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犯人，从被捕到判刑，是心情最紧张的日子。有罪无罪，刑期长短，送到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加上那一段时间，关在牢房里，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只许面壁思过，审判员三天两头来提审，天天听的是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脑子里考虑的只是承认还是否认，生活的单调、枯燥，思想的沉重、苦闷，可以想见。
一旦判刑定案，未决犯成了已决犯，到了劳改单位，活动的场所扩大了，空闲的时间加多了，思想顾虑减少了，监规约束放松了，不管案子冤枉不冤枉，脑子里考虑的，只是如何度过刑期，希望的，只是到一个生活条件好一些、劳动强度轻一些的地方去，幻想的，则是劳改释放以后，如何度过余生，或如何东山再起。
出于各种各样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劳改犯人在监狱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
第一种人是“学习派”，他们或对前途仍抱有幻想和希望，或不愿参与犯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于是就一头钻进书本里。池步洲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中人。更多的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年纪比较轻，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学点儿外语或基础理论知识，以加强出狱之后的生存能力。当时提倡“一面倒”，什么都是苏联的好，什么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包括电灯和蒸汽机在内，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要学习，首先得学语言文字。当时连中学里的英语课都改成俄语了，群众中更是学俄语成风，因此青年犯人中自学俄语的相当不少。
第二种人是“消遣派”，他们人到中年，文化本来就不高，并不打算在服刑期间再学习什么东西，只希望平安度过刑期。为了打发下班以后的时间，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闲天儿，谈经历，讲故事。犯人中有的人口才很好，讲起故事来，不比职业的说书人逊色。有的人能把整本的说部如《三国》、《水浒》、《西游》之类演绎开讲，有的人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编现说。真是有声有色，各有千秋。
第三种人是“江湖派”，他们自称会算命看相，工余假日，闲来无事，就聚集一帮人来说三道四，信口开河。或根据掌纹，能判断你哪年走红运，哪年走背字儿；或根据面相，鼻子圆的人忠厚，倒挂眉毛的人奸诈；或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哪年官运亨通，何时流年不利，何时灾星高照，致有牢狱之灾，等等。说者天花乱坠，听者半信半疑，其实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除空虚而已。不然，他自己怎么不看看流年，不躲躲灾星，竟也折进监狱里来了？
第四种人是“悲观派”，实际上这是犯人的全部，是犯人思想的主流，谁也摆脱不了，躲避不开，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管是哪一个派，犯人中绝不会出现“乐天派”。尽管有些人下了班在监房里也哼几句京戏，唱两段小调儿，那也无非是“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多数犯人被判了刑以后，心情是极端地不平静的。他们大都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支柱一倒，家庭经济就濒临崩溃。想想自己的前途，想想家人的生活，怎么还“乐”得起来？有的犯人半夜里说梦话，甚至号啕大哭，都是为了想家。池步洲入狱以后，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也是家人的安危与生活。这一派人，平时老是愁眉苦脸，一碰见不遂心的人和事，脾气就特别大，吵嘴打架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