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家属的日程全部结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狱方终于通知大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三十多个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加上押送的武装狱警，一行四十多人，搭乘一节包厢，高高兴兴地往北进发。除了沿站不许下车之外，在车厢内可以自由走动，与普通旅客无异。
公安局办事，特别是监狱里对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论到什么地方，上了车，不到下车时间，绝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当惯了犯人，对于这一点倒是都习惯了。他们不会去问，也不敢去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说话算话，绝不会欺骗大家。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个个罪大恶极，如果要镇压，要枪毙，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来收拾你？再说，拿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也没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得下，睡得着，车厢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只等着到达目的地以后，参观访问，大开眼界。这样的免费旅游，也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享受，倒退十年，还没这可能哩！
列车全速往北开去。车上的伙食供应也相当不错。大家吃饱了，在有节奏的“咣当”声中，一个个全进入了黑甜的梦乡，有的梦见了回到故乡，有的梦见了走上岗位。醒来之后，皆大欢喜。天色渐渐放明，时值仲夏，铁路沿线，风光秀丽，阳光普照，河道纵横，村落扶苏，云天湛蓝，庄稼碧绿，祖国河山，美不胜收。
傍晚时分，火车靠站，大家奉命下车。一看站名，乃是山东禹城。站外已经有两辆大型轿车迎候，上车继续奔驰。
车子一直往前开，道路两旁，越来越荒凉。不过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为此次北上，是来参观，不是转监。大家估计，当是时间已晚，先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大家既然依旧是囚犯身份，总不能住旅馆，因此到什么劳改单位去暂住一宿，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约九点多钟，汽车终于在一处高墙下面停住。带队干部下去联系后，大门訇然打开，可以看见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车子直接开了进去，大门在车后徐徐关上。那情景，与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其相似。
大家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饭。由一名干部带领大家到食堂去。这时候人人都已经饥肠辘辘，饭菜一上来，先饱餐一顿再说。
饭后，由那名干部把大家带到一座大楼的二楼，看样子像是一间大教室。房间的两面，已经铺好了稻草和苇席的统铺，铺上放着军毯、棉被、枕头等等，足够四五十个人用的。房间的一头，有几张桌子，可以放脸盆、洗漱用具和杂物。
到了这时候，大家基本上认定这里是参观旅途中打尖歇脚的中继站了。至于是什么劳改单位，还不知道。当然也不能问。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如监狱医院那样舒服，但作为犯人，应该说比那沙丁鱼罐头似的牢房强得多得多了。
旅途劳顿，大家心无旁骛，为迎接明天的参观，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毕，仍由那位干部带领到食堂吃早饭，然后回到大房间，等待带队的上海监狱干部带领大家去什么地方参观。
一等等到上午九点多钟，带领大家去吃饭的那个解放军干部，带着四个同样穿军装的干部来到大房间，向大家宣布说：这里是“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由军区联络部陈部长兼，日常工作由副团长刘泗滨和政委言一之负责。大家来到这里，被编为第三中队，他本人即是三中队指导员，姓赵，另外正副两名中队长一个姓钱，一个姓孙。接着由副团长和政委继续讲话，内容无非希望大家要遵守这里的纪律制度，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等等。
这里属部队管辖，仍按部队编制，团长既然是兼职，大概是个挂名的“虚职”；刘副团长年纪不过五十多岁，但是胡须头发都已经花白，一副“老态”，说话和气而诚恳；言政委四十多岁，比刘副团长能说，给人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至于三名中队长，都还只有三十来岁。
这一宣布，简直像晴天里打了个霹雳，震得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几乎不辨东西南北。这样的转折，太突然了，也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四五个月来，上海监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大家重返社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到昨天下火车，带队的干部还说要到许多地方去参观呢，怎么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犯人北上参观团”就变成“解放军官训练团三中队”了。这不是欺骗么？
可是这时候上海监狱的带队干部都不见了。从政法系统转到了军队系统，初来乍到，不知这个池塘的深浅，像这样的问题，作为囚犯，谁敢提出来质问？
小会最后以编班编组、安排铺位结束。干部们走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认为这是一场大玩笑的，有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的，更有聪明人认为共产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变故，多半还是台湾方面又有了反攻大陆的动作，共产党一害怕，不敢把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出去祸国殃民，于是突然之间来个急转弯，把这些人都塞到这里来，纳入军事系统严加管制，一有风吹草动，只怕还要拿这批人做牺牲呢！
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牢骚增加，有的人开始骂娘，有的人偷偷儿掉泪，有的人怪蒋介石不该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捅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对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王荣却因为他的哥哥王耀武曾经在这里呆过一个时期，多少知道点儿内情。他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解放军官”指的不是解放军的军官，解放军的军官不论大小一律称干部；“解放军官”，实际上指的是“俘虏军官”。解放军一向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之外，还给饭吃，给衣穿，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对士兵，一般通过诉苦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然后动员他们当解放军，拿起枪来，为自己、为父兄、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对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一般发给路费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管理。对团以上高级军官，一般是“组织学习”，不算判刑，但没有期限。到了某个运动，就拉出来枪毙一批。例如傅作义部队起义以后，部队改编，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天津郊区学习，称为“清河四大队”，到了镇反运动，枪毙了一大批，判刑劳改的一大批，只有少数人从战俘升级为战犯，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这种战犯管理所，不但抚顺有，北京的小汤山也有。山东的这个，是只关少将以下的国民党俘虏军官的，所以不叫“战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这里关押过。杜聿明还曾经因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过禁闭。后来因为王、杜两人都是上将军衔，被起解到北京去了。
听了王荣的介绍，池步洲还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虏军官，而是个有刑期的在押犯人，怎么稀里糊涂地也被混到这个战犯管理所里来了？
据王荣的分析：年初共产党确实有把这批人放了的意思。这个主意，绝不是上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远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专人把他押送到上海来。要放这批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所以会下那么大的本钱，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工作，也就是当作样板给台湾的军政界人士看。突然间的变卦，当然不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故意跟大家开玩笑，更没有必要存心安排一个骗局来骗骗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样，确实是局势有了变化，当局不放心了；二是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长不同意，再把集中起来的犯人都退回原监狱，似乎不合适，只好临时改变策略，把大家送到这里来了。
池步洲苦笑一声：“我可不是战俘哇！这一来，算是对我的优待么？”
王荣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骂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有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却不知道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一个由某人说了算的政权，朝令夕改，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有多么为难！
一两天之后，没有赶上到上海监狱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这里来了。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有个从四川来的囚犯叫郑锡麟，本是个军统局的处长，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判的是无期徒刑，却总以积极分子自居，一脸的特务相。他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组长。
“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房子，据说原来是教堂，后来改为禹城中学，因为离城内太远，办中学不合适，所以移交给了军队收容俘虏军官。难怪房子都很宽大，原来都是教室，围墙当然是解放后因为要关押战犯，才加高了的。
高围墙里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和两栋平房，都很宽敞。上海来的一伙儿，编为三队。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上校、少将级的师、团长或参谋长之类的军官，住在楼房的楼上。楼下是队长办公室。在楼房的东面有一栋平房，住着大约百来名被俘军官，称为四队。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统、军统、政工人员、专员、县长、省府委员、行政专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其他中校级文官。四队的前面，是一块相当开阔的空地，可容几百人集合开会或看戏看电影。三队与四队之间没有隔墙，但绝不许互相来往，周围则围着很高的围墙。四队住房的后围墙外面，另有楼房和平房，那是警卫部队的营房。在三队队长办公室旁边的围墙上，开有一个侧门，大铁门平时总锁着。门外有一所房子，住着几十名战俘，称为一队。据说他们不是军衔较高，就是有特别的来历，因此也称“将官队”，监管较松，以视优待。平常时候是看不见他们的，只在全团集合开会、看戏、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才整队出来，人数大约六七十个。一队指导员董敏，后来升任训练团训练科科长。
为什么全团只有一、三、四队而没有二队呢？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二队，关押着一百多名罪恶特大的重刑犯，后来于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京军区军法处法办了。上海来人之前，这里只有一队、四队，上海来人之后，补了一个三队，二队仍缺。
有一次看电影，全团都到了。但是队与队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藩篱”，两队人员，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当时天色还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队那边随便望望，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年重庆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同事杨肆、丁绪曾和叶仲骅三人竟在一队的行列中坐着。杨肆也看见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边的丁绪曾和叶仲骅。那边三个，这边一个，互相望着，也只能微微点头，至于究竟算是招呼、算是问候。算是致意还是算疑问，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看来，这里虽然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许多人都没有判刑，但实质上也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只是人员成分比较单一，管理系统属于军队，生活待遇比监狱稍好，不以劳动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称为“训练团”，住的又是几十个人的大集体宿舍，监狱里牢房的那一套当然是没有的，房门也绝不上锁。除了继承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这些俘虏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条，就是“组织学习，改造思想”。这里的干部，水平比劳改队的干部要强得多。相对而言之，队长们对大家的态度倒都很和善，严肃之中带有几分和气，即便是批评，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队里只有三名队长，没有看守——警卫部队只管大墙外面，不管里面——因此也不会有人在门外巡逻监视。互相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
训练团不是劳改队，不以劳动为主，而是以“训练”为主。所谓“训练”，实际上就是政治学习，就是思想改造。其主要内容，一是写材料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二是检举当年同僚们的历史罪行，三是打小报告检举本队人员近来的不法言行。队部每天都要叫一些人去谈话，主要内容，当然是听取队内人员的思想、言论、动态。郑锡麟几乎每天都要往队部跑，有时候是队长叫他，有时侯是他自己主动找上门去。上海来的这一批人心中不满，除了跟过得着的人悄悄儿耳语几句外，也不敢公开表示，因为一者有郑锡麟这样的特务分子，时时瞪着眼睛、支楞着耳朵在注意着大家的一言一行，二者还有一些积极分子也在步郑锡麟的后尘，总想用打小报告来博取队长的好感，从而达到早日释放的目的。
这里的活动日程，每周学习五天，周六从事集体活动，如搞清洁卫生、从事种菜修路之类的轻微劳动、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排演各种节目，晚上一般都有一场电影，或请当地的吕剧团来演出等等。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动。伙食基本上按照部队标准，每星期改善一次。洗澡的次数比劳动板箱厂多，而且洗的时间长，不至于刚沾湿了身子，就要从浴池里爬出来。
杨若膺在上海监狱医院休养期间，就与池步洲关系较好，来到禹城以后，他牢骚最多，意见最大，几次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到队部去质问，为什么说得明明白白要提前释放的话又不兑现，池步洲胆小怕事，没听他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独闯队部，去与队长“讲理”。队长当然不能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只能找理由解释或用好言安慰。杨若膺从队部出来，就找池步洲讲他与队长谈话的经过，同时再三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去队部，证明上海市的某首长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这里是俘虏营，不是监狱，我当过俘虏，懂得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他们不会怎么着咱们的，你不要怕。”
杨若膺经常与池步洲在一起嘀嘀咕咕，当然逃不过积极分子们虎视眈眈的眼睛。杨若膺的为人，也是最最痛恨特务分子，碰见郑锡麟盯得太紧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几句，甚至当众嗤之以鼻，给予羞辱。
矛盾逐渐上升。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郑锡麟公开指责杨若膺在“搞串连”，是“不安心改造”的具体表现。杨若膺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光明正大地找队长反映问题，有什么不可以？总比你这个贼性不改的特务分子偷偷儿打小报告好得多！”尽管多数人是同情杨若膺、鄙视郑锡麟的，但又都不能公开表态，只好嘻嘻哈哈地打圆场、抹稀泥。郑锡麟老羞成怒，要池步洲站出来表态：“连日来你们两个老在一起嘀嘀咕咕都说了些什么？”这一来，把池步洲也惹恼了，就正色反驳：“这里不是监狱，从来没有公布过不许谈天的规矩。我们说的，没有一句是‘反动言论’，用不着在这里向大家作交待！”一席话，把特务分子噎得无话可说。
杨若膺不管不顾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开头队长们还善言相劝，无奈杨若膺“逮理不让人”，老在“共产党一向说话算话，为什么这一次说了不算”上面做文章，终于把队长们给惹火儿了。于是脸色一变，不再劝慰了，而是发动全队人员进行批判，要他坦白交代近一时期来不满、串连、对抗等等一系列反动言行。于是以郑锡麟为首的一伙儿积极分子们有了用武之地，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声嘶力竭，发动攻势，墙报黑板报，漫画小品，积极配合，掀起了北上以来第一场自相残杀的肉搏战。队长并没有坐镇指挥，每天只看看会议记录和郑锡麟之流所写的汇报材料，然后晚上再找杨若膺谈话，往往一谈谈到深夜。在白天的凌厉攻势和夜晚的疲劳轰炸下，杨若膺招架不住了，只好节节败退，开始写起坦白交代材料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场战争中，池步洲虽然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因他常与杨若膺嘀嘀咕咕，也间接受到非难，要他交待揭发谈话的内容。池步洲的为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或卖友求荣的勾当，入狱以来，从来不干，这一回当然一本初衷，对所有指责，一概矢口否认，没有揭露杨若膺的任何“反动言论”。杨若膺呢，也是一条硬汉子，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没跟池步洲有过任何串连。反正是没根没据的事情，瞎咋唬一通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一场战役，也打掉了杨若膺的五百年道行，从此再也不敢神气十足地逞匹夫之勇了。他面色苍白，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前后判若两人。见了池步洲，即便擦身而过，也不搭话，以免给积极分子提供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杨若膺的批判告一段落以后，学习又趋正常化，即依旧各人写坦白交代检举材料。在这一群人中，池步洲的历史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什么“余罪”可交代，也没有什么检举材料可写。一有工夫，就拿出数学书来啃啃，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见惯了，连队部都没加干预。
医务室里有一名医生，原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双方，不俘虏医务人员，因此他可能是起义或投诚的；但是国共交战，是否也遵循国际惯例，不得而知，因此他也可能是战俘。但至少不应该算战犯。他待人和气，看病细心，完全是一名好医生。他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团里为此召开了大会，副团长和政委都讲了话，赞扬备至；他自己也致了答词，表示此生坚决追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是团里树立的样板，意思是：国民党战俘只要认真改造，也可以入党，也有光明前途，这位军医，就是例子。
总之，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战犯生活”，对来自监狱或劳改营的囚徒们来说，确实是“换了人间”，这里不再看见狱卒们阴暗冰冷的脸，不再听见令人胆战心惊的长声吆喝，不再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不再担心冻饿，而且还有读书看报的自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只可惜，队长们偏偏相信最善于打小报告的特务分子，重用最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干部的马屁精，而没有想到这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是连良心都可以出卖的无耻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