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先后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专门机关工作了一年多，什么成就也没有。自己对密电本来就外行，如今找到了能发挥自己所长的抗日宣传工作，感到心安理得。对前一阶段从事密电的研究，觉得是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
一九三九年二月，池步洲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正干得来劲儿，一天，突然有个不速之客登门拜访，自称是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的科长，姓周名驾山。坐定之后，周科长开门见山地说：“为了抗日战争军事上的需要，我们总台长王景禄少将奉何应钦部长的面谕，要组织一些专门人才成立一个研究组，从事日军的密电破译研究。何部长久仰池先生精通日语，对密电的破译造诣颇深，特别指示我们总台长，一定要把先生请来，主持这件事情。请池先生以党国为重，屈尊帮忙。”
池步洲一听，笑了起来说：“周科长今天算是找错了人了。咱们以前虽然不认识，彼此都是为抗日献身的人，实话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国抗日，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经朋友介绍，去破译日军密电码。这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窍不通，不过因为我懂点儿日文，当时又没找到适合于我的工作，只好破门而出，姑妄一试而已。一年多时间中，先后换过三个单位，不是频繁调动，就是忙于撤退，根本没有好好儿静下心来学点儿什么，更谈不上研究了。所以直到现在，依旧是一窍不通。不瞒你老兄说：这一年多来，日军密电是什么样儿，我连见都没见过呢！”
周科长神秘地笑笑：“池先生的经历和抱负，我们何部长和王台长是早就知道而且十分佩服的，池先生不要再客气了。池先生不拿我当外人，我也自当对池先生推心置腹。实话告诉池先生：我们军用总台，不但已经侦收到了日军的密电，而且数量不少。现在缺少的就是如何把这些天书破译出来，把它变成宝贝。这件事情，我们何部长认为非君莫属，请池先生一定帮忙。”
池步洲听说他们已经侦收到了日军密电，不由得心里怦然而动，有点儿跃跃欲试起来。他这个人，从小求知欲就极强，而且不相信世界上有学不会的东西。这一年半来，他名义上是从事日军密电的研究，但由于报务员的无能，始终没能侦收到一份日军的密电，以致一年多的光阴虚度。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一工作，心里一直感到十分遗憾。如今听说军政部已经收到了日军的密电，倒真想见识见识。只是现在他的岗位在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有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想试试也不可能了。沉吟了半天，只好无可奈何地推辞说：
“承何部长和王台长不弃，抬举在下。可惜我对密电确实没有研究，有负重望。我现在已经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供职，每天有我对日广播的宣传节目，无法分身。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很对我的心思。再说，即便我真有研究密电码的本领，也愿意到您那里去，我到广播电台才两个月，屁股还没坐暖呢，总不能因为另有高就又开口求去吧？”
周科长听他说话的口气有了松动，立刻抓住不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用商量的口气探询说：“池先生身负重任，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敢请池先生放弃现在的工作到我们总台来专门研究密电码。好在我们也是刚刚开始，规模不大，池先生如果肯答应，只要每天晚上去指导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并不妨碍池先生白天的工作的。我们每月送来二百块钱的车马费，请池先生不要嫌少……”
话说到了这一步，池步洲也不便于固辞，只好说：“既然周科长一定要在下帮忙，不妨试试。咱们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不过懂点儿日语，对密电码确实外行，只能当个助手，尽力而为。但不知军政部现在有多少研究人员？”
周科长不好意思地笑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有池先生一个人。不，正确地说，是半个人。一切全仗先生帮我们从头组织。收报人员，可以从总台调用，要几个就给几个，收报机也一定给最好的；研究人员嘛，就请先生物色聘用，名额不受限制。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池步洲一听，又犹豫了：没想到军政部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在这以前，竟还一个人也没有。他想：自己对日军的密电码确实没有研究，在机密二股现学现卖，也不过对中文密电知道个大概。两国语言不同，懂得中文密电的编制与破译，不见得对日文密电有用。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破译日文密电的专家。既然大家都是外行，人多并不一定力量就大，更何况就是想请，也不一定有合适的人选。所以考虑再三，觉得与其把摊子铺得太大，将来一事无成难于收拾，不如摊子尽量铺得小些，将来成则可以扩大，败则随时收摊，来一个小大由之，缩放如意。考虑成熟，就说：“周科长既然把组织大权交给在下，我当竭尽全力去物色适当的人选。目前请你们先找一个清静点儿的地方，把电台架起来，再给我两个报务员，每天侦收日军的密电，晚上我去探讨研究……”
不等池步洲把话说完，周科长愕然惊问：“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您一个人？”
池步洲笑笑：“破译密电码的人才，不是满街上到处都能找到的。要相机物色。目前不是只有我半个人么？有半个人，不妨先上半个人，干起来再说。如今日军的密电已经截到，破译任务紧急，不能等待人马到齐了再开张。咱们这叫‘骑着马找马’嘛！您说对不？”
周科长含笑点头，十分佩服池步洲的抗日决心和办事的精明能干。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接着，周科长经请示了总台长，在重庆两路口附近找了三间民房，把截获过日军密电的报务员黄咸益和另一个姓张的报务员调来，架上电台，分日夜两班侦抄日军的密电。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地址在上清寺，池步洲的家在观音岩下面的蔼庐，离两路口都不远。
于是，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池步洲白天在中央广播电台写稿、播音，晚上到两路口这个还未命名的研究机关上班，一共两个半人，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的破译研究。这里的三间民房，中间一间是机房，旁边两间，一间是报务员的宿舍，一间是池步洲的办公室。池步洲请木匠在机房与办公室之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窗户，他每天晚上都到办公室去静坐研究。夜班报务员截到的无线电报，随抄随递，十分方便。因为白天有太阳黑子的活动，对无线电波的干扰比较大，因此无线电的收发，夜间的工作量大，误差也小。
后来池步洲才知道，军政部之所以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下面单搞一个日军密电的破译部门，是因为军用总台的报务员收到了一些发自东京的密码电报，从迹象分析，好像是军用密电。同是“此中人也”，总台台长王景禄当然也知道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组一直就没有侦收到过日军的密电，更遑论破译了。他把这个消息向何应钦作了汇报，按说，军用总台应该把侦收到的电文连同日军密电的拍发时间以及电台频率等等都移交给密电研究组才对。但是何应钦存了一点私心：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部门，集中了那么多的人员，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一无所获；而自己的下属在无意中得到了这一电码，轻易送出，岂不是把功劳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把密电码破译出来，这功劳可就是军政部也就是他何应钦的了。
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交通部电政司温毓庆属下的密电检译所，有传闻说早就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这一消息，何应钦也听到了，但又无法证实。因为温毓庆在公开的场合从来不提这件事情；霍实子来到“陆军密电研究组”以后，也从来不提这件事情。外界对温毓庆的密电破译工作有三种猜测：一是军委属下的这个秘密机关，牌子标明是“陆军密电研究组”，“非陆军密电”的“外交密电”，不在研究之内，因此温毓庆根本不提这件事情；二是温毓庆想把这一成果留给自己，作为可居的奇货，以便善价而沽；三是霍实子根本就没把这种外交密电破译出来，或曰还没有彻底破译出来，因此无法公开也不敢公开。总之，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老听说霍实子破译了外交密电，却没见他亮过一次相，也从来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过，正所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者是也。
军政部对温毓庆的研究成果也抱怀疑态度，在发现日军密电的前提之下，何应钦从私心出发，乘虚而入，决定组织力量，单独作战，期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