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交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池步洲恢复工作以后，偶然得知俞鸿谟的近况，到海燕书店去看望他。谈起前一时期“几乎失业”的经过，俞鸿谟说：他书店里正要用人，如果当时去找他，也许就不用到军管会去求姚耐了。接着又说他书店里正在编辑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家传记，依旧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手，问池步洲能否在业余时间帮他翻译点儿资料。池步洲满口答应。俞鸿谟就抱出十几本日文版的精装书来，里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传，请池步洲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按译文字数计酬。
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