母亲（上官云珠）1968年几月几日在一场批斗之后，她跳下去了，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贾樟柯说。
谈起这些，他平心静气，如此前有人描述的那样，眨巴着“绵羊般温柔的眼睛”。人们仍然习惯非此即彼的阵营划分，但这从来不是贾樟柯的行为逻辑。他试图通过作品，而不仅仅是言论拓宽创作自由的边界，“最好的讨论是当我们出作品的时候我告诉人们，我所理解的自由创造跟宽松的创作环境就是允许有这样的作品存在。”香港摄影师余力为从《小武》开始与其合作至今，他将贾视为“现代公民”，“他喜欢讲理，用自己的合理合法的方法去争取权利，在这方面，他是很现代的一个电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