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以后的第二天下午，狱警突然来传呼池步洲，也不说什么事，只叫他跟着走。
到达的地方是一个布置得很简单的房间，只有一张大桌子，两张长靠背椅。一个穿呢子干部服的人已经在一张椅子上坐着。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罗俊。
罗俊到底是大干部。尽管池步洲被捕以后在审讯期间他无法来见面，宣判定案转监以后，他就有办法通过与狱方领导的私人关系进来看他了。消息可能是白须宾接见回去以后跑去告诉他的；也可能是定案以后军管会把判决书寄到了犯人的原单位。究竟是哪一条渠道传递的消息，池步洲没问，他也没说。他只是告诉池步洲：他确实曾经通知人事部门以原单位组织上的名义到公安局去查询过池步洲的案情和处理结果，但是公安局答复得很干脆：镇反运动中逮捕的人，统一由军管会镇反办公室处理，原单位只要除名就可以，不必过问。当然，如果他能够亲自出马，通过更高的层次，当然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他与池步洲的交情没有那么深，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怕的也是“旧关系”扯不清。解放前后，都有不少地下工作者为了“说不清楚”而进了牢房的。因此，罗俊既不敢也犯不着来“强出头”。今天得知池步洲的下落，能立即赶来探监，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很不简单了。
罗俊对于池步洲的历史，知道一些，但不是那么详细。听说池步洲已经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当然不会去找军管会要求复查，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两句鼓励的话，希望他彻底放下包袱，争取提前释放；同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力帮助。
池步洲颇有自知之明，懂得在“四·二七大逮捕”的特殊环境下，不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日子，像他这种牵涉到“中统特务”的案件，要争取提前释放，谈何容易！至于困难嘛，已经麻烦人家，领了人家“额外照顾”的情了，还有什么理由要人家再照顾呢？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知道这个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特别是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我也不提无理要求，难为你去做那做不到的事情。要是你还念及昔日的情谊，请你把我放在办公室里的书全都搬来，让我在监狱里也还有书可看，我就感激不尽，再没有别的奢望了。”
罗俊可能出于报恩之心，也可能是感到内疚，寻求补报，总之是果然动用了他的力量，把池步洲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经过挑选送进了监狱。由狱方盖上了“经审查准予阅读”的大红印章，交给了池步洲。
池步洲进了牢房之后居然得到“特殊恩宠”准许他看书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罗俊的力量，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脾气古怪，不顺着他点儿，他什么话也不说。在政府的眼睛里，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又认识不少中统、军统里面的头头脑脑儿，正想拿他当“活字典”，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绝密材料”。在这种事情面前，共产党有时候也会适当让步的，何况他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绝不会是“反动书籍”或“秘密联络图”，再说，狱卒们不认识的字，人民银行里可不乏高人，送出之前，当然是早就检查过了的。
这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没有宣布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进行得如火如荼，到处大张旗鼓地反贪污浪费、反行贿受贿，监狱里关进了一批“大老虎”，再次人满为患，犯人们每天只许盘腿坐着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交头接耳，更不许看书。只有这个已经结案了的犯人池步洲，算是唯一的例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看书，而且是外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