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破译日军密电码这件大事，不是军统所作，就是中统所为，于是糊里糊涂地把这一功劳加到了戴笠或二陈的头上。例如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而戴笠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政协编的《江山戴笠》一书的《戴笠小传》（申元著）中，即有这样一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戴笠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规模粗具。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组成以温毓庆教授为主任的特种技术研究室，进一步加强破译技术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九年，于俘虏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五十字母组成方法，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年，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侦收机达五十架，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打开中美情报合作之门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话，虽然是半官方（县政协）发布的，看起来似乎也很明白，但有的则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军统局内部根本就没有密电研究人员，详后文）；有的则一望而知为牵强附会（例如“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侦收机达五十架”，岂非人手一架？），有的则故意阴差阳错，语焉不详，似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破译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不是军统局人员所破译，也是军统局打下的基础，如此等等。
由于事涉军事秘密，国共两党的政府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正式发布过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间性的。有的国家，规定了保密的时间限制。例如英国，把国家级机密限制在三十年以内，过了限期，才允许当事人发表回忆录。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有关这件大事的经过，竟一直没有详细的报道，而关于破译这份密电码的功臣，却已经有两家报刊略有透露：
其一：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天天日报》在其“出炉新闻”栏以醒目标题《莫名其妙的反革命》发表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五天，中国有人攻破了日本密电码，预知日方采取行动，美国不信此消息。中共上海法院，则于一九五九年把这个电码专家判为反革命……
本文报道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霍实子，现仍健在。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名翻译日本军事密码专家，曾为抗日战争立过功，但一九五九年在上海法院，被判为“反革命”……直至今年二月才摘去“反革命”帽子，但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最近写信向在港亲人表示：他认为自己被判为反革命是一桩冤案错案，要求复查，予以纠正，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前五天，他又译出日本外务省拍给驻美日本大使的密电，说饬令驻美使馆马上焚烧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
当时霍氏将电文译出之后，又写上了译者按语说：“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电令驻华各领事馆，马上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本普通本，由此可以肯定日本决定对美发动战争……”
报道的中心，是为霍实子先生鸣冤，但所提到的“另一件事”，分明指的是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短短一则新闻，写得颠三倒四，不知所云，本是中文水平不高的港报记者一向的文风，但这却是第一次有名有姓明确地说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霍实子”的重要报道。仅在日本，就见有两家报纸予以转载，有了一定的影响，很可能已经被史家作为野史旁证予以辑录。
其二，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海小说》第六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纪实文学《大墙忆旧》，那是我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括苍山风云录》（暂名）中的两章，其中以“中统特务池步洲”为小标题，浮光掠影地描写了破译这一密电的奇人池步洲及其在狱中的表现。这是大陆出版物上首次有名有姓地指出“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者为池步洲”。
我写此文的素材，来自与池步洲同监的犯人、我少年时代的邻居、同学陈先生，内容道听途说，经过辗转流传，并非第一手资料。尽管所有细节都是池先生亲口所说，但由于事隔四十多年，当时又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叙述者的记忆，鱼鲁亥豕，在所难免（例如说他是中统特务、当过少将参谋长、毕业于厦门大学、是官费留学生等等，都与事实不符）。
文章的末尾，我有这样两句话：“今天这部回忆录发表了，我十分希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在偶然的机会看到。那么，关于池步洲的故事，就可以凑完整了。”
我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一九五六年二月池步洲离开上海监狱的劳改工厂——军工路劳动板箱厂以后，他的故事也就嗄然而止，没了下文，对读者来说，意有未尽，写上这两句，算是有个交待，并不真的奢望他的夫人或公子能够看到。
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那篇文章发表以后，适逢池先生的二公子正在上海，立即将那一期《上海小说》寄给了他父亲。池老先生披阅之余，立即给《上海小说》编辑部写信，不但没对我的报道失实有所指责，反而褒誉备加，令人汗颜。来信全文如下：
《解放日报》编辑部诸位先生，乞转
《上海小说》编辑部关关、牟春霖两先生赐鉴：
敬启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旬，我蒙上海一位亲戚特别关心，航空寄下贵刊九四年第六期刊登的先生大作《大墙忆旧》全文，计69至86页共19页，文采潇洒，笔锋犀利，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堪称杰作。而关关、牟春霖两位编辑先生亦在文末介绍称：“作者自称，所有的人和事均源于目击身历，绝非面壁虚构”，这更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原文自75页起，涉及我的囹圄过程，亦颇详尽，基本属实而又充满善意，关怀备至，并热切希望我的家属能够提供我是否健在的消息，俾可凑整有关我的故事。仰见隆情高谊，铭感五内。现恳请两位编辑先生设法转告先生：我池某现还活着，乙亥年即臻米寿，顽躯尚好，笔耕不辍：八三年出版了《日本遣唐史简史》（七万字），颇获海内外好评；九四年四月又在上海出版了《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二十万字），第一版在几天之内即已售光，现正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再版中。此外尚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海内外刊物上。总之，我深切盼望与先生通信联系。
专此奉恳，顺颂
撰祺！
池步洲拜启
94.12.15
另附《小记》如下：
（一）我绝对不是“中统特务”，必须加以澄清（附上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我冤案彻底平反的判决书及李直峰先生亲笔证明等复印件各一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我于七月二十五日挈妇携雏，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国民党政府下令全国各机关物色留日人才，送往军委会从事破译日寇密电码工作，我获其选，中统局不过过渡而已。先生八十万字巨著一旦问世，则我将戴着“中统特务”这个高帽子“遗臭万年”矣。故这个玩笑实在开不得，必须加以澄清。
……
（二）我一生只作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上海小说》编辑部把池老的信转来给我，借此因缘，我得以与池老先生建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从他处获得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手稿及多种极为珍贵的史料复印件，据此完全可以肯定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是池老先生，而非霍实子。
无独有偶，就在我与池老先生已经联系上以后，忽然又接到了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第三小学孙吉英老师的来信，全文如下：
先生：您好！
非常偶然的巧合，看了你九四年第六期《上海小说》中的一篇文章——《大墙忆旧》。其中“中统特务池步洲”一节，很受感触。我马上就写信给你。但时隔几个月，没音讯。后来到处打听找你。由于我单位同事的爱人在解放日报社担任领导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才知道您现在在北京。今天写信给你，但愿你正是我要找的作者。
我是上海四川北路第三小学的教师，和您的恩师——池步洲老先生的一家是邻居。文章中的池老先生入狱以后，他的一家从公馆搬迁到了新华路73弄57号四楼（人民银行宿舍），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
生活中的池妈妈——白滨英女士，这位善良的日本母亲，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沉重的生活担子。他们有五个子女：老大（书中写的当兵的儿子）、老二是儿子，老三是女儿，和我一般大（属小猴的，1944年12月生），老四是女儿，最小的是儿子。自丈夫离开以后，池妈妈后来在上海第一织布厂当保育员。几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弟弟妹妹的学费，都由大哥从部队省下的津贴费承担。人们很难相象，这位贵族小姐精神上、生活上几十年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和池老先生的大女儿一样大小。我们是从童年时代就一起长大的。由于她大哥很早就当兵，二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十几岁就到江西九江工作，家里还有大妹、小妹和小弟。我的父亲是水电工，解放以前也在银行工作（当公务员，送汇款），抗战胜利以后从四川重庆调到上海，我们也住在人民银行红庄宿舍（新华路）。在当时那个重成份的年代，池老先生的子女受到了人们的歧视，而我们家对池家很照顾。所以在最艰苦的年代，我们是患难与共的。
值得欣慰的是：您要找的老师和好友——池步洲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二老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在日本。我已经有几年没和他们通信了。九四年，我弟弟曾在新华路巧遇到池家老二，说二老身体很好。
如吴先生要与池老先生联系的话，请收到信以后，能写一份足以让池步洲先生相信的证据，我寄到日本，池老先生会给您写回信的。
祝您
幸福！
您的读者
孙吉英
1995.3.10.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可想而知。
尽管孙女士的第一封来信可能因寄到解放日报社被作为“无主信件”未能送到我的手上，但是在她的努力之下，这第二封信总算寄到了。拳拳之意，令人感动。古话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在那个“重成份”的年代，因“中统特务”而入狱的人，其子女必然会受到同学们的歧视，在那苦难的童年生活中，能得到这样一家“芳邻”的关怀与照顾，应该算是他们不幸中的些许幸福吧？
孙女士不知道我已经跟池老先生联系上，通过她找池先生，当然没有必要了；但是有关池先生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少的，正是他入狱以后他家庭的苦难。在国内有这样一位对他家了如指掌的人，我能放过她吗？
为肃清《大墙忆旧》一文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已经请《北京晚报》的记者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该报的第二版上发了一篇题为《他破译了“虎虎虎”》的报道，算是公开为池老先生“正名”。《北京晚报》发行一百多万份，此文在国内外又已经有好几家报刊予以转载，也算颇有影响的了，但是我还意有未尽。因为报纸的篇幅有限，短短一篇“千字文”，“感慨系之”即占一半，破译经过之类当然也就无法细说，而池老先生的事迹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富有传奇色彩，为此，就决心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撰写几篇比较详细的报道，以饷读者。
这些报导，越写越详细，发在《追求》杂志今年第二期上的，不过几千字；《上海小说》今年第三期作为《大墙忆旧》的姊妹篇刊出了《破译密电的奇才》，也不过将近一万字，此文《作家文摘》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三日分两期全文转载了；我的老友、《辽宁日报·大周末》主编李宏林先生听说此事，要我介绍得详细些，于是我给他写了四万字，分八期连载；广西的《小说世界》也对这一报导感兴趣，要求我还要写得更详细些，于是他们腾出主要篇幅，出了一个专辑，发了将近十四万字的一篇报导。
这些报导，大都寄给池老先生过了目。池老先生立即回信来，一一指出了传闻失实与错误的地方。为此，我又萌发了出一内容比较正确的单行本以便永久留存的想法。我的另一个老友、青岛出版社的年维佳同志对这一题材很感兴趣，大力促成，于是欣然命笔。这部书，从一篇短短的报导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经过情形，盖如是也。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资料，文章初稿写出来了。我要求池老先生提供当年的和现在的照片。但是池老先生顾虑重重。他现在全家旅居日本，恰恰当年他又是日军的第一号克星，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的右派势力至今依然存在，对五十年前的失败还不服气，总想有朝一日恢复军国主义。就在有关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电码的消息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以后，已经发现有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他家门口转悠，甚至有人自称是某报记者闯进家来面对面地质问当年日军的密电，是否为他所破译。我的这书如果接着出版，再配上照片，他的辉煌业绩倒是如实报导了，但是麻烦也有可能接踵而至了。年届八八高龄的池老先生，历经沧桑，对身外浮名已经十分淡泊，只愿平平安安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的道路，不再横生枝节，不会祸延子孙，于愿已足，因此不但不能提供照片，甚至不同意继续报导他的光辉业绩。后经我再三力请，方才于三月二日将照片寄来，并附信如下：
尊敬的大师尊鉴：
二月十五日曾有长函奉复，谅早邀尊鉴矣。我固深知大师一番善意，欲为我正名（扬名），衷心感激，永铭肺腑。但我也有“两难”处境，且已老迈（八十八岁），就火在迩，把“名”看得很淡。一切听大师安排可也。
我已于三月一日冒险回到神户旧居，颇有“回乡”感受。当即寻觅旧照数帧，附函呈阅。过几天再到照片店重拍最珍贵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夫妻合影，那是呈赠大师留念的，请勿寄还！
我已看破一切，《一片丹心……》全文当前无意发表。大师只要择其片断（例如，如何破译日密的最初着眼处及珍珠港事件由我破译的霍实子先生来函证明之类，任凭大师加以演绎小说化），由如椽大笔加以发挥斯可矣。总之一句话，请大师不必为我太费心力，是所至祷！
专函奉报，未尽欲言。顺叩
撰安！
老朽
池步洲拜启
95.3.2.
能够得到池老先生的十几张照片，其中有几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算是“出土文物”了。真正不易。更加不易的是：在他这样“两难”的处境下，蒙他慨允，任凭我将他的故事演绎小说化。我激动不已，感激莫名，作为后学，真乃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唯恐一字不慎，一语不妥，歪曲了历史，亵渎了池老先生光辉的形象，那可就罪恶深重，万劫不赦了。
尽管我编造情节、虚构故事是拿手好戏，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性，更为了尊重池老先生的人格，我却不敢空穴来风，闭门杜撰。不知道的事情，宁可暂付缺如，待之来日，也绝不面壁虚构。为此，文章中难免有若断若续之处，特别是池步洲先生劳改释放到平反昭雪这二十年时间中的遭遇，写得很少，非不写也，实不知也。愿读者有以谅之！
此外，书中材料来自多方面，而池先生目前又不在国内，无法一一核对，因此书中所写，难免仍有与池先生的经历不符之处。好在池老先生的回忆录《一片丹心破日密》等不久即将在海外出版，作为信史，当以他的著作为准；我的文章，读者诸君不妨以小说看待之可也。
吴越
1995.7.25.
北京
本书1995年由青岛出版社初版，名为《蒋介石的绝密王牌》；后来重印，改名《侍从室最高机密》。书出后，据我所知，全国有16家报刊加以转载、连载或摘要发表，其中《黑龙江日报》和《青岛生活导报》是全文连载的，《深圳晚报》则将全文压缩为24段分24天用整版的篇幅连载，影响可谓不小。期间关于池步洲先生是否真正破译过日军的密电码，还引起过史学界的讨论（详情见本书附录）。