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监狱，正名儿叫做“上海市监狱”，当地人称之为“西牢”，因为建在杨树浦提篮桥街，所以习惯上都称之为“提篮桥监狱”。
这个监狱，本是上海租界时代“大英帝国”对中国人民的恩赐，也是西方文明在东方古国的具体体现。根据所谓的“领事裁判权”，租界内的中国百姓，概由英帝国主义者逮捕、审判、关押，中国方面无权过问。因此，这座监狱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标志。当时的上海，是东南亚最大的都市，提篮桥监狱，则是东南亚最大的监狱：大墙里面，一共设有八座男牢、一座女牢、一座专门关押洋人的真正的“西牢”、一座监狱医院。每座楼房，能关一千人左右，十座楼房加上一座医院，一共能关押一万多犯人。对于上海这个犯罪率极高的“冒险家的乐园”来说，设立这样巨大的监狱，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它的吞吐量大，从租界时代到解放以前，这里还从来没有“满员”过。
在晨光下，依稀能看见一座座的楼房上有许多带铁条的门窗，这就是牢房。独臂监狱长训完了话，被捕的犯人分几拨由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着，送进监房。池步洲被押解着进了二号楼，又爬了近一百级楼梯，到了第四层的“中厅”，已经气喘吁吁。这里有一个年轻的值班看守，坐在一张桌子面前监视着左右通道里的动静。武装民警把名单和犯人一起点交给他。他逐一在名单上编了号码，拿钥匙先开开通道的铁门，把犯人们都轰了进去，然后依次打开一扇扇牢房门，把犯人们按编号一个个塞进监房里。
天色虽然已经亮了，但还没有到起床的时间，原来呼呼大睡的犯人被开启铁门声吵醒，有的嘟囔了几句，翻个身接着再睡，有的就用粗话骂娘。遇见骂得十分难听的，看守就大声训斥，然后吩咐监房里的“号头”安排铺位，让新来的犯人睡下。
池步洲被关的监房，进身大约有二米五，宽约二米，属于“一步楼”式结构：一进门有一块进身约半米的水泥地面，左边靠墙放着一个马桶；剩下的全部面积，是半尺高、两米见方的木板“统铺”，大小跟一张老式的双人床差不多。按照原设计，一间牢房只关一个人，最多不过关两人，现在铺上已经有四个人头朝铁门睡着。看守叫醒了“号头”，让他给“2444号”也就是池步洲安排铺位，铁门就在身后“咣啷”一声关上了。
这里的犯人编号，第一位数是牢房编号，后三位数才是犯人的编号。池步洲的编号是2444，表示二号监、第四百四十四号犯人。第一二号监，关的大都是政治犯或重刑犯，流氓小偷儿之类，大都关在七八号监。池步洲乍一听见这个号码，心里一悸愣：我今年四十四岁，怎么我的号码也是四十四？难道“四”与“死”同音，真的不吉利么？
“号头”是狱方指定的“小组长”，也叫“学习号”，一般都是进来时间较长、认罪态度较好、肯于靠拢政府帮助政府做工作的犯人。按照惯例，他睡的是右边靠墙的铺位，而睡左面靠墙铺位的犯人，脑袋正好冲着马桶。——睡觉头朝外，是监狱里的规矩之一，大概是便于狱警查监吧。
号头吆喝了几声，让其余几个犯人往右靠靠，对装睡不理的犯人，还动手拨拉推搡，在嘟囔叫骂声中，终于在左面墙脚腾出一尺来宽的地位来。号头让池步洲和衣躺下，还多少也匀给他一角薄被，没再说任何话，就各睡各的了。
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睡最后一个铺位，脑袋冲着马桶，是监狱里不成文的规矩。
池步洲突然从尚称宽敞舒适的家庭中被投入这样拥挤狭窄的监房，闻着马桶的尿骚味、犯人的汗腥味、屁臭气和口臭气，听着同监房甚至隔壁监房犯人发出的“呼呼”鼾声，想想自己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看待，再想想妻子儿女们现在一定在撕心裂肺地呼喊哭叫，哪里还有一丝儿睡意？眼睁睁地看着鸽子笼似的监房和通道上射进来的昏黄电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根本无法合眼。
好在过不了半个小时，起床的哨声就响了，号头督促大家起床，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最后全都靠墙盘腿坐下，等待看守来开门带出去洗脸、刷牙、倒马桶。
池步洲刚刚被捕，家里还没送来洗漱用具，只好暂时将就，在牢房里的习惯说法，就叫“克服克服”。人一进了这个门，不管你有罪没罪，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就一律在前面加上一个“犯”字，而“犯”字是带“反犬”旁的，至少有一半儿已经不是“人”了，还能讲究什么？
监狱里每天开两顿饭：上午九点开一顿，下午四点开一顿。按规定，未决犯每人每顿一饭盒饭，份量大约是三两，由大伙房的刑事犯炊事员按人头份儿送到各监房门口，各自取食。菜当然是素的，就浇在饭上面。监规规定：每顿饭，饭菜都必须吃完，不许剩下，更不许浪费，要是发现谁糟蹋粮食，下一顿饭就要停止供应了。
九点过后，早饭送到。犯人们等急了似的慌忙抢到手里，有滋有味地吃着，像是美味珍馐。号头把剩下的一个饭盒放到了池步洲面前，糙米饭上面浇着一勺雪里蕻豆腐。这时候池步洲心中好像烧着了一团火，一点儿食欲也没有，连看都懒得看。号头说：凡是新来的犯人，开头一两天都是这样。别说是糙米囚粮了，就是鸡鸭鱼肉，也难以下咽的。三天一过，这样的糙米囚粮，就会变成山珍海味。他问明了池步洲确实不想吃以后，就把饭平分给了大家。
吃过饭，把空饭盒送出门外，犯人们就坐在铺位上，听号头给新来的犯人读《监规》。这是例行公事，也是当号头的职责所在。按《监规》规定，犯人之间，是不许说出各自的姓名，更不许谈论案情的。但是规定是规定，只要查监巡视的看守不在门外，低声地互相交谈几句，号头并不禁止。
号里的四个犯人，虽然都是“四·二七”大逮捕以前抓进来的，但无疑都是政治犯。因为这里的犯人，基本上都是按犯罪性质划分楼房的。坐在池步洲旁边的2433号犯人先悄悄儿地问他：昨天夜里警车啸叫了一夜，抓进来那么多人，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行动，又问他犯的是什么案子。池步洲本不想说话，但是想到新来乍到，对这里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能从老号那里多知道些东西，也许对自己有用；再说，自己一肚子烦恼，说说话儿，也许能稍解心宽，就也低声地告诉他：看样子是进行全市大逮捕，各区同时出动，抓人的确很多；至于自己为什么被抓进来，无非因为自己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被算作历史反革命了。
2433号犯人自我介绍说：“解放前，我在黄浦分局当警察，是个一道杠的警士级小巡长，还不算警官，管的是几条街道的治安巡查。解放以后解放军接管了警察局，宣布警官以下一律作为”依靠力量“留用，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只要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放下包袱’以后，将近两年来，做了许多户籍核实、整顿治安、清查逃犯等等工作。如今局里各项工作刚刚有了些头绪，却以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为名把我给抓起来了。每次提审，总追问我解放前抓过几个地下共产党员。我在旧社会当了十几年警察，因违犯治安管理而抓的人，少说也有好几百个了，谁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即便真有共产党，能告诉我么？看样子，一进了这个门，是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这时候号头插了一句话：如今上海还没有法院，凡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在公安分局就解决了；凡是与政治有关的案子、杀人放火的大案子，或者牵扯到婚姻、房屋、债务之类民事案子，才关提篮桥监狱，由军管会政法领导小组审问宣判。他开导池步洲说：“把你关进这里来，绝不会是解放前你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大问题没说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坦白，争取早日结案，早日到劳改大队去劳动，生活比在监狱里要好得多。要不然，长期关在这里，永远结不了案子，也永远见不到家属。”
池步洲正奇怪这个号头既然什么都知道，怎么自己不争取把问题都说清楚了？2433号犯人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代号头解释说：“解放以前，他也是黄浦分局的，不过他是个‘三道头’警长，是我的上司，解放以后没有留用他，也没有逮捕他。他自己到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处登记，坦白自己参加过军统组织，从此公安局三天两头找他写材料，今天要他检举这个，明天要他证明那个。到了今年年初，干脆把他抓了起来，关在这里，拿他当活字典用，还说这是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可以毫无顾虑地检举他所知道的特务分子。这一关，已经在这里关了三个多月，到今天还没有结案呢。”
池步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解放前，是无法无天的社会，除非是秘密逮捕，凡是公开逮捕的，第一允许有律师辩护，第二也允许家属探监；如今是新中国了，在这一点上，怎么还不如旧社会？
正沉思间，又有几辆警车啸叫着先后从外面开了进来，好久之后，才听见开铁门、关铁门的声音从远而近，终于池步洲的监房里也被塞进两个犯人来。
按照监狱的原设计，牢房有大小之分，以适应不同身份的犯人。最大的牢房，能关二三十人，最小的牢房，只关一个人。从这间牢房的大小看，原设计也许只关一个犯人，最多也不过关两三个犯人。即便按三个人算，每人还有半米多的铺位，如今一下子关了七个人，每人只有二十厘米的铺位了，晚上怎么睡觉？
新来的犯人全部送进监房，又把昨夜抓来的犯人一个个提出，押送到楼下一间大房间里核对登记表格和按捺指纹卡片。先由一名警员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事先填好的登记表来，按姓名、年龄、籍贯、住址、案由……等等逐项询问核对。轮到池步洲核对了，他看见表格的“案由”一栏上，写的是“反革命”三个字，犟脾气发作起来，不但坚决否认，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自己抗战期间有功，解放以后无罪。核对表格的警员也不理他，问过以后，就把表格交给另一警员，让池步洲捺印指纹：用油印机的滚筒蘸上油墨，在一块玻璃上来回推滚，等油墨涂匀以后，先每个手指头蘸上油墨，在一张大卡片上摁出十个展宽了的指纹，再整只手掌蘸上油墨在另一张卡片上摁两个全手掌掌印。
池步洲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从道理上说，没有判刑的未决犯，既可能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罪的，从身份上说，还是公民。提取指纹留存档案，只能对已决犯进行，或对与指纹有关的嫌疑犯进行，怎么可以稀里糊涂地胡搅一锅粥，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否有罪，一加逮捕，就先提取指纹留档呢？这种做法，简直是无视人的尊严，是违反“人权”的。
他当然不懂得，在那个年代，“人权”这个概念，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对无产阶级来说，第一根本就不承认有“人权”的普遍存在，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者的权力，根本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力；第二即便真有“人权”这种东西，也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共产党代表革命，代表人民，代表祖国，因此也就是必须服从共产党的需要。解放初期，大陆推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没有舆论监督，虚设监察机关，以致后来流毒泛滥，造成下面以权代法，上面“金口玉言”，一个人说了算，归根结底，推行“人治”而不推行“法治”，是一切错误的总原因，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总根源。
解放初期，我就在上海的政法部门工作，对当时的办案情况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的。从道理上说，法制机关本来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但是解放初期的法制机关，往往是最不讲理的地方，或者是“讲一面理”的地方。因为“法”属于上层建筑，“理”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人从不同的阶级偏见出发，各说各的理，那自然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一个人被捕，有两种可能，一是有罪，一是无罪。作为司法人员，首先必须甄别抓来的人有罪或无罪。但是解放初期的司法人员出于阶级偏见，往往在“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是共产党抓来的，所以绝不会错”的错误论证法指导下，对抓进来的人，不是先去甄别其罪错的有无，而是一概肯定其有罪。于是，任何人被捕，哪怕你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依旧对党忠心耿耿，却一进门就要你认罪。不认罪的，就是态度恶劣。世界各国的法律，量刑的标准主要是罪行的大小，认罪不认罪是次要的。罪犯不认罪，只要铁证如山，也可以根据其罪行判刑，但并不加刑。中国的解放初期，对于罪犯“态度的好坏”看得很重：重刑犯因为态度好可以减刑，轻刑犯因为态度不好可以加刑。当时执法机关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管你有罪没罪，凭你这恶劣态度，就可以判你的刑。”于是，量刑没了标准，法治就变成人治了。
从常情分析，一个没有罪的人，被铐上了手铐，关进了牢房，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摧残与折磨，心情的“不愉快”，当然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人道德、修养、认识、情操都很高，懂得任何政法机关都有抓错人的时候，因此耐下心来，与政法机关合作，把自己的冤情剖析明白，从而最后达到无罪释放的目的。这就叫“有错抓没有错判”。但是具有如此高尚情操的嫌疑犯和审判员并不是很多，多数人无罪被捕，总是火气极大，呼喊顶撞，也在所难免；而司法人员则更不冷静，虽然那时候上海地区的司法人员还不敢公开地用刑，拍桌子、瞪眼睛之外，采取“疲劳轰炸”“限制饮食”等等变相体罚来迫使犯人认罪的事，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执法人员，在定案之前，头脑中绝不能先认定被审问的人有罪，不然就是先入为主，不可能客观地、公正地办案了。一个审判员，要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一想：如果你也无罪被捕，你的心情如何？但是解放初期的办案人员，没几个会这样想，多数人的逻辑是：你是共产党把你抓来的，一定不会错。你不认罪，申明自己无罪，他就会反问你一句：“难道共产党错了吗？”如果你真的回答说“正是共产党错了”，那可就不是态度恶劣的问题，而是“污蔑共产党”、“攻击共产党”的问题了。那年月，谁说一句共产党不好尚且是大逆不道，为当局所不容，敢说共产党有错，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不严惩你，严惩谁去？
池步洲长期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一向以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固有道德和人性良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对共产党的认识方法和行为准则一无所知，难怪他解放以后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法令格格不入，最后终于被当作反革命抓进监狱里来了。
有道是“识事务者为俊杰”，池步洲从半夜被捕直到关进了牢房，并没有大吵大闹，而是逆来顺受，考虑的是如何洗刷罪名，还我清白。
但是对于当局未经判决就认定是反革命、就强迫提取指纹手印一事，他却实在无法接受。手印一摁，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了吗？按照他的性格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认识，真想拼一个鱼死网破，也不能接受这种“非法”的对待。可是想到妻子儿女，想到只有活着才能最后澄清自己的问题，只好一忍再忍，也和其余犯人一样，任凭人家怎样摆布。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当他搓着一双无法洗静的“黑手”、满噙着热泪回到监房来的时候，当天新来的犯人问他：“过堂了？”他还没回答，老犯人以“行家”的口吻反驳他说：“他只比你早来几个钟头，怎么会提审？你没见他两手墨黑，和你一样？他是昨天下半夜抓进来的，这是补上‘弹钢琴’这一课去了。告诉你吧，这里的规矩，不关你三天五天，是绝不会提审的。你要问他，他说是案子多，没排上队，其实是杀杀你的火气，把你的火气杀下去了，他再来慢慢儿地消遣你。反正他不着急你着急。”
池步洲没有说话，从这个“行家”的口中，他知道自己既然不幸而进了这个门，只好继续忍耐，只有听任别人摆布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