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改从香港进口质优价廉的美国货或日本货，以节省宝贵的外汇，用于更需要外汇的建设项目。
这一建议，如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在“破坏中苏关系”的大帽子底下，划为极右分子是跑不了的；如果再晚一年，在“大跃进”中提出，那么“勾结美帝国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反革命”的帽子立刻就带上了。解放初期，对待留用人员的政策比较“宽松”，倒是没有立刻就扣上帽子。按照“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的立会原则，任何意见都是只许听不许解释的。但是这一意见不是对哪一位领导干部而发，而是对“一面倒”政策而发，因此“流毒”必须肃清，“恶劣影响”必须消除。所采取的办法，则是召开大会，由党组织出面“说清楚”。
大会上，先由不善辞令的马书记简单致词，说明召开这个大会的原因和目的，然后由能言善辩的陆副书记登台讲话。他首先泛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及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客观规律，接着描述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对比，又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劳动人民身受残酷剥削过着非人生活、资产阶级用剥削所得穷极奢侈地过着腐化的生活，特别联系到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的穷兵黩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扩张侵略，等等。说得慷慨激昂，人人为之动容。
讲完了国内外形势，接着谈银行内部某些人的“糊涂思想”，也就是进口苏联机器不进口美国机器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苏联机器之所以贵于美国机器，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是国家的，工人是主人翁，不受剥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所以工资高，造出来的机器成本高，卖出来的价格当然也高。这个道理，大家难道还不理解吗？美国的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是奴隶，身受残酷剥削，剩余价值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工资低得很，生产出来的机器，卖价当然就低了……
“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工人是阶级弟兄。买苏联的机器，让苏联多赚点儿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买美国机器，等于让资本家多赚钱。助纣为虐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多花点儿钱买苏联机器，这钱好歹落在自己兄弟国家手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真不懂吗？这点儿国际主义精神，你们难道就没有吗？”
大家听了这一篇妙不可言的高论，方才恍然大悟，连说：“原来如此！”“有理，有理！”大有“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死脑筋们”也开了窍，豁然开朗了。从此关于购买苏联货不合算的话头，再也没人提起了。
解放军进城，突然接收无数机关、团体、企业，要养活许多留用人员和自己的大小干部，实非易事。解放军这一次进上海，与当年进延安或进驻广大农村不一样，绝不是依靠开荒、收税图一个军民有饭吃有衣穿就算尽了财政之责。上海这个地方，由帝国主义、国民党、黑社会共同经营了几十年，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都市，一向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真是经纬万端，头绪纷繁。如何闯过经济这一关，实在是共产党能不能久占上海的关键所在。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确实艰苦朴素，清廉无比，深得人心。老百姓刚从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统治底下解放出来，两相对比，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经济问题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心的向背为转移。解放前的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老百姓深受其害，心有余悸，对纸币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来了，用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可免物价涨落生活无着之苦，使物价趋于稳定，解除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通货膨胀，对纸币的不信任感也逐渐消失。这是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胜利。但是财政之道，必须使货币回笼，方能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币值稳定；而货币回笼之道，除税收及国营企业利润上交之外，鼓励人民储蓄，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人民银行设储蓄部，顾名思义，如何增加人民储蓄，当是其职责所在。池步洲进入储蓄部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经留用人员中富有经验的高级职员研究讨论后，建议发行有奖储蓄，分整存定期和零存定期两种，既有比活期存款较高的利息，又有中奖获得巨款的希望，颇具吸引力。这一建议经报请上级批准以后，终于付诸实行。
池步洲既然是储蓄部的“一支笔”，则所有实施办法与宣传材料当然都由他执笔起草，自不待言。有奖储蓄券发行之后，储蓄部人员全体出动，或作街头宣传，或摆摊销售，收效颇高，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即相继仿效，成为主要储蓄品种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有奖储蓄又取消了。理由呢，主要是说抽签中奖的做法，近似于赌博，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拍、不协调，更不能鼓励、培养人民群众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